袁亚平：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作，1972年，我在乐清中学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校刊《山花烂漫》，这一年4月，我在县级刊物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夜宿李庄》。我对文学的爱好从没有断过，1974年在乐清汽车配件厂当工人时，还不忘学写诗歌和散文。我自以为是处女作的一首诗《钻工谣》，就来自机声隆隆的车间，发表在当时省级文学刊物《东海》上。所以说，是少时对文学的向往，之后的人生历练，使我手中有了一支文学的笔。
记者：您的新闻工作起步于浙江日报，请问您又是如何与浙江日报结缘的？
袁亚平：那是在1975年10月，我参加了乐清县业余通讯员会议，写了一篇通讯《食品站办起“猪医院”》，没想到，后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这算是我和浙江日报的首次结缘吧。3年后，也就是1978年9月，我终于进入了浙江日报，学习如何当一名记者，自此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在浙江日报的那段日子里，有什么是您最为难忘的呢？
袁亚平：那实在太多了，你看我的文集第一卷，里面有我很为珍惜的老照片，它们记录下了我在浙江日报的一点一滴。
这张我在1979年4月采访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照片，是当时报社领导傅通先带领我和浙江省军区两位同志，赴广西前线采访的。我们沿着战壕，钻进猫耳洞，小小的洞里，地面全是红泥，战士用油毛毡贴住洞顶和四周，再用竹签钉住，铺上一些稻草或者毯子。战士吃的是罐头，有时军用水壶里的水喝光了，就以草丛里的露水来解渴，伏在战壕里用潜望镜观察对方。战火中的前线，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强了。
还有这张，我的结婚照，上了1981年12月30日《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我当时作为浙江日报团支部书记，带头参加了省级机关集体婚礼，省长是我们的证婚人呢！我想，这样的例子在这家省报的报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还有这两张，那是在1986年12月，我作为策划者和参加者之一，开展了“边疆万里行”大型采访活动，后来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壮举”，还被评为“中国报刊界十大新闻”之一。浙江日报编委会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持这项采访活动，当时浙报总编辑郑梦熊亲自到北京出席了出发仪式。我真的很感谢浙报给了我最好的锻炼机会，告诉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应该如何去承担起社会责任。
再下来，就是1993年4月正式调入人民日报社做记者了。这些都是我记者生涯中比较难忘的几个转折点，我的新闻观和社会价值观都在这期间定型。
记者：多年的积累让您出版了14卷的文集，殊为不易，您能谈谈创作时的心得吗？
袁亚平：我很感谢浙江历任省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很感谢人民日报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给我创作的氛围和条件，不可能有今天的14卷文集。我是浙江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总是一往情深。浙江是块福地，给了我生长的环境，也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在我写完《阅读浙江》后，心中更明确了一个使命，那就是，敏感地把握重大题材，真诚地反映现实生活。
记者：您所撰写的《为民好书记郑九万》获得极大的好评，这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记者是如何深入采访和写作的，您能谈一谈写作者该如何接触采访对象吗？
袁亚平：真切地深入生活是最为重要的。2006年2月下旬，我在郑九万家里，与他一边烤火一边用温州土话拉家常。当郑九万敞开心扉时我感动不已。我得到了一些独家新闻，了解到许多生活的细节。我在村两委办公室，采访乡村干部。我在村民家里，用温州话直接同他们交谈。我在九间大屋，中午吃着村民烧熟的饭菜，真是格外香。我在后九土夅村，上上下下走了个遍，就想多多体验村民的日常生活。之后，我又在温州市、永嘉县多方采访，就是想多多了解产生郑九万的文化背景。你只有深入生活，深入挖掘生活的细节，才能使作品生动丰满，才能使作品感人至深。而一部好作品要表现好人民的生活，要生动地显示人物的个性化和文化的地域化，更要追求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境界。
记者：那么，一位有社会担当的作家，在您眼里又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袁亚平：当下社会，正如一片热带雨林，炽热的阳光和茂密的森林组成了蓬蓬勃勃的主体，而那些愚昧的，落后的，贪婪的，丑恶的种种，恰似无穷无尽的藤蔓纠缠着，相伴相生。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就把这些东西清除干净。我们要以豁达从容的心境去面对一切。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生动的表达力，深刻的批判力，还需要有真诚的感染力。
作家要有文学品格。现在出书很多，五花八门。那些宣扬拜金主义、娱乐至上，有的发行量还很大。人心浮躁，众生喧哗，都想一夜暴富，都想一夜成名，庸俗，低俗，媚俗，这真是社会的流行病。我们的文学是迎合这些消费需求，还是坚持基本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我的心中很明确，文学要坚持崇高和纯真的品格，为人民而担当，为时代而担当，为历史而担当。
作家还应该首选大题材，作为人类的良知，他关注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的完善。在当今世界的格局里，我们中国的大国地位，我们浙江的先锋姿势，与之相呼应的，当有史诗般的鸿篇巨制。那些事关国家、社会、公众的，那些具有历史厚度、时代特征、未来趋势的，那些表现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浩然之气的，应该是大作家心仪之作。作家不应陶醉于“小我”，在狭隘的泥沼里打滚。作家更不应迎合世俗，甚至媚俗，低俗，把自己廉价出售了。
作家也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在写《大国根本》的时候就有切身感受。纵向的时间轴，已经超过了60年；横向的空间轴，已经从中国到了德国，到了英国。面对这样的时间轴和空间轴，我个人太无知了，太渺小了。我唯有以读书来弥补，充实。为此，我买了一百多本书，读的书，就更多了，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我从未见识到的领域。
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我把自己归类于后知后觉，所以告诫自己，只要活着，就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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