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出生在武将之家，其祖父曾经做过参将，武功非常好，十几岁时就能举起百斤巨石。祖父还有一手筷子夹苍蝇的绝活，挟住了之后，苍蝇并未被挟烂，而是翅膀折断。张儿时曾目睹祖父施展此绝活，并将其写入了小说《啼笑因缘》。
张恨水的父亲张钰也会武功，他在江西新淦县三湖镇任职时，曾制止了一起因婚事引发的两个村子间的大规模殴斗。当时两个村子凡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出动，连老人和女人都参与其中，上千人挥舞大刀、长矛、棍棒等，对峙着。张钰带领一队税警赶到现场，他策马冲入人群，挥动长矛，连挑十几个稻草人，次次直中草人前心。随即，他又向众人展示了百发百中的枪法。村人摄于他超群的武艺，在他的劝说下，渐渐散去。父亲的这段传奇经历，后来也被张恨水写入小说。
张恨水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先生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能背出来。先生逐渐增加背诵量，他也能迅速背诵下来。乡人传言张恨水过目不忘，母亲并不相信。一天，她将张恨水叫来，找了一本张没有读过的书，顺手拿起纳鞋底的锥子，使劲扎下去，一下扎透半本，让张背完被锥子扎到的书页。第二天早上，张竟一口气将半本书全部背出，全家人惊诧不已。
十岁时，张恨水随父亲坐船去新城县赴任。在船上，张从本家四叔那儿发现一本《残唐演义》，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到新城后，张进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每次先生不在，张就过去偷看几页。他对《三国》很是着迷，希望能自己拥有一本。从此，他便开始攒零花钱，偷偷买小说看。
父亲反对张恨水看小说这种“闲书”，张便将小说藏在箱子里。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已经睡熟，他才悄悄取出书，放下帐子，将一个小凳子放在枕边，在凳子上点上一支蜡烛，津津有味地痴读起来。
张恨水看小说，不仅看正文，也看批注，不仅看内容，也看书评。在他看来，这些旁人读来有些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
少年张恨水读《聊斋》后，对书生独自焚香挑灯夜读，引来美貌狐女女鬼的故事很是痴迷。他在一个戏台的侧面要了一个看戏的包厢，做成一个小书房，用小铜炉焚上一炉香，挑灯夜读。为了不让人打搅，他上楼后，还特意让人撤去了梯子。当然，这天晚上，他什么也没有等到。
张恨水常将读来的故事讲给弟妹们或邻家的孩子们听，中间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慢慢地，他不满足于书上的故事，开始自己杜撰。13岁时，张恨水写了他生平第一部小说，并为小说配了插图，为了突出英雄的厉害，他将打虎的铜锤画得很大，老虎画得很小，结果引来弟妹们一阵嘲笑，说他画的老虎实在像条狗。
《儒林外史》为张恨水所特别推崇，他认为《儒林外史》不着一“贬”，却通篇充满了讽刺。他又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许多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对欧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尤其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非常喜欢。他还认真读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对这部小说中的诗、词、曲很是赞赏，在这部小说的启发下，日后他创造了特有的“九字回目”。
张恨水认为中国章回体小说有三个缺点，一是缺少心理描写，《红楼梦》有一些，但还不够；二是缺少景物描写，《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关于雪景的描写还不错；三是缺少细节描写。日后他在创作时作了改革。
张恨水原本想去日本留学，但1912年秋父亲患病去世后，家中经济来源中断，他只能中途辍学，随母亲返回原籍安徽潜山。第二年，张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在苏州上学期间，他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旧新娘》（文言）、《梅花劫》（白话），并向《小说月报》投稿。他的短篇小说受到主编恽铁憔的赞许，可惜没能刊出。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解散。张恨水又一次失学，返回故乡。不久他到了汉口，随亲戚加入一个文明戏剧团，开始只是写写说明书，后来便上台表演，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还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里的卖油郎。这次演员经历给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
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遭到家乡人的白眼。因为他每次回家，都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他不事生产，还当过戏子，所以乡邻都叫他“大包衣”（包衣为胎盘，时人认为包衣无用，只能扔掉）。这时，张在文明戏剧团时认识的朋友郝耕仁写信给他，说想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到处游历，邀张同行，说明费用由他承担。张欣然前往，二人在安庆会合，化装成药商，准备一起徒步，经江苏、山东去北京。
他们走到扬州邵伯镇时，准备找个旅店休息。旅店老板发现他们不是药商，样子奇怪，要求他们找铺保才让他们住店。郝耕仁到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告诉他：“前方正在发生战事，军阀混战，你们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二人只好卖掉药品换得回程路费，打道而回。这一次游历让张恨水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了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再转为一名正式学生。但由于他无法维持生活，到北京后，不得不先找家报馆工作，维持生计。但只做一份工作工资菲薄，他只能同时兼着两份报纸的工作，才能养活自己，“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从此，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写作生涯。
著 述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的《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春明外史》。在随后的五十七个月中，张发表了长达九十万言的文字，风靡整个北京，张一举成名。
从《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首创了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定下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浑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
1926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发表，此小说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好事者就开始推测，有人说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钱能训家，一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公开答复说：“《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
时人认为，《春明外史》中的人物均有现实版本，时文彦为徐志摩，胡晓梅是陆小曼，魏极峰为曹锟，曾祖武是杨度，舒九成是成舍我，韩幼楼是张学良，何达为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报社的工作，专事写作，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写作，有时一直写到深夜12点。唯一的娱乐便是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每晚上床后，张恨水总要拥被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小说《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张对日本人也极为气愤，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但《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当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将小说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是放弃，重新写一部。张恨水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法，他整整思考一个礼拜后，开始动笔修改。
张恨水曾准备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和旧书店、旧书摊，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称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也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上面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还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处，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但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时，抗战爆发了，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都毁于战火，此后，他再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1944年初，张恨水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是前段时间死守常德的将士后，张让儿子去买来两包好些的烟招待。二人说明此次来意，是为保卫常德阵亡的57师将士请命，希望张能将常德保卫战记录下来，永垂青史。张恨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下《虎贲万岁》一书，歌颂了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八千余人在六万日军包围中，誓死保卫常德的悲壮之举。
张恨水善于写杂文，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小说外，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文字犀利老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多达一百一十余部，堪称著作等身。
风 靡
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记载，每日下午两三点钟，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春明外史》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售罄，接连数版，都迅速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就售完。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全集，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此举轰动了整个上海，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每次都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稿，似乎井水不犯河水，张恨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的第一人。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张恨水也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张恨水精心创制的九字回目，受到读者、词章爱好者的激赏，他们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回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叫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夜光》的主编左笑鸿，将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郭竹君“唱和回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吧。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小说连载到21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疾，危在旦夕时，读者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留情，免“梨云”一死，甚至有人给梨云开出救命的良方。还有人质问张恨水：“你忍心让梨云送命吗？”
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的侧室郑秀珍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对潘就毫无感情，看了《春明外史》，心仪主人公杨杏园，对新闻记者产生了好感，认识了太原报人张慎之（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张秋虫的哥哥）后，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逃到北平，终结良缘。张慎之进了《世界日报》后，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金粉世家》出版后，不仅被拍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还将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可能还是第一次。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再一次发生了“请命”风波。当读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洒下同情泪。张恨水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万枚子，看到此处，竟和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时，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超生”，不能让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张恨水“口出不逊”。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他看《金粉世家》时，曾给张恨水写过一封信，要他不可“笔下无情”。
当《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成书后，张恨水有事到江南，看到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他说：“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由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与明星公司素有积怨的大华电影社的顾天为，迅速请人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并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抢先向民国政府内政部申请了准予拍摄《啼笑因缘》的执照，并与黄金荣勾结，高薪从明星公司挖走主要演员。只有女主角胡蝶不为金钱所动，依旧效忠明星公司。时有人谣言称张学良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与胡蝶跳舞行乐。顾忌恨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谣言。于是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不胫而走，事实上两人并不相识。张恨水对顾天为的恶行十分恼怒，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公司。1932年6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终于上映。当影院已座无虚席，观众们期待电影上映时，顾竟从法院弄来一个“假处分”，带着法警来到电影院，要求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映。明星公司无奈之下，只能向法院交了3万元，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得以准时放映。接着，顾又请黄金荣出面，让内政部下令明星公司停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杜月笙居中调停，章士钊做法律顾问，交了10万银元的巨款，与大华达成了“和解”。
《啼笑因缘》自1932年上映后，先后十几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成为近百年来小说改编创下的最高纪录。
随着名气的与日俱增，张恨水的稿费收入亦愈加丰厚。上海世界书局请张恨水写四部小说，稿费按千字8元计算。张从上海带回了8000元现款，当时上海小报立即刊载出张恨水“几分钟就拿了数万元稿费”的神话，号称张“在十几分钟内，收到了几万元稿费，在北平买了一座王府，还自备了一部汽车”。
《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啼笑因缘》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
《啼笑因缘》出版后，要求张恨水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张只好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因“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1933年，张恨水送母亲回安庆时，顺便赴上海探友。张一到上海，就被书商包围，天天磨着他写续集。而且当时《啼笑因缘》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面对此种局面，又联想到国难，张写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人物都投身抗日，并且为国捐躯。这样的安排一来为宣传抗日，二来是为了不会再有续集的续集。
虽然张恨水最畅销的书是《啼笑因缘》，但他最喜欢的却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他曾对子女说：“《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太好，你去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吧。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然后再来问我。”儿子张伍的恋人第一次上门，张对未来儿媳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平新闻界差不多主要的报刊都在连载张恨水的小说。到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连载他的小说。
民国年间，曾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读者一时无法分辨真伪，亦非常热销。
《金粉世家》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张恨水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问他和《金粉世家》有关的问题。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每天晚饭后，张恨水的母亲就让儿子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张每日的“工作”，他亦乐此不疲。
《啼笑因缘》连载后的一年春天，一位身着粉色旗袍、烫着卷发、打扮入时的美丽女子总在张恨水家门前徘徊。一次，她看到张家的仆人老王，便上前打听张是否在家。老王答出门了，女子顿时黯然，掏出一封信请老王交给张。张回家后，打开信一看，里面是一首写得并不好的闺怨诗，张未予理会。几日后，这位满脸哀愁的女子又登门拜访，这次张的妹妹其范接待了她，她让其范转交给张恨水一封信。女子走后，其范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绢。几个月后，女子再一次来访，她未进门，下车便交给老王一支象牙笔杆的毛笔，上面刻有“赠恨水先生”，并告诉老王，她就要离开北平了，此次专门前来告别，同时送给老王50元，作为酬谢。说完洒泪而别。张恨水后来知悉，此女是一位官僚的姨太太，因遭遇与《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相似，颇有感触，几次想找张恨水一诉衷肠，但均未能如愿。
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是张恨水迷，每逢张的新作出版，鲁迅便买回去孝敬母亲。1934年，鲁迅写信对母亲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普通民众爱读，连被尊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也是张恨水迷。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的《水浒新传》，让人每日读给他听，这也是他病中唯一的消遣。
张学良看了《春明外史》，非常喜欢，前去拜访张恨水，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本欲聘请张恨水为司令部秘书，张恨水婉言谢绝。张学良见张恨水家中人口众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张学良还曾希望张恨水为他执笔写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笔。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函邀张恨水为之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小说。9月，张恨水开始撰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
《啼笑因缘》出版后，有人传张恨水写的刘将军抢沈凤喜做妾是暗喻张作霖，一时众说纷纭。传闻称张学良因此硬将张恨水“请”到奉天，但张学良对张恨水以礼相待，二人说起《啼笑因缘》，张学良哈哈一笑，当众授予张恨水“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职务，日后每月寄给他一百大洋。但又有人考证，张恨水根本没有去过奉天。
张学良任三军副总司令时，有人诬告法储会会长丁春膏，张学良盛怒之下，未经调查便逮捕了丁。丁夫人四处托人说情，但众亲友无人敢应承。丁夫人找到与丁素无深交的张恨水，张一口答应，立即给张学良写信，质问他为何不经调查就下令抓人。张学良收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差人调查，查明为小人陷害，立即放了丁春膏。
1946年，张恨水在《新民报》曾刊发两首张学良从狱中寄来的新诗，张恨水在导言中沉痛说道：“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间隙，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与张恨水见面。两人谈起了当时的形势和政局，以及写作和生活等许多问题，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张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家里的人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张恨水用毛泽东送给他的那块呢子衣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的活动，他总要穿上这套中山装。时间长了，衣料褪了颜色，他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一次，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张又穿了这套中山装去出席，周恩来看到他这身衣着似乎有点寒酸，便问道：“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先是感到奇怪，后来领悟到周的意思，说：“总理还记得主席在重庆送给我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因为它掉色，我染过了。”周听了很感动，说：“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啊！”
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将其介绍给主席毛泽东，毛一见张便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之盛，竟连茅盾都难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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