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原野，太阳又大又圆，它距离大地很近，阳光直射，照亮了世上的一切，也照透了万物本质。太阳如此通透、灿烂、蓬勃，那不就是自然生命的本质吗？太阳带给人类夺目的金黄，从太阳里获得灵感。太阳的光芒让人类瞬间升华。向日葵是大地的太阳，吸满阳光、茁壮开放的花朵，象征着生命的灿烂。这意味的自己的心也在开放，美极了。这种理想，人人都好。罗纳河畔的星夜、沙滩上的小船、繁花盛开的果园、圣玛丽的农舍，全都是明媚的、柔和的和宁静的。
现实总是破坏理想的。把两个个性极强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就像把两匹烈马放在一起。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全面发生矛盾；感到最难受的内容，便他与迪奥谈钱。迪奥是他惟一的知音和支持者。他十年的无望的绘画生涯全靠着迪奥在经济上的支撑。迪奥是个小画商，手头并不宽裕，尽管每月给梵高的钱非常有限，却始终不弃地来做这位用生命祭奠艺术的兄长的后援。这就使梵高终生被一种歉疚折磨着。他在信中总是不停地向迪奥讲述自己怎样花钱和怎样节省。解释生活中哪些开支必不可少。报告他口袋里可怜巴巴的钱数。他还不断地做出保证，决不会轻易糟蹋掉迪奥用辛苦换来的每一个法郎。如果迪奥寄给他的钱迟了，他会非常为难地诉说自己的窘境。说自己怎样在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灌满一连空了几天的肚子；说自己连一尺画布也没有了，只能用纸来画速写或水彩。当他被贫困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会恳求地说：“我的好兄弟，快寄钱来吧!”
但每每这个时候，他总要告诉迪奥，尽管他还没有成功，眼下他的画还毫不值钱，但将来一定有一天，他的画可以卖到200法郎一幅。他说那时“我就不会对吃喝感到过分耻辱，好像有吃喝的权利了。”
他向迪奥保证他会愈画愈好。他不断地把新作寄给迪奥来作为一种“抵债”。他说将来这些画可以使迪奥获得一万法郎。他用这些话鼓舞弟弟，他害怕失去支持；当然他也在给自己打气。因为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看上他的画。但今天——特别是商业化的今天，为什么梵高每一个纸片反倒成了“全人类的财富”？
他对自己“去世之后，作品能否被后人欣赏”毫无把握。他甚至否认成功的价值乃至绘画的意义。好像只有否定成功的意义，才能使失落的自己获得一点虚幻的平衡。自我怀疑，乃是一切没有成功的艺术家最深刻的痛苦。他承认自己“曾经给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挫败过”。在这种时候，他便对迪奥说“我宁愿放弃画画，不愿看着你为我赚钱而伤害自己的身体!”
面对自然的时候，画画的欲望就会油然而生。在阳光的照耀下，世界焕发出美丽而颤动的色彩，全都涌入他的眼睛；天地万物勃发的生命激情，令他颤栗不已。这时他会不顾一切地投入绘画，直至挤尽每一支铅管里的油彩。
当他在绘画里，会充满自信，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当他走出绘画回到了现实，就立刻感到茫然，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他终日在这两个世界中来来回回地往返
他最愿意相信的话是福楼拜说的：“天才就是长期的忍耐。” 他最想喊叫出来的一句话是：“我要作画的权利!”在作画的过程中疯病突然发作。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
他的大脑弥漫着黑色的迷雾。时而露出清明，时而一片混沌。他病态的神经日趋脆弱；乱作一团的神经刚刚出现一点头绪，忽然整个神经系统全部爆裂，乱丝碎絮般漫天狂舞。在贫困、饥饿、孤独和失落之外，他又多了一个恶魔般的敌人——神经分裂。这个敌人巨大，无形，桀暴，骄横，来无影去无踪，更难于对付。他只有抓住每一次发病后的“平静期”来作画。
在他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他被这种精神错乱折磨得痛不欲生，没有人能够理解。因为真正的理解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癫痫、忧郁、幻觉、狂乱，还有垮掉了一般的深深的疲惫。他几次在“灰心到极点”时都想到了自杀。同时又一直否定自己真正有病来平定自己。后来他发现只有集中精力，在画布上解决种种艺术的问题时，他的精神才会舒服一些。他就拼命并专注地作画。他在阿尔患病期间作画的数量大得惊人。一年多，他画了二百多幅作品。但后来愈来愈频繁的发病，时时中断了他的工作。他在给迪奥的信中描述过：他在画杏花时发病了，但是病好转之后，杏花已经落光。神经病患者最大的痛苦是在清醒过来之后。他害怕再一次发作，害怕即将发作的那种感觉，更害怕失去作画的能力。他努力控制自己“不把狂乱的东西画进画中”。他还说，他已经感受到“生之恐怖”!这“生之恐怖”便是他心灵最早发出的自杀的信号!
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 梵高的最后一年，他的精神的世界已经完全破碎。特别是他出现幻觉的症状之后，眼中的物象开始扭曲，游走，变形。他的画变化得厉害。一种布满画面蜷曲的线条，都是天地万物运动不已的轮廓。飞舞的天云与树木，全是他内心的狂飚。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放纵，使他的画显示出强大的主观性；一下子，他就从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等等所受的客观的和视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精神病带来的改变竟是一场艺术上的革命；跨进它光芒四射的后期。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画非但没有任何病态，反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热情与健康的力量。
对于梵高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画家，他一生都在对米勒崇拜备至。米勒对大地耕耘者纯朴的颂歌，唱彻了梵高整个艺术生涯。他无数次地去画米勒《播种者》那个题材。因为这个题材最本质地揭示着大地生命的缘起。故此，燃起他艺术激情的事物，一直都是阳光里的大自然，朴素的风景，长满庄稼的田地，灿烂的野花，村舍，以及身边寻常和勤苦的百姓们。他一直呼吸着这生活的元气，并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命元素融为一体。
当患病的梵高的精神陷入极度的亢奋中，这些生命便在他眼前熊熊燃烧起来，飞腾起来，鲜艳夺目，咄咄逼人。这期间使他痴迷并一画再画的丝杉，多么像是一种从大地冒出来的巨大的生命火焰!这不正是他内心一种生命情感的象征么?精神病非但没有毁掉梵高的艺术，反而将他心中全部能量一起暴发出来。
或者说，精神病毁掉了梵高本人，却成就了他的艺术。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残酷的毁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精神病的程度“恰到好处”。他在神智上虽然颠三倒四，但色彩的法则却一点不乱。他对色彩的感觉甚至都是精确之极。这简直不可思议!就像双耳全聋的贝多芬，反而创作出博大、繁复、严谨、壮丽的《第九交响乐》。是谁创造了这种艺术史的奇迹和生命的奇迹?
倘若他病得再重一些，全部陷入疯狂，根本无法作画，美术史便绝不会诞生出梵高来。倘若他病得轻一些，再清醒和理智一些呢?当然，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在画布上电闪雷鸣的梵高了。
它叫我们想起，大地震中心孤零零竖立的一根电杆，核爆炸废墟中惟一矗立的一幢房子。当他整个神经系统损毁了，惟有那根艺术的神经却依然故我。
这一切，到底是生命与艺术共同的偶然，还是天才的必然?
1890年5月梵高到达巴黎北郊的奥维尔。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他贫病交加，一步步走向彻底的混乱与绝望。他这期间所画的《奥维尔的教堂》、《有杉树的道路》、《蒙塞尔茅屋》等等，已经完全是神经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在裂变、躁动、飞旋与不宁。但这种听凭病魔的放肆，却使他的绘画达到绝对的主观和任性。我们健康人的思维总要受客观制约，神经病患者的思维则完全是主观的。于是他绝世的才华，刚劲与烈性的性格，艺术的天性，得到了最极致的宣泄。一切先贤偶像、艺术典范、惯性经验，全都不复存在。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对自己的约束。但现在没有了!面对画布，只有一个彻底的自由与本性的自己。
《奥维尔乡村街道》的天空上那些蓝色的短促的笔触，《蓝天白云》那些浓烈的、厚厚的、挥霍着的油彩，梵高最后涂抹在画布上的全是生命的血肉。
最后一幅油画《麦田群鸦》，大地乌云的倾压下，恐惧、压抑、惊栗，预示着灾难的风暴即将来临。三条道路伸往三个方向，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他给弟弟迪奥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以生命为赌注作画。为了它，我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
《麦田群鸦》
1890年7月27日他站在麦田中开枪自杀。被枪声惊起的“扑喇喇”的鸦群，就是他几天前画《麦田群鸦》时见过的那些黑黑的乌鸦。 从坡顶上的一扇天窗只能看到一块半张报纸大小的天空。但我忽然想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梵高画了一生的那种浑厚而浩瀚的大地。他守望着这一切生命的本土。没有任何雕饰，一如生命本身。迪奥是在梵高去世后的半年死去的。碑前总会有一束麦子，或几朵鲜黄的向日葵。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献上去的。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都是艺术作品加上他全部的自然生命。
梵高全部富有独创性的绘画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象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下面去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并且多次描绘向日葵。
《向日葵》就是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画家像闪烁着熊熊的火焰,满怀炽热的激情令运动感的和仿佛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单纯强烈的。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看此画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动,心灵为之震颤,激情也喷薄而出,共同融入到自然的情感中去。向日葵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
向往阳光更为明亮灼热、色彩更加强烈瑰丽的法兰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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