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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笔下的"十个共产党员"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新闻记者,穆青一生写了许多典型人物,成就了不少新闻佳作,1996年建党75周年之际,他把写过的十个共产党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非常朴素,就是“十个共产党员”。

穆青为读者刻画的十位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抗日英雄梁雷,劳动英雄赵占魁,人民公朴焦裕禄,大庆“铁人”王进喜,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林业劳模潘丛正,公社书记孙钊,红旗渠排险英雄任羊成,改革致富老支书阎建章,太行愚公“郑永和”。其中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我们工人兄弟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的铁人王进喜,“从此以后,吴吉昌把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嘱托,看作党的重托。我不怕死,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以及反映吴吉昌事迹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三篇作品,堪称穆青的代表作,曾入选中小学生教材。

曾以新闻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享誉全国的一代名记者穆青,于2003年10月11日凌晨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他的作品闪耀着朴实的文风与深厚的群众根基,其实他的——
作品与生活同朴实
追念“新闻泰斗”穆青
吴志菲


  继续跋涉捕捉生活的瞬间

  1992年11月,穆青以71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几十年来,他的作品在中国新闻史上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影响并鼓励了几代中国人,催人奋进。按常理,从此,作为一代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他可以颐享天年,安度晚年。可是,他说:“已从第一线上退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从此就安度晚年。退休,让我摆脱了繁重的领导工作,但开阔了一个新征途,是一个新起点。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我会珍惜每一天。如今,我有时间看想看的书,写想写的文章,去想去的地方……”提起穆青,千千万万的读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那一篇篇新闻经典名作。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穆青还是一位新闻摄影高手。上年纪后,相机替代了他的笔。他摄中原农家,照国外飞瀑……有时看到一朵形状奇异的云,他会追云大叫:“快看快看”。自然景致中,他偏爱瀑布,大起大落,气势恢宏。他曾在非洲维多利亚大瀑布下联想:“有思想品格高度的人,不畏生活中的落差。”晚辈议他:老头儿能跑着呢,激情不减。

  穆青说在战争年代,他是随军记者,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写下无数新闻作品。但是,由于缺少摄影器材,竟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图片资料,这令他至今遗憾不已。60年代初期,他开始接触摄影。但是,穆青真正有机会进行新闻摄影的实践还是他80年代初在新华社社长的任上。穆青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很少拿过照相机,那几十年中我手中的‘武器’就是笔。但几件重大的憾事让我非常后悔。我最终下定决心,一定搞好摄影,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新式武器。”“第一件憾事是五十年代中间,有一次我和著名记者华山随代表团到苏联去。我们两个都喜欢苏联文学,很想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张合影,但随团的同志中只有一位带着照相机,我们请他给照张合影,他说:‘不能给你们照合影,国家有规定,公家的照相机和胶卷不能给私人照相,我要是给你们照了,回国后肯定要挨批的。’八十年代,我又去了一趟苏联,再次来到那个雕像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不能和华山同志合影了,因为他已去世了……”“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竟然没有留下一张采访照片,老乡们、干部们回忆焦裕禄时泪如雨下的动人场面,没能永远留在画面上,虽然他于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三件事情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一大早,寒冷的天气里,长安街旁云集了那么多人,那个场面真是太感人了。我赶快返回新华社,让摄影记者抓紧去拍照,他却含着泪说:‘不行啊!他们(指‘四人帮’)不让照!那里有很多便衣,谁照就抓谁。’打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武器’,再也不能留下新的遗憾了!”

  穆老退休后,每年要下去走走,花上三四个月去看看,带着问题下去转转,国内仅西藏、澳门与台湾未曾涉足外,国内有的地方穆老去过七八回了。去过60多个国家的穆老还是认为自己国家的风光最美。

  “我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喜欢大自然,喜欢森林、田野、山川、河流,这些大自然是最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我要通过我的笔、我的镜头反映大自然的美,把自然的美传达出来,让所有的人接受美的享受。”正如他所说,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不是坐在家里关门写回忆录,而是一手握着笔,一手操拿相机,继续跋涉在世界各地的山山水水间,成就着他那未完的事业和心愿。

  “图片新闻可以活跃版面,让人喜闻乐见,而且不受语言的限制,可以生动地把祖国的美好形象展现给世界”,穆老说。奔走于繁华的都市,穿行于荒僻的乡村,攀上高山之巅,驰过草原大漠,每次采访或者旅行,穆青几乎都不放过片刻的闲暇,尽情地拍摄。穆青说他写作从来不靠采访对象提供的现成的材料,一定要亲自看过调查过,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落笔。他的摄影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原则:每一下快门记录的都是他所了解和理解的事和人。穆青的摄影作品在艺术上朴实简洁,尽量用画面本身“讲话”,绝不拖泥带水,讲究弦外之音。近20年来,穆青先后出版了《彩色的世界》、《穆青摄影选》、《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等多部摄影专著,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尽收镜头之中。摆在面前的那本精装的《彩色的世界》,集结了穆老41篇游记散文和195副彩色风光照,这部书向我们仿佛展开了一个瑰丽奇伟、包罗万象的大宇宙。特别是那每一张摄影作品,肯定都有一段他爬山涉水捕捉那珍贵刹那的动人故事。

  “我真正拿起相机是在八十年代,我的摄影作品比文学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几万张,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不便拍摄新闻照片,现在拍摄的作品多以自然风光、风俗为重。”的确,其摄影作品大气,给人以气势磅礴、胸襟开阔之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很有动感与生气,且自然朴实,很有琢磨头。

  他是第11位令人景仰的共产党员

  1993年5月,穆老曾南攀黄山,面对苍天兀峰,诗兴大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文章不为千金卖,沥肝胆,青史巍巍,冰操皑皑。光明顶上啸天风,著我炎黄气概。对群峦,思潮澎湃。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穆老之所以跋涉不断,笔耕不停,就是因为他心中的激情从没有熄灭,对老百姓的事儿他依然牵挂不已。这使他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有着真切的关怀和重视,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程有着真诚的关心和把握。

  不论在职之中或离休之后,他从没有让手中的笔辍下来。每每走进农户的小院,坐到农民的炕沿,喝着大碗茶,嚼着玉米饼与群众亲切交谈,那形象让人感到他本身就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1994年6月,穆青在宁夏一个贫困村采访,见到一群衣衫褴褛、双脚赤裸的儿童,他不由地俯下身用手抚摩一个孩子沾着污垢的脚面,眼中已禁不住闪动着泪花。这便是我们的“老新闻”,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不是情真不动人。

  穆青和农民心心相印,呼吸与共,他每采访一个人物都深交一批朋友,有时候那种感情深得令人惊讶。穆青和吴吉昌可谓萍水相逢,采访完毕后,两位相差12岁的老人竟成为好友。1982年吴吉昌提着两斤棉花大老远的到北京来看望穆青,穆青过意不去,说:“以后再来,千万不要带东西,路远多受累。再说北京哪里买不到棉花?”吴吉昌摇了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几句话说得穆青心里热乎乎的。

  兰考书记焦裕禄、铁人王进喜、植棉模范吴吉昌、“老坚决”潘从正、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当一个个满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被社会所知时,人们也记住了记者穆青的名字。穆老用心血与真情写出的“十个共产党员”,对于中国人讲只要列举一下篇名,即可了然于胸。其实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老便是第十一位令人景仰的共产党员。难怪,退休后,他一下乡,人们就围上去,手拉着手,促膝畅谈,人们把心理话都掏出来,总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亲密无间。

  当年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和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这两位先进人物,穆青早在七十年代便发现,采访过,本来是要把这些写出来,但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材料被抄,不能不搁置下来。他感到对他们欠了债,好在退休后有时间与机会补上这些债。1994年他终于梦想成真,再次采访,整理成文,很好地宣传了他们。

  据悉,“十个共产党员”之一的“老坚决”潘从正去世后,孙子潘园林每年都要带上自家产的花生、菜油到北京来看穆爷爷,并牢记爷爷和穆爷爷的教导,为人民多做好事。一个邻居患绝症在郑州住院,他买了礼物去看望,还给了病者4000元。乡亲们看到当地有些干部不地道,像“棉铃虫”,就委托潘园林捎信给穆青:“俺们呼唤穆青,再写出为人民说话的好文章!”潘园林说,穆爷爷来过四次,前三次都是直接走进万庄苗圃,没有县里干部陪同,来时吃的是小米稀饭,蒸槐花调蒜汁,嘴里还不住的说:“好吃!好吃!”穆青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谊,吴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与他相伴,焦裕禄的儿子每来北京必登门……而他自己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四访宁陵、两上红旗渠……

  人物通讯是穆青很擅长的,综观他的人物通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写的人物,除焦裕禄和郑永和是县级干部外,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农民。爱他们,写他们,而且还爱得那么深,写得那么真。他写这些普通人,是突出写精神,写蕴藏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伟大精神;写他们对灾难对厄运不屈不挠的抗争;写他们对信仰对事业一往情深甚至执迷不悟的追寻;写他们纯净透明的心灵,写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情深似海的感情和无私无畏的奉献。这种精神和品质是时代的主题,更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主题.有位记者这样评价穆青:“写一个人,这人就走进我们的心中;即便是写一个死去了的人,这人却能活在几代人的心中。”

  从1942年延安起,穆青用他一支充满激情的笔抒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写一个人物,常常要一年、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才完成。而每写一个所写的人,都成为他的朋友、好兄弟,彼此牵肠挂肚,几十年不能相忘。有一次几位外地农民来见穆青,理由是:“找不到焦裕禄,就跟您说说心里话。”此外他还收到寄自各地的包裹,基本都是绿豆、黄豆之类的农产品,有时寄物人连姓名都不留……《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说:“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革命实践使他成为“新闻泰斗”

  穆青说有两位老师对他的人生产生很大影响,一是赵伊坪老师,另一位是中共地下党员梁雷老师。穆青在杞县大同中学很活跃,是“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出版过文艺刊物《群鸥》。当时的穆青就很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名著,14岁时还在报纸上发表过第一篇文章《小福之死》。

  提起他同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贺敬之、冯牧等都成了大作家,而他自己年轻时也曾做过当个大作家梦时,穆青说“想起来,一点也不后悔,相反还常常暗自庆幸。1941年我因发表一篇小通讯而意外的走上新闻岗位,在以后的岁月,一步一步,走过了60年难忘的记者生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习惯了与事实打交道,现在反过来让我搞文学虚构,根本不行!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骄傲、欣慰。”

  1940年已是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文化教员的穆青被抽调到延安学习。他本应去抗大,或者陕北公学,但穆青却提出去鲁艺,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文学梦想,而且他钦佩的那些大艺术家都在鲁艺。这里人才荟萃、群星闪烁,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等著名文艺家是穆青的老师,贺敬之、冯牧,黄钢等是穆青的同学。在这群人中穆青起初并不显眼,但他的勤奋好学却很快引起了师生的注目。在鲁艺,只要是图书馆能借到的书,穆青都仔细阅读,碰到精彩的段落和文章,他还整齐地抄录在自己订的本本上。白天穆青倚着老乡的草垛读书或垫块木板写稿。穆青说在鲁艺的两年,是他一生最勤奋的时期,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听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扬讲《文学概论》、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

  1942年,穆青到三八五旅实习,写了篇通讯《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战士在战斗、生产之余紧张学习文化的事迹。通讯一见报,立即受到《解放日报》领导的注意,他们点名要穆青到报社工作。穆青说,当年调他去《解放日报》当记者,几次都以“本人不爱讲话,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为由“顶”着,实际上是放不下当作家搞文学的心愿,直到鲁艺院长周扬亲自出面与之谈话之后,穆青去了延安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社,这一干就是60余年。

  在他心里,记者是终生的天职。他说,如果能再生,我还做记者。怎样做个好记者?穆青常被同行后生请教,“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提到采访技巧,穆青说有感情没技巧。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的事迹打动了,思想产生共鸣了,心自然就会沟通。记者如果带着“我来表扬你”或“我来写你”这样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与人对话,肯定走不进采访对象内心,纵然技巧用尽,人家对你的门也是半敞不开的。穆老说,记者应该做最受人民欢迎的人。如今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只要记者深入下去,下一番调查的苦功夫,就会写出许多东西,引导各行各业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记者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设备先进,记者们应该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应该很好地记录这个时代。

  在新华社大院新闻大厦中,穆青接待过江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多次提出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声音要加强再加强。“建一座大厦,带一支队伍”是穆青的两大心愿,后来他才觉得,带队伍比建大厦难得多。他于80年代提出“新闻三论”,即写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为新闻改革吹来缕缕清风。

  如今,穆青老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被中国人已共享,人们记恋这位中国新闻上的“人民记者”……

  穆青档案链接:

  穆青,老记者,中国新闻事业家与新闻摄影家,中国新闻史上的擎旗人。河南杞县人,回族,生于1921年3月15日。1937年12月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2年8月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1949年4月起,历任过北京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编委会农村编辑组组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党组书记。期间兼任过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社长。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生前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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