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时,绰号叫“海盗”的辛普逊船长,如约从日本来了。
辛普逊船长是跟着冬候鸟从日本南下的。冬候鸟从天空出发时,他从海上启航。船一泊靠基隆港,他便迫不及待要我带他去关渡赏鸟,会见那群同时抵达的鸟朋友。
辛普逊船长和我的认识十分偶然。前年我仍在海军服役时,有一次战舰换防到基隆,趁假日时,我在港口附近的街道溜达。结果遇到他,手里也拿着一副双筒望远镜,我们相互知道对方都在注视上空的老鹰,因了这层关系,彼此间的心灵似乎有种默契,于是我们认识了,变成热络的朋友。待在基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是坐在咖啡馆大谈鸟事,就是相偕到附近的山上观鸟。一直到我随战舰回到离岛,他也跟着船继续飘泊的日子。
辛普逊船长是美国人,行船生涯已有二十年,他为何会在大海中选择赏鸟的嗜好?同样的行船的人,不分国籍,航海时寂寞孤单的心情,我是能了解的。他也告诉我,如果不是有随处旅行赏鸟的嗜好,他不可能将这一生耗在海上。然而赏鸟仍是寂寞的,要不,他在基隆港时,就不会与我认识,急于交换赏鸟的经验。
虽然我也在海上开始赏鸟的兴趣,不久却下船退役了。幸好兴趣并未减低,继续跟着辗转的职业生活,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去年9月时,我也正开始计划做淡水河一年的水鸟观察与拍照,辛普逊船长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已经有十余年的赏鸟经验。
我们一进入关渡沼泽区,我就直接带他走到水鸟群集的浅滩。这些水鸟刚刚从北方南下,我想辛普逊船长必然在日本见过,也急于看到它们。
果然,他高兴地叫嚷,一一念出每一种水鸟的名字,他说上个月在濑户内海时,也遇到过它们。我又想,这大概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只是他遇见的是鸟朋友。
可是他快乐的表情一下子却变得怏怏不悦。原来他看到水鸟聚集的浅滩,架立着好几对竹竿。他问我那是什么,我知道那是鸟网。
本来我脑筋一转,觉得这事与他无关,想打马虎眼过去,又想他也不会那么笨,就据实说了。
没有想到真的那么笨,连鸟网都没见过。他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发现这个东西,难道你们连管的人都没有?”
望着他,我真是无言以对,也不晓得应该如何解释。
后来他又抱怨了这个沼泽区的缺点,什么噪音、污染、废土等,通通指了出来,好像都是我的错。
我心里想,你又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凭什么指责。心头是这么生气,我还是婉转地回答,告诉他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已有一个生态保护区的构想。这里便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个水鸟保护区。
辛普逊船长却反问我:
“为什么以前没有呢?”
对这个问题,我实在难以解释,而且有理也讲不清的,只好说: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事情可能比建立保护区还迫切。”
当然,这种说法,辛普逊船长也不同意,他直觉地认为建立保护区比什么都重要,管他什么天下大事,二三十年前就该设立了。
也许他是对的。总之我庆幸他不是中国人。
辛普逊船长离开台湾以后,我继续在关渡沼泽区旅行。往昔我对鸟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知是否受到他的影响,旅行的次数增多以后,看到水鸟陷入鸟网,我已变得无法忍受。
我再也不管那些鸟网设在多深多脏的沼泽,一定涉水下去抢救。原来水鸟们南来北往,依靠的就是坚强的羽翼。而它们一陷进鸟网,就拼命挣扎,羽翼陷入鸟网的纠缠,羽毛纷纷脱落,身体变得扭曲痛苦,毫无反抗的能力。我每次释放一只,都需要花费五六分钟的时间,一一将它们的羽翼从混杂的鸟网中摆脱。它们被我抓住时,也不知道我的企图,经常吓得拉屎。有些水鸟从网中获释以后,也不见得能再飞行,不是羽翼受伤,便是腿扭断了。幸好还能生存,总比架在烤鸟摊好多了。从拯救水鸟中,我也渐渐体会辛普逊生气的原因,这种生气应该是出于沉痛的心情。
从旅行的经验里,我也发觉捉鸟的人有时比赏鸟的人懂得鸟性,以前在中央山脉时,我曾经看到捉鸟人的猎捕方法。他们懂得利用放鞭炮、敲铜锣惊吓山鸟,将山鸟赶到溪谷空旷的地区。他们就在该处架起鸟网,让山鸟盲目地飞撞,陷进去。不过两三个钟点,整座山的鸟都捉空了。
他们在沼泽区却改变方式。因为海水涨潮时,水鸟会从淡水河飞进,落脚沼泽区。于是他们在每处可能栖息的地方摆设鸟网,连途中飞行的路径也架立,整得水鸟飞进来无处可去。刚开始时,水鸟纷纷落网,时日一久,它们便转往他处。于是10月以后,沼泽区的水鸟渐渐减少。
那时,为了维护这些水鸟的生存,我也跑到派出所控告。结果警察先生告诉我,关渡隶属于北投管辖,北投那么大,风化场所的事一大堆都管不完了,谁顾得了什么水鸟。说的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有一个人管辖关渡,他也不可能整天待在沼泽区,等捉鸟的人。何况关渡不只是沼泽区,与沼泽区相邻的关渡宫,香火鼎盛,每天有上千的游客出入,上庙还愿。捉水鸟的问题,警察先生自然认为不重要。
控告不成,铤而走险,我只好回到沼泽区,自己行动了。我只要发现鸟网,察看四下无人,随即偷偷取出小刀,从中割掉。结果成绩斐然,整个沼泽区三十几具鸟网,我去掉了三分之一。
夜路走多了,终于碰到鬼。有一次我正在割网,被人发现了,从远远的水田又吼又叫,一路追过来。我作贼心虚,吓得拔腿就跑,骑上摩托车匆匆跑回台北。然而我仍不死心,第二天,又跑到关渡去,没想到他们已经派人看守。不过,我不相信他能够每天来此,我却能随时出现。他们后来可能也猜到是我干的,心里虽闷不吭声,我一抵达沼泽区,也小心地监视我的行动。
结果我们都没有得逞,因为天气越来越冷,水鸟多半过境,而且鸟网也时常被厉风吹垮,他们只好放弃捕鸟。我不晓得他们去哪里了。我的旅行次数却与日俱增,而且转而专心拍照鸟类。
鸟性怕人。拍鸟也跟钓鱼一样,只有一个方法:等。我刚开始拍鸟时,挫折感非常大,还未接近,它们已经飞离。经过几次接触后,我就学乖了,懂得去选隐蔽的树林、草丛躲起来,等候鸟出现。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后来也觉得不智。我经常枯坐一个上午,未看到鸟从我四周经过,可是开始决定这个位置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这里经常有鸟出现,我想那些鸟一定知道我躲在里头,于是我放弃了。
我改采主动的方式,看到鸟时,从离它十来米外的地方爬行接近,这种方式也只持续了一段时日。后来有几次,我在沼泽区拍水鸟时,不惜趴在烂泥巴上匍匐,结果每次花了半个多时辰,停停爬爬,好不容易接近到四五米,举起相机时,它们却拍翅惊飞,气得我站在浅滩发愣。弄得满身烂泥巴的代价是如此,我只好也放弃了。
幸好我又想到另一个方法,我在附近找到一堵竹篱笆,在篱笆上插上树枝,将自己装扮成野战特遣队的士兵,整日躲在篱笆后面。哪里有鸟就推着篱笆前进。
有一天,我就这样装扮前往淡水河口,携着相机在沙滩行动,未料到,神不知鬼不觉,后面尾随着一位海防士兵。我对准鸟准备按快门时,他也举着枪瞄准着我。
他在我背后大喊:“不准动!”
我听到背后有声音,吓了一跳,急忙站起来,一看前面的鸟也被吓跑了,气得直跺脚。
我回头一看,发现他大概是看见我的装备十分特殊,以为逮到什么人物,端着步枪一步一趋地逼向我。这时,我才感觉事态不对,急忙改作笑脸状。
“你在做什么?”他仍然紧绷着脸问我,步枪继续对着我的胸膛。
我也慌张地举起手,跟他解释:“我在照鸟啊!”
“照鸟?鸟在哪里?”他睁大眼瞄四周,一无所有,尽是沙滩。
“跑了。”我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想:“你这个呆子,鸟都被你吓跑了,你怎么看得到?”
这位士兵实在尽责,看到我的打扮,又在地上鬼鬼祟祟,他自然不相信我的说词,枪押着,就将我带回营部。幸好我带了鸟会证件,底片也还未使用,费了一番口舌,他们才放我一马。
这次教训以后,我再到海边或者回内陆拍鸟时变得异常小心。我也不是顾忌上述的事情,而是怕被人吵到,失去摄取一个宝贵镜头的机会。因为过路人看我的打扮,又躲在草丛摸索,总会好奇地停下脚步,有时也会走到我的身边,鸟就会被吓飞了。
由于长期在沼泽区拍摄水鸟,我对于当地的环境自然熟稔,也非常关心它的变化。
春天时,我看到每天都有卡车载满废土驶进来,然后将废土倾倒入沼泽。我感觉他们每倒一次废土,都像拿一把刀在刺我。沼泽区的面积不过十几块水田大小的总和。卡车每天填塞,不到一年,迟早会将沼泽铺满。沼泽一失,哪来的水鸟?更遑论将来有什么生态保育区的计划。
去年冬末时,卡车载运进来的废土已将沼泽一分为二,而且在废土上筑起违建的猪舍。如今再运入,据当地人说,也是要建立更庞大的猪宅。违建怎可扩张工程?何况是即将成立的生态保育区?执法的人呢?我只有一个人又如何去阻止?
我想等水鸟生态保育区的计划拟定,准备实施时,沼泽区一定已经消失了。难怪连外国人辛普逊船长也替我们难过、急躁。我后来想起他临行离去时留下的话:“反正你们这块地已无可救药,还不如跟我出去,咱们到处看鸟去。”
话是这样说也没错,何况我也是行船的人,心里难免动摇。只是对这里的鸟,心里有一份说不出的感情,牵挂的也多了点。我还是不敢太早远行,真的,再也不敢奢言说要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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