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的孔子，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而感到欣慰的孔子，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可以拿“学不厌，教不倦”来概括的孔子，现在更意识到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的本行了。
由于孔子本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于他的弟子的教育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大概在早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为主的，晚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作文化学术工作为主的。
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按照不同特长分为四类，并各举了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治：冉有、子路；口才：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有点儿像后来大学分系的光景。
自然，这样分法是不够严格的：德行在孔子看来仍然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条件；政治也包括军事；口才又包括外交本领；文学也包括比后代更广泛的内容──学术。
至于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像对一般人都要友爱，但更要接近好人；像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逢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等。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的。孔子也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方面，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孔子也是不许可的。子贡曾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赐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
孔子也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例如有一次子路问起管仲在齐国的内战中没有为自己所拥戴的公子纠死节，是不是还可以称为好人呢？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这还不算好人吗？这还不算好人吗？”又有一次，子贡也问起同样问题，孔子也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人们到如今还受他的好处，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早要被外族征服了，连服装都改了呢。我们要求管仲的，难道只像对一个普通的男人女人那样死节，在河边上上了吊，无声无臭，什么功劳也没有，才算好吗？”在评价管仲的话里，表现了孔子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和重民轻君的思想。
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在教育方面，他虽然讲究踏实，但他反对劳动教育。其实孔子从小比较穷苦，搞生产是有一手的，弟子们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回，樊迟想跟孔子学种田，孔子就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又想跟孔子学种菜蔬，孔子说：“我不如老种菜的！”樊迟退出后，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下贱啊，想学这个！”
尽管如此，孔子的教育方法还是有很多可取的特点，这就是：因材施教，注重启发，以身作则，踏实虚心。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这样地称叹：“咳，往上看吧，越看越高；往里钻吧，越钻越有东西。瞧着在前头呢，忽然又转到后头了。老师是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啊。给我最广泛的东西，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让我想要停下也不能够。我费心竭力地跟着他跑，仿佛刚要赶上了，但是他又跑到前头了，总是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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