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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想象中的北京
 
我渴望做一个本雅明所描述的“游手好闲者”,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

  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上。其实,历史记忆很大程度必须依赖文学作品,比如,谈论早期北京史的,多喜欢引用荆柯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或者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荆、陈二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一点也不比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弱。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象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

  清人编《人海诗区》,分都城、宫殿、苑囿、驿馆、园亭、坊市、寺院、岁时、风俗等十六类,收录从南北朝到清初的诗作近两千首,给今人的阅读提供了很大方便。1940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见到此书稿后,撰有一跋,称“余谓录燕京之诗,宜以燕地建都之时为断”;“若远溯晋唐,似于名实未符”。我同意这一见解,做历史地理的考辨,可以而且必须从燕国说起;但如果讨论都市想象,则高适、苏辙、汪元量等,其实都帮不上什么忙。因为,直到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方才正式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此后作为都城的北京发展神速,很快取代南京而成为其时中国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我关注的是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以后的北京之“文学形象”。原因是,讨论都市的文学想象,只凭几首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找到金代的若干诗文以及寺院遗址,也知道关汉卿等杂剧名家生活在元大都,但此类资料甚少,很难借以复原其时的都市生活场景。而十五世纪起,情况大为改观,诗文、笔记、史传,相关文字及实物资料都很丰富。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二十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周作人、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八十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成为国都的八百年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一点,正是北京之所以不同于香港、上海、广州的地方。

  了解都市研究的一般状态,进入我们的正题“文学北京”,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王士祯的游走书肆,宣南诗社的诗酒唱和;西郊园林的江南想象,厂甸的新春百态;沙滩红楼大学生们的新鲜记忆,来今雨轩里骚人墨客的悠然自得;还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尚话题“北平一顾”,六十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这些,都在茶馆里的缕缕幽香中,慢慢升腾。

  而关于都市与文学的著作,我最欣赏的,当属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魅力,更由于两位作者的独具慧眼。前者1991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只是当初读者寥寥,且常被误归入地理或建筑类;这次与《上海摩登》一并推出,当能引起广泛的阅读。赵书谈论的,基本上还只限于城市文学;李书视野更为开阔,以都市文化为题,涉及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有形的建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的改变,更讨论印刷文化与现实性建构、影像与文字、身体与城市等一系列极为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鲁迅曾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但鲁迅说:“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原因是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

  一直到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很长时间里,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谈论古代城市时,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如所谓“六大古都”,还有扬州、苏州等)都曾引领风骚,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文学想象角度立论,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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