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孔子，电影里都有见南子、子弹琴、子路之死等片段，放在电影里就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差异。这一切只因为两个电影的背后理念和想法诉求大不一样，创作心态不可同日而语。简单来说，《孔夫子》里的孔子是个老师，善于教导弟子，希望能改变社会风气与重整民心。《孔子》里的孔子是个实干派又不受重用的政治家，他几经患难，终被迎回了鲁国，功德圆满。
一起看《孔夫子》的朋友认为费穆是用上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影片截取孔子多个生平片段，没有直接的时间关联，而是用字幕跟地图串起了整个故事。孔子忧苦鲁国和天下的苍生百姓，被迫走了周游列国的坎坷之路。这段乱世中的出走占去了大半时间，放在日寇入侵的孤岛时期，更是别有意义。
《孔夫子》的情感厚重，严谨有加。费穆一丝不苟地挑拣素材，利用舞台搭景制造了简单朴素的风格，一人一室一案一窗，完全与孔子的孤苦心境相呼应。被困于陈蔡间，众弟子们疲惫不堪，就地入眠。孔子独自站立，继而心生感慨，茅屋外树影稀疏，繁星点点，构图上极为讲究。影片在技巧上相当丰富，景深处理、剪辑手法、声画结合都值得赞许。
电影开头便是孔子讲学，教育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观众先对孔子理念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而这种言传身教还用到了射艺、琴奏、欹器等有代表性的段落当中。孔子的念白抑扬顿挫，在今天听来稍显低缓，这倒跟影片的气韵节奏相符合。《孔夫子》主次分明，孔子是个政治上的失意者，然而他竭力去教导弟子，重点突出他为师者的形象，学高身正。影片在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弟子身上下了工夫，像子路的武艺和正冠，颜回清贫下又有仁心，各有单独的段落去展现。
相比之下，《孔子》里的弟子们几乎是无条件追随和膜拜孔子，里面更有安插的混迹者以及漆思弓这种无关紧要、只为报信的配角，实在有失偏颇。《孔夫子》里的子路并不是一味听从于孔子，他在老师抚琴弹奏时还心有不满，听到歌声后方才如梦初醒，执器起舞。为了渲染子路之死，影片不忘交代卫国内乱的始末，子路一路力战，走上高台，正冠之后，慷慨而死。《孔夫子》真正表达了老师与学生间的交流，这种对位正如导演与观众间的关系。费穆想用孔子的事迹借古讽今，说予当时的观众听，他绝不是想推出一个千古圣人。只是受困于观众的理解能力，电影拍得太正，反倒有落了个说教之嫌，让观众产生了领会的障碍。
再到胡玫的《孔子》，通片铺展开来，没有剧力可言，镜头技巧难以服务整个电影。影片也有偏重，它耗费很多精力在鲁国的政治内斗上面，大篇幅去写三桓专政，如何为难孔子。于是乎，乱臣贼子很自然地站在了孔子的对立面。影片既然要往政治争斗去做，千不该万不该又遗漏掉关键的阳货和少正卯，一味去塑造孔子的神样，他有口才有武艺更能调兵遣将，光是堕三都一事就用了许多火烧人和大阵仗，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到了出走之时，孔子多少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家国全不要又不知走往何处。《孔子》还假惺惺地塑造了孔子与敌手的和解，季孙斯翘首期待孔子的回归，用这种幡然醒悟的手法来制造孔子的高大全形象，未免太想当然了点。
在卫国那边，电影就一笔带过。南子莫名其妙地出场，糊里糊涂地中箭而亡。后面的子路之死，更是用转述的情景再现来表现子路的大义，只是缺少前因后果，多数观众无法明白他是为何而死吧。电影从里到外，更多强调跪拜礼，引出孔子崇尚周礼的一面，走的是形式体例。孔子在鲁国是有作为，可缘何要被排挤，沦落至丧家犬一般流浪，乃至于理念何以不为诸侯统治者所接受，电影就没有了倾诉的欲望。值得一提的颜回之死，《孔子》采用了最为忌讳的硬煽情，为抢救书卷落入冰河。不说颠覆史实，死得未免太不值了点。
最后再说一点，两部电影里都出现了高台。《孔夫子》里的高台只为突出孔子的主导地位，如同今日之讲台，以示言行和精神上的崇高。《孔子》里的高台非常突兀，它出现在了齐鲁峡谷会盟上，陡峭之势高不可及，与王权争夺挂钩，令人有些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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