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时赶上文革，家里的书都被红卫兵抄走，于是整整十年，处于饥渴状态。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本词典，求而不得，就看《毛选》后面的注释，增长文史知识。
1977年，考上北京口腔医学院，爱看书，早晚在公共汽车上看了至少有一百部书。没有座位时就站着看，赶上车里拥挤不堪，就高举书本，贴在车顶，照看不误。
止庵毕业后当过两年牙医，后来觉得不适合，调到《健康报》当记者。当时他已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笔名“方晴”。可在文学最火爆的时代，止庵却陷入了人生的低潮，“除了看看书，什么事都不愿干，也不愿写作”。那时每月只有40块工资，后来涨到70块，但生活仍然十分窘迫，“想请朋友吃饭，但每月只够请一次”。
1989年，对止庵来说意义重大。那一年，他离婚了。一个月后，进入一家外企做医疗仪器销售，一干11年。他并不后悔这段经历。多年以后，他看到奥威尔的传记。奥威尔年轻时穷困潦倒，可太太对他很好，等到《动物庄园》出版，声名大振，太太却去世了。
“生活中有一种冥冥的力量，”止庵说，“就像车一样，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启动不了，后来终于慢慢开起来，只不过乘客已经下车了。”
1995年，止庵重新开始写作。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出版商说给他出书，他的第一本书《樗下随笔》就这样出版了。“樗”是庄子提到的一种大而无用的树，而止庵家院里真有这么一棵树，就是臭椿。之后，来找他出书的人开始络绎不绝。在公司期间，他就出了五六本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写笔记，书几乎都是这样写成的。
2001年，止庵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但他常常会想，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写书而不是读书，究竟值不值得？他仍然是一介书生，穿着中式汗衫，黑布鞋，生活简朴，只有买书买碟才不计成本。谈起人生，他会引用加缪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他一直没再结婚。
我是个知道周作人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编过一套周作人文集，又写了一本《周作人传》。最初是如何与周作人相遇的？
止庵：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书是1986年。这之前看的都是杨绛之类比较煽情的，突然看到一个可以心平气和说话的作家，觉得挺奇怪的，是一种文体上的震动。周作人影响我最大的是他写文章的态度。写文章有两种态度，有的人写文章如谈话，有的人如讲演。讲演要经常调动观众的情绪，要鼓动，要煽动，但周作人说写文章应该有如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是怎么最终理解他的观点的呢？有一次，我去听一场四重奏音乐会，我看到那些艺术家，他们演奏时不是在和观众交流，而是他们之间在互相交流。只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观众只不过是旁听的。这就如同写文章，好文章应该如朋友之间的交谈，读者不过是在旁边偶尔听到，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就不听。这和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南方人物周刊：你写《周作人传》是基于什么立场？
止庵：我写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东西，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没有太大关系。20世纪中国缺乏纯粹的思想者，不止周作人，鲁迅、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对政治有那么多年的介入，鲁迅晚年舍弃了那么多东西，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因为他们有个基本宗旨，就是启蒙主义。他们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花了太多的时间、付了太大的代价在把思想变成现实上，而事实证明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周作人一方面讲“教训之无用”，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而这是相互冲突的。他的思想在两者之间徘徊，他的悲剧也在这里。“道义之事功化”是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的，但我觉得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思想是惟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本身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我始终认为思想不一定要付诸实施，思想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思想一定要变成行为才有意义的话，那么回过头看那些先哲，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大部分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可我们能说这些思想没有意义吗？假如没有这些思想的话，我们的现实将是多么乏味、黑暗？
南方人物周刊：就像周作人说的，“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止庵：对。这段话我最佩服，觉得是他思想的极致。你们办杂志，真的觉得有人看了杂志，天下就因此改变吗？真有人因此就能觉悟、洗心革面吗？我有个书店老板朋友，出版了一些书，觉得这些书可以使人幡然醒悟，给国家甚至给世界带来变化。他认真地跟我这样说。我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这是犬儒主义。我的确是个犬儒主义者，但是大家对犬儒主义的理解不对。犬儒主义者并不堕落。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孔子好比一个火炬，这个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仅仅是黑夜，火炬的意义或者说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我们还要说一些话。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道理。
南方人物周刊：你认为周作人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止庵：周作人说：“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你说这点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变成常识了，我看未必。举个例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不还是在不自觉地统一思想吗？思想这东西，我统一你的，你受不了；你统一我的，我受不了。夫妇俩还可能同床异梦呢。周作人思想的另一个很可贵之处，说来是很现实的。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中国人终于得到了思想武器，大家都为之振奋：我们要做强者，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鲁迅1898年读《天演论》也特别激动。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但周作人想的是，强不了的一方怎么办？他提出要在“天演”的背景下去关怀弱者。这个思想直到现在还是难能可贵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就是你关注周作人的原因吗？
止庵：不仅周作人，他们那一代人有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有些被我们汲取了，有些我们还不够重视。刚才你提到常识，我希望这些都能真正转化为常识。然而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常识。当常识变成社会普遍的共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提高。社会对常识的认同就是文明的标志。
选了这本书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本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周作人，你还特别钟爱张爱玲，为什么？
止庵：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散文都写得好，其中的见解也很深刻。我们说到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有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是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一层，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我则是先看塔尖上的，因为一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看了张爱玲之后，有好多作家的书就可以不看了。我宁愿把塔尖上的看五遍八遍。我不会因为某某的书现在很红就追着看，结果看了没意思，白搭工夫。有人说即使作为参考你也得看，我说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不需要这种参考。我觉得读书也有一个核算的问题。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站在书柜前挑书，我尽量避免盲目看书，因为选了这本书，可能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本书。
南方人物周刊：日本有一个侦探小说家京极夏彦，他自己也有一万册的藏书，差不多都看完了。我们请他推荐一些书，他的观点是书没有不好看的，只要把心思花在书上，怎么样的书都能看出好看来。
止庵：俗话说“开卷有益”，这是针对从来都不开卷的人说的。卷与卷有很大区别，开了这个卷，你同时就不能开那个卷，而且有可能你一辈子都开不了那个卷了。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你一年看多少书？阅读速度快吗？
止庵：我看书不算快，一般说来，一周看一本书吧。看书的时间跟故事情节、内容不一定相关，而跟冥冥之中一个东西相关：如果一个作家花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你不可能很短时间就把它读完。可以说读书的速度跟作家写书的速度相关。有的书确实只须一小时就看完了，有的可能还用不了，但是这样的书大概根本就不会去看吧。
这不是个创造的时代
南方人物周刊：你出了这么多书，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止庵：19世纪中叶以后100年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不怎么出大家了。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可能都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着写作，这是不是合算，是不是对？我有时算这个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而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还有，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别人的书，这个值不值得？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曾经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这句话我读了很有感触。我花一生的时间读书，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是失败的。
南方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还要写作呢？
止庵：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得认真去做，非做不可事情反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这个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女孩子化妆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是要买口红的话就不可能路边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一个好的店。写作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得认真。
南方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写文章像周作人，你怎么看？
止庵：周作人的书，著译共一千多万字，我完完整整看过好几遍，还写过《周作人传》，我自认是个知道周作人的人，但要说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只有两点：一是行文的态度，二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的“仁”的思想通过周作人的阐释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文章里面如果有一点人文关怀，就是从他那来的。
南方人物周刊：刚才提到“人文关怀”，我想知道你是否关注现在的社会问题？
止庵：我不是不关心社会问题，但我不愿意在表面层次做文章。有些杂文家，哪儿出了飙车案，哪儿出了邓玉娇案，就立马写文章表达愤怒。我知道社会需要这种声音，但我写不了这种文章。我觉得这些事情后边有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我对此一向关注，也认真思考。
这个世界上说话的人太多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阅读经验中，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最大？
止庵：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先从先秦入手。我花了四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十年里，我看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一本笔记，以后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出版。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个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以这一体系的存在为前提，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南方人物周刊：可即便如此，说出的话仍然可能是陈词滥调吧？
止庵：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世界上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不知道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应该说话。藏拙是一种好的人生态度，这个事情是你的短项，你就别说；还有一种态度是补拙，如果你想对这个事情发言，你就去多知道点儿，然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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