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南京西路和常德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幢年代已经很久远的西式公寓。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在张爱玲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1939年就随母亲和姑姑在这里住过。1942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她们三人依旧住在这里，直到1948年离开。张爱玲喜欢这里，她说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底层现在开了一家咖啡馆，也卖一些书，书架上放了很多和张爱玲有关的图书。在这个地方采访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氛围很特别。陈子善还没有看完《小团圆》，这可能跟他看得很仔细有关。翻开他放在桌上的书，里面不少地方都用铅笔做了记号。
“《小团圆》里的九莉和张爱玲本人遭遇、情感变化很接近，所以我认为九莉的原型可以看做是张爱玲本人。”在这一点上，陈子善和很多张爱玲研究者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自传体小说，而是一部“影射的和自白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同一段恋情，张爱玲写的是《小团圆》里的九莉和邵之雍，胡兰成写的却是《今生今世》里的张爱玲和胡兰成。所以，张爱玲到底还是一个小说家。
陈子善并不认为《小团圆》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应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回应的想法她肯定有，但不是这部小说的全部。张爱玲花费那么多的篇幅笔墨和心力，第一次那么认真将自己的家庭写了出来，她将自己个人的历史和家族史一起编织在《小团圆》中。她的父母、姑姑都在小说中出场，穿在她人生起伏的线索上。因此，“这本小说看得有些吃力”，前半部分光是出场人物的名单，就让人很费脑筋。但陈子善觉得这也正体现了张爱玲写作的天分之高，有些人物出场很短，张爱玲只是寥寥数语，这个人的性情就跃然纸上，十分生动，“这是大作家才有的手笔”。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淌在她血液里，在她死去的时候再死一次”。陈子善随便找了一段张爱玲写家族血统的妙语，令人折服。陈子善觉得，张爱玲有强烈的贵族意识，这使得她写家族的时候和同样也写过自己家族的巴金给人感觉迥异。在陈子善看来，就对家族的刻画表现而言，张爱玲比巴金深刻。正是这种对于家族的爱恨纠缠，使得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红楼梦》，到了晚年还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它。
大家族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刻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小说中那么多的嘲讽和调侃，她语言的残酷和某种程度上的虚无，正是被家族塑造了，“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中长大，她只能是这个样子”。
《小团圆》的价值，还在于它对时代的刻画。陈子善又找了一句小说里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正相反，家里的钱要的，娶的老婆可以不要”。这是对当年很多年轻人在学校毕业后一心闯荡世界的嘲讽。张爱玲的妙处，就在于她的小说中充满“高明的影射”，表面看来写的都是“男女情事，家庭纠缠”，但是她的深层的思考其实都隐藏在文字的背后。小说里九莉曾经说起了弗洛伊德，这预示着她性意识的觉醒。到后来，张爱玲用自己有史以来最为大胆出格的笔调描写性，这就体现了一种变化。首先是九莉这样的女子，她的情感，她的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就这样成长和成熟起来，陈子善觉得，因此这本书可以视作不只是写了张爱玲本人，还具有了时代的共性。并且，这本张爱玲中年以后开始写作的小说，在对待性的看法上，自然要比她少女时代更加直接大胆，汪洋恣肆。经历和心态到底都不同了。所以，张爱玲的《小团圆》，比苏青的《结婚十年》“精彩得多”。
张爱玲被大家误读，几乎是肯定的。因为大家只能靠小说来认识她，而小说和真实生平，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到底是不一样的。张爱玲自己却似乎将小说当作自己的文献在写作。《小团圆》中很多篇幅写到了姑姑，陈子善揣测，张爱玲当初蛰居美国，肯定没有料到有一天竟然和在中国大陆的姑姑恢复了联系。这也许使得她对小说中这般描写姑姑产生了一些犹疑。如此种种的因素，曾使她有过销毁《小团圆》的念头。而且到了晚年，她曾经动手修改这部小说。陈子善看到过如今出版的《小团圆》的手稿影印件，“字迹工整，深思熟虑”，而她未及完成的修改本，则比较凌乱。“要是她完成了修改，也许这部小说就真的不能出版了”，陈子善认为这未尝不是幸事。
张爱玲和胡兰成，这一段情缘纠葛，结束已经大半世纪却依然没有尘埃落定。虽然张爱玲说：“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个故事”，但有多少人愿意将她的遗作看成对于一个时代的刻画呢。60年后，常德路这个可以“逃世”的公寓，张胡恋情的发生地，成了上海最为繁华的市中心。不远处的静安寺和各种奢侈品牌专卖店构成了今天上海的风景。公寓底层的防盗门上，贴了一张“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字条，以阻止张爱玲粉丝们窥探的欲望。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曾这样描述张爱玲生活的空间：“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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