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音乐、绘画、文学，所有的艺术家一生的目标就是如何使感觉和表达实现零距离，但穷其一生也是达不到的。这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一生最大的痛苦和遗憾。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但我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还高兴了两天，但过两天看又不满足了。
张洁称畅销书不是文学
当天，中国作家张洁与西班牙女作家帕乌拉和文学批评家路易斯举行了对话。对话中，谈到与西班牙的渊源，张洁说，她的女儿也学西班牙语，十几岁就翻译了高难度的西班牙诗歌。“另外，我写完作品《无字》后，到西班牙散心，不料却在此间找到小说《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的创作灵感。”
当西班牙同行询问张洁的书在国内畅销程度时，张洁讳莫如深：“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当谈《堂吉诃德》时，张洁笑称《堂吉诃德》对她影响很大，她一直是个女堂吉诃德，失败了也要勇往直前。当天下午，西班牙作家和电影编剧马丁·卡萨列戈·科尔多瓦和作家胡安·马德里与中国作家阿城就电影话题进行了交流。
去见张洁，在北京这样一个多风的季节，敲门的时候我已经是狼狈不堪，应声而来开门的张洁却令我眼前一亮。
一件驼色的绒衣，头发有些花白，却干练而优雅地卷曲在头顶，皮肤白皙，笑容满面。一瞬间，我的确被张洁的美所打动，这是那种能够超越时间永久保留的美丽，不仅保留了一张精致的面孔，还沉淀出所有的睿智。我想起张洁曾经说过：为什么总要提一个“女”字？我不希望别人读我的作品，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作家、或者因为我漂亮……这也许是为什么张洁不愿意被拍照片的原因吧。
采访在张洁正在装修的家里进行，时不时被找不到路的送家具工人的电话打断，但就是这些穿插在其中的小插曲，也让我看到了张洁细致忙碌而平凡的生活，一如每个被装修、买家具烦恼着的人。 关于低调生活
记者：您总是在各种媒体上保持低调，甚至拒绝接受一切采访，这种低调的生活对于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张洁：我认为那是对媒体和大众的一种迎合，而我不喜欢迎合。
记者：但接受媒体采访不一定要说迎合大众的话呀。
张洁：但那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迎合。而且作为一个作家而言，我不需要在媒体上的频频曝光，选择这个职业本身就决定了低调。
记者：曾经因为一些支付稿酬的问题，有人说您小气，您因此回敬道：从今以后我决心不再清高，请别再高抬我，也别再指望我将那知识分子的“美德”发扬光大。那您是怎样看待您的现实生活的？
张洁：我认同西方的一个观念：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给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于我爱的人我会毫无保留，但是莫名其妙的坑蒙拐骗我是不容许的。而且和出版社、杂志社之间的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契约关系，为什么不能按照约定办？非要到最后使出各种手段呢？
记者：您能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吗？
张洁：我是个特别独立的人。甚至不愿意求任何人帮忙。我就是太要求独立，我知道这也是我的毛病。
记者：张爱玲曾经说：如果看到房间里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就会很悲哀。这种悲哀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那种伤感……
张洁：（微微挑起眉毛，很惊讶的样子！）如果自己能做到，我愿意试一试，自己能够做我会很高兴，这是我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真的，比如现在装修房子，这是一般两个年轻人可能都不敢轻易尝试的工作，但是我一个人干得津津有味。
关于爱情和女性
记者：您的创作里很多是以爱和人作为主题，您认为爱情，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是生活中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张洁：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不是像数学问题一样是可以有解的。而且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是一点观点也没有，不是我滑头。
记者：您是一直以来就这样认为，还是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
张洁：渐渐的。
记者：是因为经历了生活中太多的事情吗？
张洁：这是你总结的，但是人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同一个事物……
记者：您曾说“离婚、猫死了、妈妈去世、生病……弄得我很消沉”但生活中的苦难可能远不止这些，您是如何看待，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洁：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也不是一个容易绝望的人。我的本质就是独立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平静地接受，然后自己解决。
记者：我们的读者多是在工作、生活上压力都很大的职业女性，您对她们有什么建议吗？
张洁：把事情看淡一点，任何事情。如果你很优秀、很努力，最终可以成功，那很好。但如果努力还不行，就看淡一点。我从不参与任何在某些人看来很重要的事情，比如去经营什么、争什么。当然，天上掉馅饼，我愿意接着，但让我钻营，我坚决不干。不要干勉强而为的事情。
关于作品
记者：《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一部看了之后让人揪心，而倍感忏悔的作品。这也是您的忏悔吗？
张洁：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孩子是站在母亲肩上的，就像射出去的箭，是永不回头的。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也是每个人的遗憾，却是不可改变的。
记者：《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被改编成电影，您认为成功吗？不是指票房而是能够反映您的本意吗？
张洁：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这不是我的事，既然把它交出去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也是不可改变的了，她（导演）有她的意图，除非我是导演。其实我并不愿意拿自己的作品改编，这个电影，也是说了很久很久，后来还是一个朋友给我做工作，我才同意的。可能就是因为我要求独立的原因吧，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独立。我所有的作品里，也只有早期的短篇小说《有一个青年》被改编成电视剧。
记者：《无字》可能是您创作生涯里极重要的一部作品，十年一本书的作品现在很少了，在三卷的《无字》里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张洁：我不是跟你捣乱，其实我中学时的语文课成绩特别不好，就是老师总让我说主题。其实我写作也没有什么主题。
写作其实和音乐、绘画一样，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看。如果要创作者本人说个主题，我认为是件傻事，就意味着只能引导读者向着一个地方去。其实我觉得音乐绘画更好，文字还有一定导向性，但我做不了那个（音乐、绘画），没受过专业训练。
记者：三卷的小说起名为《无字》，您是怎样的心境呢？
张洁：很重很深的苦难，或者极大的欢乐，你都是没有文字可以表达的。实际上我还是能力不够，尽管这是我一直就想写的一本书，但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达到。
我曾在北大说过，无论音乐、绘画、文学，所有的艺术家一生的目标就是如何使感觉和表达实现零距离，但穷其一生也是达不到的。这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一生最大的痛苦和遗憾。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但我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还高兴了两天，但过两天看又不满足了。所以我很理解梵高为什么要割耳朵，这是很正常的，他内心存在着极大的痛苦。
记者：读者对《无字》的反应很好，而且《无字》已获得本届老舍文学奖，但陈染曾经说过“我的作品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您是怎样认为的呢？
张洁：我确实是为自己做这件事的。我听说一个统计：说是抽选2000个读者，其中1500个把票投给了《无字》，我确实惊讶这1500票，因为在北大时我听到学生说这部书太沉重了。
我只是写完，努力了，至于读者接受不接受，不是我能左右的事情。更没有期望多少人读、多少人买。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市场，我不需要太多的钱，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我的钱足够了。
记者：《无字》是您创作生涯的巅峰吗？您今后还有什么创作打算吗？
张洁：不能说是巅峰，我只是渐渐熟练一些了。
记者：是谦虚吧。
张洁：我不是个骄傲的人也不是个谦虚的人，我以前的作品在结构上不是很好，也许外行人看不出来，但我知道。细节是我的长项，没有问题，而通过这部书我在结构方面熟练了起来。
我目前有很多写作计划，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没有什么比写作这件事更让我喜爱的了，包括男人，（说完这句话，张洁习惯性地将头发用双手向后一拢，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这特别不好……但我太喜欢这件事了，你一生能找到这样一件让你喜爱的事，并为之付出，多好。
采访后记
采访张洁是很不容易的，我几乎提到了所有有关的关系来说服她，反复地说明我们是一个系统里的姐妹单位，希望可以开个“后门”。但就是这样进了张洁的房门，喝到了她沏来的乌龙茶，我还是不得不又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才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打开了采访机。
采访在送家具的人到了之后中断了一会，原因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位置，张洁在接了三个电话后，只好下楼去接他们。听到楼道里有响动的时候，便看见张洁和几个工人正搬着桌椅吃力地上来，搬东搬西很是出力。
家具进了屋的时候，张洁指着仿旧木椅的靠背说：你看上面的这个拱形，就在细节上差那么一点，给了图纸也没用……我想起我们杂志上期做过的《宜家》选题，就和她讨论，张洁说：“简约和简陋是两个概念。”一语中的。
看来给一个唯美而且精致的作家打造家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给这样一个文字极其讲究的人写篇访问也是件令人心里打鼓的任务。
张洁：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从《无字》开始的，以前所有的写作都是为它做的准
备。这是我竭尽全力写就的一本书，案头工作做了很多年，写得也很慢，９４年在美
国时就已完成了初稿，回国后觉得不满意又推倒重来。我写得很累，精力消耗很大。
因为我很笨，没有别人那么聪明，只知道用死力气。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会用这么大
的力气去写长篇了。我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我认为
《无字》确是我最好的作品。有些片断是以散文笔法写就的。无论是语言、细节、结
构，现在看起来还比较满意。从年龄、体力、感悟各个方面来说，现在写《无字》可
以说是正当其时，早几年可能驾驭不了，再晚几年可能体力、精力都不济了。《无
字》剥离着人类喜爱的面具，呈现出生活的原色……好像是上帝特别给予我的无法逃
避的责任，我甚至对朋友说：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
张英：在读这部长篇时，我发现这种叙述视角是有两种调子，有音乐的回旋感，
语言也达到了一种极致。
张洁：我对语言比较下功夫。你可以看到，有时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小节，那是非
常重要的埋伏，比如主人公洗一把叉子，反复用洗洁布擦洗，直到叉子呈现出原来的
光洁为止。像这种优雅到骨子里的高贵与苛刻，与她后来发疯有很大关系。我很喜欢
音乐，当然也是瞎起劲，并不真懂。小时候家里穷，没有经济能力让我学音乐，很遗
憾地不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只能把这种遗憾留在小说里，对音乐的感觉偶尔会以各种
颜色出现在小说中。在遣词造句时，也会考虑它的韵律、节奏，是否上口动听。我很
欣慰你发现了这一点。
张英：这部《无字》同《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一样，
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作品，在这期间作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对爱的神
圣呼喊到对爱的疲倦、麻木，从对爱的失望和遗弃到对爱的逃离和怀疑。为什么会有
如此大的变化？
张洁：人类需要神话和童话，人生离不开假象，它像美丽的毒品，对于这种毒品
的渴望全人类都存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论男人或女人，什么类型的人都会有这种
渴望。《无字》也可以说是对这种人类神话和童话的解构，它的故事背景在中国，也
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当然，对理想、爱情之类的渴望支撑着很多人的一生，人总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
好，在这种憧憬与期盼中度过长长的一生，最终未必追寻得到。但如果没有这种渴望
和梦想以及它们的破碎，人生也就淡而无趣了。
张英：《无字》讲述了吴为与胡秉辰，母亲叶莲子与父亲顾秋水，外祖母墨荷与
外祖父叶志清三代人的坎坷爱情，他们的爱情和命运交杂在战争、动乱和革命的背景
中，最后收获的全是破碎，历经坎坷，女性对爱情的期待彻底泯灭，读来令人叹息。
张洁：你说到的只是部分内容，在后几部中，会有更深阔的开展。如果能有十个
读者真正进入我的文字，我就很满足了。我的小说，只能是小众文学，不会有很多人
喜欢。谢谢你的称赞——我也应该得到你的称赞，因为我对它全力以赴。
女主角吴为只是一个“线头”而已，小说中还有很多人物，那些人物都很重要。
从世纪末写到世纪初，不断倒叙、插叙而成。这一部只是一个开始，后三部才逐渐展
开。这个世纪充满了动荡、转折、变革，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的形态，也改变着命运的
形态。比如男主人公胡秉宸参加革命前是个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训，
最后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故事。
张英：在读《无字》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行文的叙述视角转换太快，可能会影
响阅读的快感。
张洁：我会考虑你的意见。我常常想，要是我现在才开始写作该有多好，这样我
就能把原来那些素材和作品处理得更好一些。有一句话说出来似乎很没良心，让我很
不好意思：凡是我获奖的那些作品，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张英：能否把《无字》称为自传体小说？
张洁：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灵魂的自传。不论是音乐家、画家，
艺术家莫不如此。《无字》的计划是四部，我一直在打磨它，希望在２００１年全部
完工。有时一天可以写几千字，有时则是几行，小说中提到的“塬”，与我最后成为
作家很有关系。它承担、沉淀了自开天辟地来，宇宙间亿万年的沧桑，它的神秘让我
感动，感动到害怕、到恐惧的地步。有人看到那一段非常震惊，但我还是没有能力把
它完全表现出来，在它面前，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正在接近它。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这部长篇，有些素材、细节我根本舍不得动用。我认为艺术是
有闲阶层的事，疲于奔命、等米下锅、可能掉炸弹的状态下，是写不好的。好比我八
十年代的作品，好的不多，那时心境不对，《沉重的翅膀》发表后，天天都有权威人
士打电话——而不是文件，要是文件倒也让你感到相当郑重，说明你还算个“事
儿”——让有关部门把你弄进监狱、开除出党……如果一天到晚不得不应付诸如此类
的事情，还谈什么文学的追求？
张英：这部新长篇在社会上的反响和在市场上的份额，和你以前的作品相比，不
是太理想，传媒也不是特别关注，你自己怎么看？
张洁：我的小说受冷落不能怪媒体。在这个商品社会里，有多少人在读文学？
《纽约时报》上有个由学者介绍好书的专栏，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要是国内也有一个
介绍文学作品的权威性专栏就好了。
我过去的作品虽然红火，但比较粗糙，《沉重的翅膀》的社会意义高于文学意
义。它呼唤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到现在可能还没过时，可是它在文学
上的价值有多少？当时发行几十万，并不能说明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因为那时的分流
渠道少，大家唯一的消遣可能就是读小说。现在环境改变很多，过二十年后再读，谁
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包括《方舟》也是如此。
张英：尽管你那么否定你以前的作品，但我觉得在当时你写的时候，你也是真诚
的，这种真诚一直贯穿你全部的创作，否则就不会具有感人的力量。
张洁：我写下的文字，都是缘自内心的真诚。很幸运，到现在我对创作还有激
情。我认为如果艺术以名利为前提，先设计它能带来多少盈利之后才进入创作，是达
不到最高境界的。当艺术只是为自己而做的时候，才能进入最尽责的状态。说了归
齐，人对自己的责任心，总是最大的。这样说可能缺乏社会责任感，或是违背了“以
文载道”的老传统。当然在你成功之后，名、利也会随之而来，但那不应该作为第一
性的目标。
写作的乐趣还在于它的过程，那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对文字的精雕细刻，就像打
磨一件老旧的瓷器那样，那是一个让它逐渐显出光泽和圆润的过程。
张英：在你的文集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些作品？看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
去了》之后，我很感动。美好的文字是最朴素、自然的，同时也是最深情最能感动人
的。这部作品是九十年代最杰出的长篇散文之一。前几天和王朔聊天，王朔说它是一
个好长篇。
张洁：文集中有几篇东西还不错，比如《雨中》、《未了录》、《柯先生的白天
和夜晚》等等，不过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它们，只有蔡翔注意到了《柯先生的白天和夜
晚》，并且写了一篇很到位的评论，还有六七篇散文。其它都不怎么样，比如很多所
谓的随笔。那时经济上的负担很重，不得不写那些东西养家糊口。《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是一气呵成的，尽管有些罗唆。到现在也没有回头再看一眼的勇气。不
论心理能力或精神能力都承受不了再读一次的情感打击。它是我内心真实的记录，不
想为艺术上的精美而删减什么。
张英：在忙完这四部长篇之后，您的写作会向哪方面转变？
张洁：我对短篇情有独钟，许多题材放在电脑里。短篇是很难写的，它只能吸取
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局限很大，开头和结尾要求讲究，还要有彩头，读起来才会有快
感。中篇是最容易写的，结构和叙述都比较随意。写作是感性的，但得用理性去控
制，有张有弛，时紧时松。往往是内容、题材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形式、文体和语
言，对长篇来说尤其如此。有些长篇缺乏节制，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了，有人一年
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像车间的生产流水线，真让人感到惊讶。
张英：能谈谈《只有一个太阳》吗？这部小说的风格和您的整体艺术风格非常不
一样，在文体上也做了某些尝试。
张洁：《只有一个太阳》也是调侃。向王朔学习。我喜欢做各种的尝试，尽量不
要和他人雷同，就象炒白菜，尽管原料一样，但是做法不同，味道也就不同。当我进
入写作状态时，是在享受在文字中来回穿行、反复的修改、琢磨的乐趣，像吸毒那样
让人上瘾。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时，非常地快乐。并不急于发表，因为它们是我
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依赖。说到技巧，好比那些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无论多么复杂的技
巧和动作，表现得都很轻盈，像一片羽毛。技巧是存在的，但在你掌握圆熟之后，就
看不出了。或是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那是我不断追求的。
张英：您喜欢国内的哪些作家和文学作品？
张洁：王安忆。她始终尽心而作，最近看了她的一个短篇《酒徒》，写得真好。
我们相隔很远，偶尔也通电话，常常感到有那么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与你同行，把文学
当个“事”来做。她的为人、为文我都欣赏。也喜欢余华，我看了他所有的作品。马
原的作品浑厚、粗犷、豪放，有男人的大气。还喜欢萧红，平平常常的文字，经过她
的组合，效果和魅力他人是无法想象的。内涵也深。也喜欢张爱玲，她的文字功夫太
好了，当然，喜欢是一码事，自己写作又是另一回事，绝对不能模仿，模仿他人是永
远出息不了的。
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水准的是古典诗词，小说不见得最好，拿四大名著来说，我并
不喜欢《红楼梦》，更不喜欢《西游记》，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过是政治
和谁知道是真是假的历史。有一个朋友说得好，历史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
的，而小说除了名字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我还是迷恋中国古典诗词，从全世界来说，它所达到的高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无人可以超越。
张英：女作家写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身经历出发，从自我和内心达
到一种高度。但这种写作也容易导致琐碎和格局太小；另一种作家写作时是借助了历
史和社会的大背景，跨越小我，走入一个大的空间，提升自己的艺术空间，您成功地
守住了人性这一点，对异化和人性扭曲的拷问一直到现在，反倒形成了一种大气，使
您和其他女作家区分开来。
张洁：对人性的拷问我一直没有放弃过，从内涵来说，我不太喜欢格局太小的东
西。我们这一代人以前很单纯相信“铁肩担道义”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崇拜这种人。
张英：最近写散文吗？
张洁：我觉得散文不像小说，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是一种耐心的等待，我要
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一篇。有些人几天就能写一本，也很令人惊讶。
张英：您的性格是否和您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张洁：由真诚到怀疑，里面有沉甸甸的教训。我从小就是一个另类，老喜欢猜测
事物的真象和内幕。怀疑是一种理智，比盲从要好。我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因为
老是喜欢提出疑问。大家都那样做，我偏偏不那样做，又总不跟着别人说同样的话，
每次运动都不是积极分子，很多时候一弯腰，一抬手就过去了的事，我却过不去。可
能和性格有关。
其实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相当无能的人，写小说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写完之后
就想放松，再不愿意多费脑子。再加上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应变能力很差，每每败下
阵来，总使我感到沮丧，失去自信。如果认真想一想，相信也能对付，只是不想再
累。而且一旦回到文字上，心理就能复原。
张洁依然还在写作，尽管她即将进入古稀之年。虽然曾两捧茅盾文学奖，但她依然坚持每一部新作尝试新的风格、新的题材，她说自己总喜欢“试一试”。《知在》是她的最新小说，一个披着“悬疑”外套的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张洁试图表达的却是一种命运的不可掌控，一种隔绝，以及她自己对历史的怀疑。张洁说她不介意别人是否喜欢她的作品，不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可以把它扔在一边，但“哪怕天下人都讨厌我，我也会因为这些文字而活得自由自在”。
■人物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1981年创作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她又凭借《无字》再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首位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知在》情节简介
叶楷文曾经在龟兹遭遇奇异的沙暴，影影绰绰中仿佛遭遇了前世今生，之后他获得了对艺术与绘画的奇异直觉。多年后从海外归来，他买下北京一个旧日王府的府邸，准备做私人博物馆，意外地得到半幅晋画。他本打算把这幅平凡无奇的画扔掉，但却在随后知道了隐藏在这幅画背后的故事。《知在》的时间跨度从晋代一直到清末，再到现代。
题解
任何具象都承担不起‘知在’
新京报：看完这部小说之后，我首先想问你的问题是：是什么给你灵感，让你想提笔写这样一个题材的故事？
张洁：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不是它的深奥，而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说，我创作生涯初始的灵感，是来自身边的一张椅子，或一个面包等等，那么现在的灵感，可能是来自一缕气息、一片光影。有时我久久地仰望什么也没有的天空，好像天空中正飞着一群野鹤，那些视野中根本就不存在的野鹤，着实让我惆怅，因为，我既不知它们会在哪里降落，又对它们一无所知。可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它们中的一只就会突然落在我的肩上，如此地突如其来，如此地不容犹豫。比如有这么一只让我动容的野鹤，十年前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只是不久前，我才把它写在一个短篇里，这个短篇即将发表在今年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上。为了寻找一个适宜它栖息的枝头，十年，我等待了十年。它们一定知道，我对它们足够的耐心和深情。所以还是不要探究《知在》的来处吧，如果喜欢就读它，如果不喜欢就扔了它，没有关系的。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说过，哪怕天下人都讨厌我，我也会因为这些文字而活得自由自在。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晋代和清末这两个历史时段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是乱世，因而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提供给小说的创作吗？
张洁：不知道。有些作家也许能够理解我的说法：即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何去何从，有时并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当然，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会是我的兴趣所在，但不确定性未必就是乱世。说到底，乱世的不确定性多少还可以触摸，而有些不确定性，真是不确定得让人绝望。
新京报：《知在》是一个看起来很难理解的名字，我看你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它表示的是一种态度。那具体是一种什么态度？
张洁：就是一种态度，这已经是非常详细而又包容的回答了。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谁能说得清楚“缘”的由来。
新京报：《知在》中的叶楷文本来是一个对古画、对艺术没有什么欣赏力的人，在经历了一次沙暴之后，却突然变得对鉴赏古画有种超强的能力。这让小说一开篇就充满了诡异的神秘力量，而这种力量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尤其是在最后写到贾南风的故事时，越加明显。请问，这种诡异的、神秘的、未知的东西也是你想在《知在》中表达的？它正好和题目“知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张洁：我没有把“知在”强加在任何情节或是人物身上，书中所有的诡异只是情势所趋。再说一次，“知在”是一种态度，是任何具象，比如情节、人物所承担不起的。
怀疑
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
新京报：阅读《知在》的时候，我会觉得故事情节一环套一环，情节的推进很紧张，同时，发生在各个人物身上的故事，总是让我觉得很紧张。小说始终让我感觉到有一根弦在紧绷着，直到最后小说结束。这也是你的有意为之吧，为什么会想营造这种“紧张”的感觉？
张洁：不是有意营造的。比如那张“脸”，恰恰就在那时来到，在前几章里，他无论如何不愿出现。当我写到那里的时候，自己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新京报：贾南风是一个很少被写入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你选中她进入这部作品的理由是什么？
张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许多已经有了定论的东西开始怀疑，对“历史”充满了不敬。我觉得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也是史家的历史，史书常常带有史家鲜明的烙印，他们的好恶、态度、观念、立场等。我说过，与其相信历史，不如相信大事记，某年某月李自成进京，某年某月乾隆爷驾崩等等。我甚至在《无字》中借人物之口，十分偏激地说过，“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我写作《无字》的时候，为确认史料的准确性，走访过不少地方，即便非常具体的地点也都难以确认，不过几十年方才过去，要是时间更为长久的过去会怎么样呢？我们了解的贾南风，无非是史家笔下的贾南风。我从小历史就考不及格，其他学问功底，也是薄纸一张，完全没有资格对她做什么结论，更没有为她翻案的意图。我只是觉得，我们看到的事物不过是它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掌握它的全貌，它的本质。不敢拿别人做比，只得拿自己说事。我虚伪的时候很不少，出于情面、出于关系、出于私心，明明不想干的事不得不干，明明不想说的话不得不说，明明讨厌透顶又不得不应酬……更不要说还有不少装孙子的时候。我时常感叹，谁让我们无法脱离群体生存！群体是相当磨灭个性的一种力量。我自己原来也不知道，自己竟是个怀疑论者。贾南风不过是历史大海中的一颗沙砾，她不在《知在》中出现，另一颗沙砾也会在《知在》中出现。
收获
明白命运不能掌控
新京报：书中很多人物的命运其实都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着，比如叶楷文和两个格格。你是否觉得人的命运都是被动的，是自己很难掌握的。
张洁：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许多事情经过自己的奋争是可以改变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明白命运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还有一句颇为有名的话：性格即命运。这样说，命运又好像是可以触摸的，可性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一头说，都是无法下结论。这也许正是艺术家们孜孜不倦，试图从各个角度探得究竟的原因吧？
新京报：小说中安吉拉的形象给我印象最深。一个孤女，为了得到爱人，杀掉了爱人的妻子。她在爱情上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甚至知道得固执，偏执。而另一方面，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她对父母的了解几乎等于零。这让我有一种设想：如果安吉拉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是否还会那么偏执地爱？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
张洁：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安吉拉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结果会怎样。这也许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命运。
新京报：你曾说过《知在》是你的一个挑战和尝试，也是看自己是否能够接近那神秘的力量。那么你觉得你在写作中接近了吗？
张洁：当然没有接近。感觉到它，却无法接近。
主旨
我喜爱永世的隔绝
新京报：贾南风和一痴的故事显然是整部小说中最让人震撼的情节。爱本来是很柔软，很缠绵的，但却在贾南风他们的故事中显得无奈、暴力，甚至血腥。为什么想描写这样一种爱情？
张洁：这个人物的爱情我也没法控制，那样一个性情极端的、专权的女人，难道会有一个三毛式或琼瑶式的爱情吗？上面说过，性格即命运。是不是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爱情。
新京报：李敬泽在评论中说，《知在》不仅仅是写爱恨情仇的，它写的是一种永世的、普遍的隔绝。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张洁：当然同意。我几乎没有过不隔绝的感觉，可我认同、甚至喜爱这种隔绝。
新京报：而在我看来，《知在》就是想通过这些离奇的，一环扣一环的故事讲述一种我们未知的神秘的力量的存在。而这种力量其实能够影响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命运才充满着无数可能性？
张洁：谢谢你的理解。你看，尽管不能预测《知在》在读者中的反响，但我至少有了一个理解《知在》的读者。
新京报：写作风格的转变，会不会让自己觉得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吃力？在《知在》中还是有一些情节的起承转合比较突兀，你注意到了吗？
张洁：谢谢你能这样提出意见。但我有意追求在一个较短的篇幅里，浓缩更多的内涵，表现更大的张力，最好能达到让人喘不过来气的那种张力，所以急骤的跳跃和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第六章是难度最大的一章，有些地方至今我还觉得遗憾，实在对不起读者了。
度荣获茅盾文学大奖的女作家张洁平时极其低调，潜心创作，一直拒绝任何形式的个人专访和商业炒作，但是昨天她怀抱鲜花微笑地走上讲台，首次与读者分享《无字》的创作经历和获奖感受。张洁真诚地说：“感谢读者和评委对我的厚爱，但感谢两字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将用实际行动报答你们的厚爱，我构思的三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完了一部，虽然修改的时间很漫长，但是今年一定能够交稿。”谈及《无字》的创作过程，张洁坦言自己写完《无字》视力下降到了0.2，心脏和手都出了毛病，但是张洁自信地说：“我是个非常努力的人，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方式，虽然天分不是很高，但是我会全力以赴，完成三个长篇的构想。”说完，张洁把一大束鲜花献给了她最想感谢的《无字》一书的责任编辑隋丽君。对于是否看重读者的数量，张洁坦率地表示从不在乎多少人看过自己的书，哪怕只有十个人看进去了自己都很高兴，“我最看重成就感”张洁依然显示了特立独行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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