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40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垮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寞，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蒙眬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一本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 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子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 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姊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 “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100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 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 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我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 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 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她亲历省港两地的文化风云，童心不改。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云姊姊，您可好？我是《新儿童》的读者……”离开《新儿童》杂志近半个世纪了，八十多岁的黄庆云还常常应素未谋面的老读者之约，在香港愉快地叙旧。她感到幸福。
《新儿童》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云姊姊”是黄庆云的笔名。在动荡的年代，《新儿童》凝聚了东南亚一带无数儿童和家长的心，“云姊姊信箱”解答了许多人的问号，慰藉了幼小的心灵。主编这份杂志时，黄庆云21岁，是一个在读研究生，她说：“那时候我办杂志，就像一个学生做功课，来接受老师的考验，拼命把杂志做好。”
2006年香港书展期间，我们来到黄庆云的家里，听她讲过去的故事。有趣的是，黄庆云的新著《我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次书展的推荐图书。回忆往事，她说：“我敢告诉大家，这小册子里说的全是事实。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在书中，没有波澜壮阔，没有痛心疾首，黄庆云只是用一颗悲悯之心，记录下一个时代的真实。这种风格，可以在《新儿童》中寻得渊源。
定居香港后，黄庆云和内地很多儿童文学作家还时常联系。她为儿童文学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深信儿童文学本身就是美的教育。“我没有停过笔，现在还写，主要在香港发表。除了写给儿童看，也写一点给大人看的。有些我写了也不用自己的名字。”她用过很多笔名，其中一个是“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笑道。
前不久，黄庆云摔了一跤，病了一场。谈话时，她就斜倚在椅上，看上去精神不错，不忘起身为我们续上冰镇可乐。她告诉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运动一下，看看报纸看看书，写文章。正谈间，黄庆云的女儿周蜜蜜也来了。周蜜蜜也是知名作家，是罗孚先生的儿媳妇。黄庆云和周钢鸣共有四个孩子，儿子在广州，两个女儿在美国，周蜜蜜在香港。
周蜜蜜就住在附近，常来照顾。黄庆云说：“家里有个佣人帮忙，我一个人住。原来我妈妈和我一块住，后来搬到姐姐那儿了。”“您的妈妈还健在？”“我妈妈今年106岁了。”
主持“云姊姊信箱”
黄庆云1920年生于广州，幼年在香港，11岁返穗，入初中。因成绩优秀，12岁跳班读高中，15岁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广州沦陷后，随学校迁往香港，借香港大学课室上课。1939年大学毕业，出版《民族诗人屈大均》。随后考取岭南大学研究院儿童文学研究生，1941年，黄庆云的论文导师曾昭森教授创办《新儿童》半月刊。从此，黄庆云主编《新儿童》，以“云姊姊”为笔名，主持“云姊姊信箱”。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广州和香港两地都生活过？
黄庆云：我有一个姑妈黄碧云最早学习马列主义，和陈独秀是好朋友，她到过苏联开会，办过中国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在广州被国民党枪毙。我们家里当时就很怕事，爸爸妈妈来到香港，我就跟着来了。我在香港度过童年，直到读中学才回到广州。中学是国立中山大学的附属初中，读了半年之后，再考中山大学附属高中，跳了两级。
南方都市报：高中考的是甲科？
黄庆云：我以为甲科一定好过乙科，谁知甲科是文科，乙科是理科。后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了三年之后，日本人打到广州，我来香港读了最后一年，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广州1938年沦陷，香港是1941年。
南方都市报：你读书的时候学过国画？
黄庆云：我和高剑父学过国画，中山大学请他教画画，选他的课是没有学分的，实际上高剑父也很少来上课。后来我们到春睡画院学画，见我是女孩子，也都欢迎。有一次，高先生请我们到北园饮茶，他说：“大家来作诗。”我作得很快，他就很喜欢，说：“你能作诗，不学画可惜，我来教你。”他对我很好，但是那时候抗战，没有心思慢慢学画。虽然没学成，但是学国画对我后来审美有很大的好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屈大均？
黄庆云：我是1939年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屈大均的。这个论文还没写完，就在香港杂志上登了一部分。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主编《新儿童》杂志？
黄庆云：《新儿童》的社长是曾昭森先生。在香港办了十四期。
南方都市报：曾先生怎么会找你来主编这份杂志？
黄庆云：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南方都市报：就你一个人负责编辑？
黄庆云：文字是我负责。另外有一个同学业余帮帮发行的事。
南方都市报：省港两地都发行？
黄庆云：不只是省港，南洋都发行，美国、加拿大都有少量。
南方都市报：曾昭森先生是《新儿童》的社长，他主要负责什么？
黄庆云：他做很多工作。他自己没有子女，没有借别人的钱，用大学的工资来帮《新儿童》。当时《新儿童》上有“教师之页”、“父母之页”，他也在《新儿童》上写稿，请一些老先生写稿。
南方都市报：曾先生自己研究什么？
黄庆云：研究教育，他很信仰杜威的理论。他觉得《新儿童》可以体现杜威的教育思想。我当时看了一部杜威的著作，邹韬奋写的序言，他说：以前的教育思想是“灌输”，只有杜威提出“启发”。我就很喜欢。中国先进的教育家陶行知、胡适都是杜威的学生。现在看来，《新儿童》当然有很多不足，但是提倡认识儿童本身的价值，怎样培养儿童创造性，都是比较合适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为什么用“云姊姊”这个名字？
黄庆云：开始不是用这个名字，有一个姓朱的女读者，第一封信写来提一个问题，就是写给“云姊姊”的，我就干脆用了这个名字。
南方都市报：每天会收到多少读者来信？
黄庆云：大概每天几十封吧。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时间一一回信？
黄庆云：没有时间，在其中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有时问一些科学的问题，我不懂，就请别人帮忙回答。有些人讲心事、讲理想，有些人病了，就写信告诉我们，我就写信安慰。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工作，当时能应付得了吗？
黄庆云：当时的时间很紧张。我还在读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属于学校补助钱的，规定每天要拿两个小时来帮助老师，收集资料、改学生作业。另外要编杂志，还帮青年会教儿童。很忙，但是可以应付得了。
南方都市报：许地山先生也为《新儿童》写过稿子？
黄庆云：第一期他就写了。当时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好像还是文学院院长。以前我们是借香港大学上课，香港大学白天上课，我们晚上上课。我没有听过许地山先生的课，但是因为办杂志就有了交往。
南方都市报：许地山先生的风度如何？
黄庆云：他有学者风度，很平易近人。他原来是学印度文的，那时候有了《新儿童》之后，他就觉得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发表儿童文学。他很忙的，但是热情写稿。当时香港大学很守旧，教的是文言文、四书六经之类，许先生来了之后，一直在香港大学推行新文化。所以他挤出时间来写儿童文学。每次都叫我上去收稿的，每次都会和我谈他创作每一篇稿的过程。大概写了两期就去世了。以后他儿子就用“未成熟的落花生”的名字来写稿，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儿子这么小，应该是他夫人写的。一直到现在他儿子跟我都有来往。
《新儿童》命运多舛
在《新儿童》出版十四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突然沦陷。黄庆云和香港一些文化人匆忙坐了一只小船，偷渡到澳门，《新儿童》被迫停刊。1942年春，黄庆云从澳门到了大后方桂林，积极筹备复刊。《新儿童》受到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丰子恺等文化人的支持，在全国发行，发展了千名通讯员。1944年9月，日本南侵，桂林失守，《新儿童》再度停刊。抗战胜利后，《新儿童》在广州复刊，宣传和平民主。1946年，广州国民党当局勒令《新儿童》停刊，黄庆云把杂志搬到香港继续出版。
南方都市报：1941年香港沦陷，《新儿童》第一次停刊了？
黄庆云：香港是圣诞节沦陷的，我记得那天我们搬到炮火没有那么厉害的地方，晚上我还在和小朋友讲着故事，小朋友就在那里祈祷：有和平，没战争！(笑)
南方都市报：香港沦陷时你毕业了吗？
黄庆云：研究院未毕业。后来到了桂林。
南方都市报：在桂林如何恢复《新儿童》？
黄庆云：我们卖带去的《新儿童》，筹款来复刊。还办了一个儿童剧场，演出两个剧目，一个是《中国小主人》，一个是《国庆日》，都是抗日题材，很多名作家支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孟超的女儿孟健都担任小主角，她们只有十来岁，让很多人感动得流眼泪。大家通过演出认识了《新儿童》。
南方都市报：丰子恺先生当时和《新儿童》的感情很深？
黄庆云：丰子恺不是很长时间的交往，他的女儿丰一吟来往多一点，她为《新儿童》写稿，她是“儿童通讯员”。像个“儿童世界”！(笑)
南方都市报：那时桂林是后方，要不要跑警报？
黄庆云：要的，桂林常常有警报。那里有很多山洞，就跑到山洞里。我的第一件事是把稿子带上。(笑)在桂林出版的时候非常辛苦，环境很差，举个例子，印刷的纸是用草纸，有很多洞，我们要仔细地挑选，几乎每一张都要看一下。印刷的条件很差，但是工厂的工人很欢迎我们，他们童年也没有机会读很多书，也喜欢看《新儿童》。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周钢鸣先生？
黄庆云：在桂林的时候认识，他是广西人。
南方都市报：他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
黄庆云：他很早的时候就入党了，好像是1934年在上海就入党。
南方都市报：1944年9月桂林失守之后，处境是怎样的？
黄庆云：我们就跑到后方，到李济深家里，在一起的还有柳亚子、李铁夫，住在广西的乡下，日本人打不到那里。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就从后方回到广州？
黄庆云：那时候我们很天真，一胜利就很开心。那时候提倡组织联合政府，和平民主，我们在《新儿童》介绍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都介绍。在广州出了两期，国民党就下令：“无出版之必要。”全部封了。这样，我们又回到香港。
南方都市报：在抗战胜利之后，广州的文化界普遍上对国民党怎么看？
黄庆云：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心向共产党，除了很少数的人对国民党还心存希望。高压都压不住。《新儿童》被迫到香港办之后，开始还不让我们在内地发行。
获奖学金赴美留学
经过战火锻炼，《新儿童》的编辑思想有了转变和提高，内容更接近社会，大量发展儿童通讯员，组织了各地通讯员联谊会。《新儿童》的影响远及东南亚和美洲。1947年，黄庆云获得了助华协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学习，第二年获硕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抗战把你的研究生学习打断了，胜利后有没有读完？
黄庆云：没有，研究生就差半年，但是没有再读了。
南方都市报：1947年如何拿到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
黄庆云：抗战时有很多美国人办援华会，其中有一个叫助华协会，由史沫特莱办的，史沫特莱是名记者，介绍延安，写过朱德。助华协会在中国主要通过陈翰笙工作。
南方都市报：陈翰笙很长寿，活了108岁。
黄庆云：助华协会每年选10个人到美国读书。当时美国那边斗争也很激烈，觉得不能每次选国民党的人去留学，可以公开申请，条件是大学毕业五年后还是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我就写信申请。他们就派了奥克澜教授夫妇来中国面见每位申请者，来香港找我谈谈，谈得比较融洽。那时候《新儿童》的环境很简陋，连一个书柜都没有，他来了看到这个样子，很开心。后来，美国把10个名额降到6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美国，我就住在奥克澜教授家里。奥克澜教授和很多中国人很好，像雷洁琼、冯玉祥。
南方都市报：哥伦比亚的硕士只读了一年？
黄庆云：因为我读过研究生，可以把学分带过去，所以一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在我之后，这个奖学金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生活怎样？
黄庆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们对我是另眼相看的。我当时思想很天真，常常讲：我不是来读学位的，是来学东西的。读书就选我喜欢的东西。后来我的教授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有多进步，我们美国觉得学位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资格。”我说：“有很多专修科要修，浪费我的时间。写论文也很浪费时间。我宁愿多读一点美国的书。”教授说：“必修课一定要读，另外特许你到处去参观。”
南方都市报：参观些什么？
黄庆云：参观所有的儿童剧场、儿童图书馆，凡是有关儿童的活动，我就去参观、作报告，代替论文。这样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钻研一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也请我去讲中国的儿童文学，还给我一点钱，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儿童文学。后来我的成绩还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还得了金钥匙。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还见到老舍、陈翰笙这些人？
黄庆云：美国有一个学生组织，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每两个礼拜就请一些研究中国问题比较出名的人来讲演，譬如陈翰笙、冯玉祥、老舍、史沫特莱。老舍是去访问的。冯玉祥是反对内战的。陈翰笙和我很熟，他和夫人一起去美国，他好像是第三国际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形势多不多？
黄庆云：很多。当时的留学生非富即贵，但是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反对内战的。所谓反对内战，当然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做了很多野蛮的事情。当时有一位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来作报告，讲到学生游行时被打，大家听了都很气愤。
南方都市报：你在美国读书这一年，《新儿童》还有没有出版？
黄庆云：有，我回到香港还是在《新儿童》，一直做到解放回广州。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回到广州？
黄庆云：香港是暂时的嘛。想着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那时对祖国充满理想，大家想回来尽一番力。
历经风雨洗礼
1959年，黄庆云调离《新儿童》，到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还是以写儿童文学为主，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西班牙版本。文化大革命期间，周钢鸣和黄庆云夫妇历经风雨洗礼，黄庆云将这段经历写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她写道：“当人们回顾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这些回忆能够成为细碎的砖瓦，放到人们想念中的博物馆里面，起着凝聚教训，启迪反思的一点点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满足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和周钢鸣先生结婚？
黄庆云：1950年底在广州结婚。后来周钢鸣调到广西当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党委书记，我跟着到广西，住到1955年回广州。《新儿童》在广州还出，还让我当主编，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广西，开始还用《新儿童》这个名字。后来中南局要将《新儿童》搬到广州，由共青团接办。
南方都市报：1955年回广州时正是胡风集团事件，当时广州受影响大吗？
黄庆云：影响大，出现了很多无辜的胡风分子。那些人连胡风都不认识。
南方都市报：回到广州之后，《新儿童》有什么变化？
黄庆云：后来广州就将《新儿童》改成《少先队员》，当时团委跟我讲，我还觉得很光荣！(笑)1957年反右时，说《新儿童》强调文艺，强调文艺当然是我的思想之一，当时批得很厉害。1959年我就调到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
南方都市报：在作协的工作怎样？
黄庆云：在作协当作家时，我整天下乡，很听话的。“文化大革命”时回广州，后来就去了干校，我一下子调出来创作，一下子调去劳动。
南方都市报：周钢鸣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很大冲击？
黄庆云：当时凡是机关的头头就是众矢之的。他当时是广东作协党委书记、副主席。而且，他在上海参加左联，江青在上海不光彩的事左联的人都知道，因而她整了很多人。周钢鸣在上海和她很熟，江青和唐纳，还有赵丹一对结婚，周钢鸣参加了婚礼。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经历。江青想将在上海认识的人一网打尽，赵丹也被害得很惨。周钢鸣的好处是很低调，不出风头，有一次，江青来广州，想见30年代认识她的人，周钢鸣没有见她。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时，还是成天被人抽去斗。但是，可能他的为人比较好，所以那些人对他没有那么差。我在干校回来之后，那些人陆陆续续回来，周钢鸣比我迟很多才回来，成天写检讨、写检讨。
南方都市报：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多吗？
黄庆云：他在他那队，我在我这队，偶尔见一下面，也不敢讲很多话。周钢鸣那时跟我说：“将来受害的还是青年。”初时我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那时候觉得党还是很伟大。但是为什么做那些很封建的事？我这个人很讨厌封建的。我参加革命的原因就是：封建使我觉得是一件很丑恶的事。可能我自己出身在一个破落的大家庭，好像《家》、《春》、《秋》那样，现在为什么做一些迷信的事，拿着牌子喊“万岁”呢？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时看着那些人拉着那些教授游街、殴打，哪里受得住？！怎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时候很多事情很反常，人又没有书读，我觉得这样很不对。我曾经想：上帝，你疯了吗？(笑)真是这样想的。那时候不知将来会怎样。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之后生活怎样？
黄庆云：个个都官复原职，除了一些人。周钢鸣被折磨得很严重，精神很差。1981年就去世了。广东可能还不是“文革”的重灾区，我记得陈残云到北京开会时，很多人上去诉苦，本来他也想去诉苦，后来他说：“不诉了，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写了这本《我的文化大革命》。
黄庆云：我写这本书是当报告文学来写的。写了很久，写得乱糟糟的，没有出版。有一次，我摔了一跤，天天发烧，也不能走路，人瘦了几十磅，所以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这本书写出来。
故知旧友，情谊不改
黄庆云曾担任国际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和秦牧、曾敏之、黄谷柳、黄秋耘等均有深交。1989年，黄庆云赴香港定居。当年《新儿童》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至今情谊尚在。
南方都市报：你和广东哪些作家交往多一点？
黄庆云：和秦牧熟一点，紫风是我的同学。秦牧夫妇为人都比较好。秦牧曾经被批得很厉害。他跟我讲过，曾经想过自杀，有一次带了一条绳子到东湖，一整天不见了。后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考验干部的方法，无所谓了。我觉得哪里有这样考验干部的呢？秦牧后来写东西就变得谨小慎微了。
南方都市报：秦牧想过自杀，曾敏之是真正自杀过？
黄庆云：在暨南大学跳楼，从二楼跳下去。我怕曾敏之再死一次，就跑去劝他不要死了。(笑)曾敏之还是周钢鸣的亲戚。
南方都市报：和黄谷柳交往如何？
黄庆云：我认识黄谷柳是在香港。他很单纯，解放后回到广州就写《渔港新事》，全是事实，但是结果都不让他讲，以后，他写的每篇都是“毒草”。他将自己的钱全部交给组织，不要了，觉得不应该私有，这样都受到批评。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很多年后还有一些读者想找“云姊姊”聊天？
黄庆云：这种情况很多，有一次，我到图书馆演讲，有一个读者告诉我：“我等了几十年见你一面，帮我签个名。”有个美国的女作家来广州，人家问她来做什么？她说：“我想见两个‘云’：一个黄秋耘，一个黄庆云。”(笑)
黄秋耘是国际笔会中国广州笔会的会长，我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他起初在香港是很有钱的家庭，后来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很喜欢文艺，他很伤心，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淡淡的哀愁”。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为人很真实。他和我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关系很好，我也很理解他的快乐和哀愁。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喜欢创作儿童文学？
黄庆云：我小的时候可能受一些书影响，安徒生之类，后来编杂志的时候，读者真的很热情。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广州还组织一个《新儿童》的读者会，香港的、广州的，有些人已经七八十岁了，聚在一起回忆旧时的日子。还有很多人受《新儿童》的影响，后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这些人都很热情。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姊姊”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姊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
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在这个刊物里，”黄庆云说，“我的作品开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调。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到有个孩子在听我讲故事。而我接触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向往光明的，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也是乐观、积极、满怀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写的是弱小者的胜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较低微，所以，可爱、聪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这使人想起她的童话《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小妹妹，却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个哥哥。她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三
《新儿童》半月刊的诞生，成为黄庆云生活的重大转折，它像一个路标，揭示它了她一生。
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新儿童》开始。那时她对中国、外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传说研究十分热心，于是中国的叶圣陶和张天翼，外国的安徒生、狄更斯、爱罗先河、亚米契斯，以及诗人史蒂文生和鹅妈妈的故事，都对她产生了影响。在写作上，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调子是明朗的、愉快的。这时期，她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和诗歌的小册子，收入“新儿童丛书”。
黄庆云用一颗爱心来编杂志，以启发儿童的智慧和对人生产生新的理想。那时她写作的范围很广，童话、故事、诗歌、名人传记、科学知识、游戏活动，甚至连谜语都由自己亲自写作或设计。这一杂志特辟了一个同孩子们通信的信箱，在海内外影响较大，至今不少人还记忆犹新，1980年还有成人读者从美国写信给她，建议在香港《大公报》或《文汇报》上重设这个信箱。因为孩子们在信里都称她“云姊姊”，所以这个信箱就叫作“云姊姊信箱”了。她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信，信中询问的问题极多，科学的，社会的，什么问题都有，于是这信箱便成了科学知识、社会问题的通信和讨论园地。不仅孩子爱看，大人也爱看。“这样探索的结果，使我得到一个启发，”黄庆云回忆说，“孩子虽小，但是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使这个社会小细胞从小就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并奠定改造社会的决心。”她的诚恳，唤起了幼小心灵的强烈共呜。
当《新儿童》办得蒸蒸日上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该刊迁到桂林。从湘桂大撤退，到“八·一五”光复，曾经停刊，1945年冬又在广州复刊。翌年遭禁后，又迁香港出版。1950年后，先由广西省文教厅接办，改名《少先队员》，后又在广州出版。她一直作为总编辑，兢兢业业，把阳光播种在等待开发的心田。
1947年，她得到助华协会（CHINA AID COUNCIL）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读书一年。在那里，她会晤了一些进步人士。在留美同学组织的星期五座谈会上，陈翰笙、史沫特莱、老舍、龚澎、黑人领袖罗伯特等都被请来。这些名人的深刻思想，对美国的剖析，使她受到启发。有一次，她到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祁伯屈家里座谈。祁伯屈大谈中国教育问题，说中国民众的通病是“贫。愚、弱、私”。黄庆云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说那是压迫者的看法。“那我就取消我原来的想法。”祁伯屈说，“但起码中国是穷的，贫穷就是想办法学好生产知识搞好生产。”黄庆云并不示弱，又驳了他，致使这次座谈不欢而散。
在她留学期间，杂志社编了一套五十本的儿童丛书，其中有一半为黄庆云所写。童话集、故事集、翻译童话集、信箱、均署真名；其他，则署宛儿、昭华、慕威、是德等曾在杂志上用过的笔名。“是德”是她写儿童科学时用的笔名，虽然是要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自己对科学无知，而实际上，又有相反的用意。
四
1948年回香港，继续主编《新儿童》。第二年，应广东文理学院的同学邀请，回到广州，在那里教授儿童文学。1950年同作家周钢鸣结婚，并调广西，任国立广西大学副教授，讲授写作方法和儿童文学。那时正值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之时，她委托别人编辑杂志，自己参加了上地改革运动。黄庆云回忆说：“过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亲爱的祖国、大地妈妈的怀抱，认识了可爱的农民兄弟姊妹。我从思想感情深处觉得祖国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农村的兄弟姊妹有着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转变，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感情的获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众的心声？！一切文学作品，都将在历史面前受到严厉的检查。而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最主要的内容。
黄庆云的文学活动，从开始就同民众密切联系着；当然，那是一种“本能”的自觉，从人道主义，继而爱国主义，去从事儿童文学，“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后，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还因她认识了香港和美国）。于是，理性的自觉，把她引到对儿童文学新的探索之路。那时她读了许多苏联儿童文学，认为盖达尔的作品具有典范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欢尼·诺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话影射和讽刺现实的黑暗，这时却要以童话歌颂光明，反映伟大的现实。《奇异的红星》和《老卒和小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前者以象征的手法，富有诗意的笔触，淳朴的语言，歌颂奇异的“红星”给人民带来的幸福。阿力、哑巴、小姑娘及恶魔的形象都令人难忘。阿力虽然自信、顽强，力大无比，但那恶魔却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虽然他向恶魔应战，却无法实现恶魔提出的三个条件——推开生根的巨石，让种子发芽、开花，让茫茫黄沙上长出麦于，使哑巴开口说话。阿力听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劝告，从她屋后的那条小路，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力很强的人”。那人，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异的宝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结构完美，使它成为又一篇代表作。这篇童话，获得1980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五六十年代，黄庆云还写了些描写新人新书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丽》，曾经轰动一时，教育、影响过千百万读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探索精神是宝贵的。没有探索，就没有创作上的进步。1958年，她在儿童诗歌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诗写到街上。当初，许地山先生告诉她：“要创作我们自己的童话。”这不仅是童话，任何体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她一直不忘这句话，并把它作为探索的力量。黄庆云与女画家林琬崔合作，以诗配画的形式，在街头展出，影响甚好。
1959年，黄庆云主编的《少先队员》受到批评，说它太注重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她是一位谦和的作家，对人家善意的批评，既不计较，更不憎恨。她离开杂志，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她深入农村，认为那里是她最不熟悉，也是最应该了解、认识的一个王国。作家总要不断缩短与人民大众的距离，黄庆云这样做着，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过犹豫。
在广东番禹县南村人民公社她整整生活了三年。那是中国的非常时期。在共同的患难中，她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心里燃起表现他们的强烈愿望。但创作总要创造，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她这种精神首先从儿歌的创作开始。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突破传统，既要是现实主义的，又要是浪漫主义的，要形象、具体，即使不是叙事诗也该有故事和情节，不要抽象的说理和干涩的描写。这是她对儿童诗的理解和追求。
那几年，她接连写出《快乐的童年》、《花几朵朵开》及《和爸爸比童年》几本儿童诗集。那些小诗琅琅上口，既能用普通话念，又能用广东话念，试举两首，那种明朗、清新、细腻、情景交融的艺术风格，便可足见一斑。第一首——《织竹箩》：
折手掌，
唱山歌，
爸爸种瓜我织箩。
我织竹箩个个好，
我织竹箩心事多：
箩大又怕爸爸挑得累，
箩小又怕西瓜大过箩。
后两句多细、多巧、多神！把“织竹箩”的孩子的矛盾心理，活脱脱形象地表现出来，天真和童趣，俱在其中。第二首——《绣秧秧》：
枕头布，
二尺长，
我家有两个巧姑娘。
姐姐在田里绣花花，
妹妹在布上插秧秧。
金针来，
银线往，
忙坏蝴蝶一双双，
又错认手儿作同伴，
又错把假秧作真秧。
这首《绣秧秧》的后两句也是画龙点睛，其新巧跃然纸上。其他如《摇摇摇》、《送香蕉》、《小小鸡》和《摘根野草当萧吹》等，虽都具有传统童谣的特点，却又有作家自由的创造和发展。历来中国诗歌都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的，黄庆云的儿童诗在这方面更有其色彩。女画家林琬崔用画笔淋漓尽致地把她的诗情画意表现了出来，那些精美的儿童画，也为诗作增色不少。诗的大自然、画的大自然，与大自然揉成一体，且不说对儿童的陶冶，就是对大人来说，也是爱不释手，有一种返老还童之感。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何紫评论她的儿歌时说：“黄庆云的儿歌有几个特点：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悠悠的，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仿佛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作品来；二是村，俏丽的也藏在乡土气息下。”他说的“村”，自然是甜美、纯洁、自然的南国乡村特有的情致。我喜欢她的儿童诗……《花儿朵朵》是其儿童诗的代表作，曾译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和乌尔都文出版。
五
作家也很难绕过政治设制的路标。文化大革命中她去了干校。经验和教训，对于国家和自己都很难忘。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社会和生活之中的主人和观察员，思索自然要多。她思想上没有铺设曲折的道路，但终于踏上了这条道路。整个民族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必怨恨。“懊悔已晚，”黄庆云说，“问题是如何夺回失去的时间。岁月不饶人，人也该更学会不饶岁月。”逝去的岁月已经望尘莫及，追是追不到的，但她在文革后却高扬精神，到艰苦的地方，熟悉亲爱的大地。她五次去海南岛深入生活，为了创作一部既给大人又给孩子的小说。
《刑场上的婚礼》这部传记文学，是她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它讲述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和陈铁军相爱，但为了革命工作，却不能很快结合。起义失败，他们被捕，判了死刑。他们视死如归，同赴死难，并在刑场上宣布结婚。黄沙地上，红花开得如火如茶，刑场上，敌人的刺刀寒光闪闪。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作最后一次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妹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
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
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时候，我们就要举
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故事催人泪下，震撼人心。故事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陈铁军的成长为主线展开的，她纯洁、善良、正直、坚毅、忠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真人真事，情节引人人胜。写这样的文学传记，对黄庆云来说尚属第一次尝试。她在《附记》里说：“传记是真人真事，因此要忠于它的时代和忠于传记的主人翁。”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她做到了。但是“搜集一个烈土的一生，好像深入宝山，探索明珠，然后用一条红线把它串起来。明珠要探求，线也要选得好，既不要遗珠，也不能把鱼目和砂砾都混进去。有些看来是砂砾，其实把表面的尘埃抹去之后，明珠才更绚烂。”这是作家在筛选资料上表现出来的深浅。但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生平资料的搜集和编排，应该说也是文学风格的一个展示窗口。传记文学应是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色彩的高级混合物。没有任何虚构也不能成为传记文学。但虚构的权利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黄庆云又说：“故事中的虚构部分也是以忠于时代和忠于事实为原则的。历史事情发生很久了，具体细节无法搜集。你要去穿珠，但确实有一些遗珠寻而不见。那只好由作者根据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去塑造，否则见线不见珠，甚至连线也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完全有自由去想象和安排的。”但这种想象要合情入理，因为有一个史实的限制。传记作家之大手笔，是可以让冰冷的石头散发出热和灿烂的火花的。有位美国作家说，写传记无异是把自己卷进生命的万有之链里，而传记作家也无异是鉴赏生命的行家。黄庆云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了时代和传主，这样初试获得了成功，使《刑场上的婚礼》成为好书。接着她又创作了以大革命时代省港大罢工的劳动童子团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第一条红领巾》，还在香港出版长篇童话《金色童年》和小说《爱我香港》。
黄庆云是一位专业作家，但事实上并不能专事写作。她总是有许多事情。1979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她担任了中旬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并主编于1981年创刊的《少年文艺报》。作为中国广州笔会中心副主席兼秘书，她努力把中国的文学作品，通过书籍、翻译介绍到国外。自1984年始，广州笔会中心每年编一本广东作家作品的英译本，总题为“桑叶丛书”——第一本《花城》，第二本《雾失楼台》，第三本《泰山神女》；还编儿童文学的英文译本。1986年，她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四十八届大学，并主持了儿童文学小组的讨论，还以《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况》为题发言，讲稿发表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批评杂志《狮子和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UNICORN）。除了以上的职务，她还任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及新《少男少女》主编。
探索，不停地探索！是她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1987年夏之末，在她赴香港前给我的信中说：“除了探讨历史题材的创作，我还要继续研究怎样写好儿童诗和童话。为了孩子，学习科学知识也是我的一个新课题。创作上仍然是一条不断向明天延伸的路、还需要跋涉……”她还说，要像春蚕一样，结茧成丝，一丝一缕，一分一寸，虽然微不足道，但都献给人民和文学。
再往后，她又定居香港，同她女儿——女作家周蜜蜜——一起在文学的王国里耕作开拓。
南方的云，善良。将血化作彩色的雨，永远浇灌大地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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