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长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担任编辑工作。著有儿童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刚满十四岁》、《野妹子》、《湘湖龙王庙》、《我的第一个先生》、《小小男子汉》等二十几种。作品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全国优秀少年儿童图书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
1925年生于浙江萧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1937年前读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私塾里读了两年古文，为以后自学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1941年起当过几年乡村小学教师，并开始学写小说。1949年5月在杭州参加革命工作，当机关干部；1953年9月调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及编审，35年间编辑了大量儿童文学读物，发掘并扶植了一批儿童文学新作者，以此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编辑荣誉奖。1988年退休后专事创作至今。
著有小说及儿童文学论著共约30余种。作品曾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2-1988年全国优秀儿童读物奖、中华儿童文学创作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及其他多种奖项。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或出版。
按年龄，任大星先生可以做我的祖父了。但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师友。恐怕在很多后辈心目中，他都是这么一个平易的形象。我曾经听一些比我年长
的人谈起，当年他们初出道时，在文人相聚的场合，大星先生如何以真诚亲切的姿态安抚后生的紧张不安。作为早于上世纪50年代成名的老作家，此等姿态绝非人人都有。
我也很幸运，在还不知这世界为何物的时候，认识了大星先生。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南京的一所中学读高二。一次偶然，参加了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举办的获奖小作者夏令营。那几天的日子过得如在云雾中。平生头一回见到敬仰已久的活生生的作家，又第一次踏进了出版社的大门。这一切，对一个怀揣文学梦的小孩来说，有非常不真实的虚幻感。
大星先生是那次夏令营受邀发言的嘉宾之一，我则代表获奖小作者讲了话。大星先生说了什么，我自己说了什么，全都不记得了。唯有他的形象和声音，还记得真切。约摸花甲之年，个子不高，瘦脸，戴一副大框架的近视镜，说话的嗓音有些嘶哑，一口带浓重浙江萧山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高。说是普通话，其实还是浙江话。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发音，若发现咬字不那么“标准”，会再重复一遍。
那时，我正处于混沌之中，对很多事情木知木觉。我得知任大星是任大霖的哥哥，任氏兄弟在文学界鼎鼎大名。不过，遗憾的是，之前，我没有读过大星先生的作品。即便读过，恐怕也是懵懂，小孩子往往不记作者名字。就这么远远观望这位大作家，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真正有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我上了大一那年。
上海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委员会每年举办笔会，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时代杂志社和少年报社轮流牵头主办。这一年，轮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下属的《少年文艺》做东，笔会地点，浙江天目山。大概出于对一个小作者的提携，他们邀请了我这个刚上大学的“萝卜头”。身处一群长一辈的大作家大编辑当中，没有年龄相仿的人做伴，我的紧张局促可想而知。和人说话就要红脸，也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一行三四十人，里面就有大星先生。记得是在天目山腰的一条泥路上，大星先生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走得有些吃力。路不平，箱子七扭八歪，不太听使唤。走在后面的我，便小步赶上前帮了他一把。于是，自然而然有了交谈。他大概问了我一些家常问题，诸如在哪里上学，什么专业，几年级，父母在哪里工作之类。叫我愉快的是，我每回答一个问题，他都喜欢很真诚地“噢”一声，音调上扬，带点孩子气的吃惊的天真，还附带一句“真的呀”，让你觉得自己似乎很稀罕，很受重视。于是，更加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那次笔会，长了不少见识，也领略了大星先生跳华尔兹的风采。舞会上，他是每曲必跳，无论是三步、四步、吉特巴、伦巴，样样都很拿手（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年逾八旬的大星先生仍旧不减舞场风采，跳快三，潇洒如初）。他也爱唱日文歌，一首《北国之春》唱得字正腔圆。至于他的标志性动作，更令我印象深刻。他吸烟，但似乎烟瘾不大。从一个用过的旧铁烟盒里取出一根，不紧不慢地拗成两截，套上自制的纸烟嘴儿，用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拈住，幽幽地吸上一口。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十分沉醉于烟所给与的刺激，甚至没有吞云吐雾的酣畅。对他来说，烟或许只是一个载体，可以让他的思想稍稍地歇一歇，或者让脚步略微地停顿一下。仅此而已。
我对大星先生作品和为人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们有时在出版社或杂志社举办的一些活动上遇见。大星先生多半会主动和不善交际的我说话。记得有一回，他提到一位与我同辈的作者的短篇小说，说到她的一些心理描写，大星先生由衷道：这样的文字我写不出！又鼓励我，将来前途未可限量之类。在旁人可能是一些套话，但由大星先生的口说出来，似乎特别实诚认真，他用强调的语气，在有些字眼上用了重音，不由你不把他的话当真。他也送我他的书，除了儿童文学作品《我的童年女友》《刚满十四岁》《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湘湖龙王庙》等，还有一些成人小说作品《芳心》《依依梦，梦依依》。那时，我涂写的一些东西，全都是无意识的幼稚之作。尚未入门的我，能得到大星先生的赠书，十分受宠若惊。我在朝北的狭小幽暗的寝室里兴奋地翻读他的书，偶尔，给他写信，汇报一下大学生活和读书心得。悠长的日子一路过来。但说起来，对大星先生作品的认识，是直到今天才逐渐清晰和清醒起来的。
说到大星先生的作品，不得不说一下他少年时期生长的环境。
1925年，大星先生出生于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比他年长得多的哥哥和一个弟弟（即任大霖）。他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秀才，乃一名教书先生。母亲虽不识字，头脑里却有说不完的故事，还能吟唱许多浅显易懂的古代诗词。据大星先生回忆，由于父亲长年在省城杭州当职员和教书，家庭生活一直维持着某种气派和水准——一家老小共用一个窗明几净的书房，内有大量父亲读过的线装古籍，也有两个哥哥爱看的文艺书刊。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山村在人情风物方面足以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媲美，父亲的教诲更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慢慢懂得如何写“自己心里的东西”。“我的创作生命也是父母给我的——是他们孕育了我的创作性格”。然而，16岁那年，兵荒马乱，家庭变故，大星提早结束孩童生活，带着满身稚气在一个破龙王庙里当起了小教书先生。每天傍晚，学生放学回家，他孤零零一人留在庙里与龙王泥塑像做伴。于是，便开始以写小说打发凄凉时光，“力图从自己创造的艺术境界中去寻求生活的美和人生的美，用来满足我情感上的需求”。这大概就是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观，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而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的水乡环境，深深浸染了他的血脉。童年、故乡，那些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浙东地域风情，可以从中依稀窥见与鲁迅一脉相承的气息，曾有论者认为“任氏兄弟的作品堪称鲁迅的传人，《故乡》的族类”，此话不无道理。而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评价，我以为更加贴切，他称大星先生的作品，有着一种“高雅的乡土气”，乡土气之所以能够“高雅”，多半是因为内中饱含了情趣与美的芬芳吧。
相比一批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儿童小说，我无疑更钟情于他那些取材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作品。
无论是《双筒猎枪》《我的第一个先生》《三个铜板豆腐》，还是《外婆的死》《摔碎了的奖品》《我的童年女友》《大钉靴奇闻》，几乎每一篇都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精致、短小，童趣盎然，且带有浪漫主义的悲剧色彩，着墨不重，却有力透纸背的力量。小说反映的时代，苦难深重，战争频仍。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小说人物的命运往往凄惨，但通过一双孩子的眼睛望出去，依然能看到美好的自然风物、乡土和骨肉之情、儿童的纯朴友情。那些人物简洁明了，三两笔轻轻勾勒，不赘一词，如中国画里的白描，但笔力厚重，与人深刻印象。好些小说，读后五味杂陈，不禁想起明朝张岱语：“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大星先生曾怀疑，凭着自己的文学欣赏趣味和童年题材进行创作，能否在当代觅到知音？这个问题早已得到答案。我深深认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并受其影响。“儿童文学首先是艺术品。儿童文学的功能，正像所有的艺术功能一样，首先是向欣赏的对象提供必不可少的艺术欣赏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给欣赏对象以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使他们在艺术美中感受到生活之美，识别生活中的美丑，陶冶他们爱美的情操。我创作中的社会责任感，首先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此意义上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任大星《我的成长道路和我的艺术追求》）他以“真、情、奇、趣”四字贯彻自己的创作观，是为了使作品实现用艺术美表现生活的创作目标。虽然现今“审丑”横行，但在儿童文学这条道上，“审美”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游离于“说教”之外，也与“小儿科”扯不上边。
在他另一批以当下孩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同样可以清楚看到他这一创作理念的实施。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得到了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深得茅盾等人的赞许。小说写哥哥对妹妹的帮助，并在帮助中共同成长的故事。这个主题看似“正面”，却毫无说教味，兄妹之情纯真透明，童稚谐趣，十分可爱。
“文革”之后十年，是大星先生写作旺盛期，中篇《湘湖龙王庙》《女友阿蛇》，短篇《三个铜板豆腐》《鱼》《告诉我秘密在哪里》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每写一个新作，他都在寻找某种突破，希望把自己的艺术追求向前推进一步。从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位置上退休后的20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笔耕，并有日益旺盛之势。不懂拼音，却顺利地学会了电脑写作，至今仍保持着上午写作三个小时的习惯。80岁那年，大星先生写了一首诙谐的仿十四行诗《八十自咏》在《文汇报》发表：“……手机在握，交际宽广；收发短信，频若反掌。电脑陈室，弃笔从洋；既通妹儿，又写文章。……遇有舞会，整装赴场；三步飞转，犹显倜傥。卡拉OK，撩我技痒，高歌数曲，耄耋全忘。……外出观光，偕妻同往，重觅芳菲，添美夕阳。晨起锻炼，暮开音响，动静兼顾，神形俱养。……”
每见我，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的新构思，并孩子气地叮嘱我“保密”，他自豪地说：“肚子里的素材多得写不完，只担心我的寿命不够，来不及写。”这种状态实在让人羡煞。我断断续续看到大星先生在耄耋之年的多篇新作，《罪恶的种子发了芽》，说一个男孩青春期的生理萌动，一部笔调细腻的心理小说；《恕》则是一部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推理小说；《大力王子》却是想象力奇特的童话……他的创作题材呈现纷繁的样貌，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真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近些年来，他有时也写些成人小说和散文见之于报刊，散文常用文言文写作，别具一格，令人称奇称绝。今年春天，82岁高龄的他以“任氏”之名，在新浪网开出博客，与网友共享其崇尚的“艺术之美”和“人性之美”。我笑言：“大星老师，您大概是年龄最大的新浪博主了！”“真的呀！”先生朗然笑道。
任大星:“最快乐时光是写作”
获得第22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的消息，任大星先生是从电话里得知的。当时他有些意外，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次评选是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再进行投票的，结果任大星以高票胜出。评委会的评语说:任大星先生是儿童文学界为数不多的创作成果丰硕、又形成独立艺术风格的老作家之一。他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影响及于海内外。
任大星先生获得了这样有分量的奖，而且是以陈伯吹先生命名的奖，他自然高兴又有点儿激动。任大星一直视陈伯吹先生为自己儿童文学创作上的老师和引路人，并把他视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去年是陈伯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任大星在《和陈伯吹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这篇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记叙了他与陈伯吹先生数十年的交往。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陈伯吹先生做的介绍人；他在“五七干校”时，曾与陈伯吹先生睡上下铺，每天一同抬水、劳作，有时还偷偷谈一点儿童文学；他一直保存着一张照片，那是陈伯吹先生向他颁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年奖的珍贵纪念；他至今还记着陈伯吹先生病重时对他说的，“你也是上年纪的人了，更要爱惜时间了……”
“要爱惜时间”，这句话语重心长。如今已年届八旬的任大星先生确实是这样做的，一点都没有懈怠。任大星先生从17岁开始写作，至今已有65个年头了。他的作品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一些篇章已成为经典，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他的成名作《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曾受到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的赞许，他还写过《双筒猎枪》《野妹子》《三个铜板豆腐》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不仅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有的还拍过电影和电视片。更使我们感到敬佩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作家现在依然笔耕不止，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任大星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写作。写作已成为我不可缺少的生命状态。如果不能写东西我就完蛋了。”有意思的是，他还很坦然地说，自己现在写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发表，但要是不写，就会感到心里很空。创作对于任大星来说已融于生命之中。他现在每天早上起床漱洗后，就坐到电脑前写两三个小时，用他的话说是“雷打不动”。他说:“我为什么仍然马不停蹄地写作呢？因为我想超越自己，创造出一个文学新天地。”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任大星痴迷于这种创造的快乐，在写作中让心灵自由驰骋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从退休到现在，任大星先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在他近几年的创作里，有大部头的小说，有短小的童话，甚至还有影视文学作品；有回忆童年生活的自传体散文，有怀念文学师友的真情文章，还有关于创作的理论性文字。他写作的题材也比以往扩大了，有讲环境保护的《小野鸟》，有反映青春期情感的《罪恶的种子萌了芽》，有描述法制案件的《收起你的刀》，而他手头正在创作的一个作品，是写反对家庭暴力的。从上面列举的作品可以看出，任大星先生真是宝刀不老，他不仅视野开阔，感觉敏锐，而且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
任大星先生的创作讲究“情”，讲究“美”，讲究他自己的“这一个”。在谈创作体会时，任大星说小时候读私塾，父亲每每不满意他的作文，而有一次却高兴地称许说:“唔，这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了。”任大星说:“它几乎成了我一辈子在学习写作方面的座右铭。”就这样，他在数十年的创作中坚持要有“自己的东西”，树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还说过:“我写的东西，必须是要使自己最动情的。”他认为只有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读者。他的文学观崇尚唯美，追求艺术情趣，喜欢用艺术美表现生活美。在谈到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状况时，任大星特别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他认为应该提倡人文关怀精神，儿童文学应该让人感受到人类社会最吸引人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任大星先生平日里衣着朴素，待人和蔼可亲。有时看到他开怀大笑的神情，叫人感到如孩童般的率真。他从不端什么大作家的架子，从不让人觉得城府很深、难以接近。许多年轻作者在走上文学之路时都曾得到过任大星的提携，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现在已是著名作家的王安忆就写过一篇《我的老师任大星》，讲述了她早期写作时任大星对她的帮助，尤其让她难忘的是任大星的真诚，“绝无一点做作”。任大星在2000年出版的《男孩的心情女孩的歌》的书前写了一篇《致少年读者》，自称是少年读者“永远的朋友”。文章里有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谢谢你，你愿意读我写的书！”在任大星看来，文学作品的成功与读者的阅读是分不开的，他把读者看作是与作者共同创造文学成果的人。他就是这样尊重读者，平等地对待孩子。难怪评论家雷达在《论任大星的小说创作》时会说:“他懂得孩子们的心！”
这是一个有情趣的老人家。他热爱生活，也享受生活，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任大星先生写过一首仿十四行诗《八十自咏》，字里行间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精神，读来叫人忍俊不禁。下面摘录其中片段，可见其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手机在握，交际宽广；收发短信，频若反掌。电脑陈室，弃笔从洋；既通妹儿，又写文章。……遇有舞会，整装赴场；三步飞转，犹显倜傥。卡拉OK，撩我技痒，高歌数曲，耄耋全忘。……外出观光，偕妻同往，重觅芳菲，添美夕阳。晨起锻炼，暮开音响，动静兼顾，神形俱养。”
任大星：八十岁的童心和青春
去看望任大星，六七年不见，已经整整80岁的他，果然还是那样精神抖擞。他步履轻快，腰杆挺拔，笑容可掬的脸上找不到一处老年斑，举止动态还是同以前一样的洒脱和随意。
我知道他一向喜欢唱歌和跳舞。谈到最喜欢的跳舞，他立即兴致高昂：“你知道快三步吗？快三步，适当的转速是每分钟66转。跳的时候，只有舞伴的脸看得清楚，舞池边的人是看不清的，都是流动状态的，就是一种在旋转的感觉……”他这时的神态，俨然又置身于灯光闪烁旋律激昂的舞厅里了。“那还唱歌吗？”我问他。“当然唱！前些天来了几位日本同行朋友，有人请他们卡拉OK，我去作陪了，大唱特唱，唱到半夜才回家！”他的大嗓门带着不时爆发的哈哈笑声真会使人怀疑他的真实年龄，难以想象这位老作家身上还蕴藏着如此活力。
谈到自己的健康时，任大星非常坦诚和率直：“我到现在为止身体确实很好。这首先得感谢上苍的意志。但很难说什么时候就会大病上身。我只能说，去年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以内；下次怎么样，就无法知道了。我的运动功能和思维能力都让我自己满意，唯一不足的是我的视力，不过还可以读书看报和用电脑，必要时也能勉强在手机上发发短信。”
实际上，任大星的日常生活很俭朴，“每次吃饭，我只要有个鸡蛋作荤菜就可以了，蔬菜一定要有，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吃，我是一点都不讲究的，即使到外面去参加宴会，也从不因为今天难得有机会加油而贪嘴的。”
“没有老年斑可能和我吃维生素E有点关系，吃了十几年，每天一百毫克。还有就是妻子每天给我喝一碗生晒参汤，一年四季如此。此外，我每天早饭前要喝一大杯开水，而且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还有，我开水喝得很多，一天总得有一热水瓶。”
来了客人，任大星谈兴浓了就会多吸几次烟。不过他习惯于把一支香烟平均剪成三段，然后套上自己做的纸烟嘴，所以即使和客人谈上整个下午，吸的烟也不会超过一整支。一天也决不超过三整支。
“我想，我的健康与我的生活方式有点关系。譬如我是不大坐的，除了写作、会见客人等非坐不可的时候，别的时间我要么躺着休息，要么就没事找事地到处走动。平时，我大都外出散步一小时，下雨天就像洋老鼠一样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早晨起床后便做体操，就在房间里做。我是在广播体操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改进，使所有运动功能都能每天锻炼一遍，譬如跳跃运动。”说着他当即站起来，演示给我看他自己设计的一些特殊动作。
“我的特点是没有架子。架子这个东西，是任何人都可以搭的。富人可以搭阔架子，做官的可以搭官架子，名人可以搭酷架子，等等，甚至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搭年纪大的架子，有的人喜欢倚老卖老，整天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就是搭的老人架子。不搭架子就可以不受拘束，什么时候都是自由自在的。我何必为了这类那类不必要的架子去束缚我自己呢？”
这倒确实。譬如这天我还没到他家，他就早在远远的小区大门外等着了，让我很不好意思。他说，这是他的习惯，不管什么客人来他都会到弄堂口去恭候，因为他是一个性急人，和朋友约会巴不得马上就见面。
其实，任大星年轻时胃病相当严重，幸而现代医药的进步使他治好了胃病。退休以后，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至从不间断地写作，不间断地出版和发表作品，既有儿童文学故事，也有成人文学小说、随笔和散文。不管是书中的人物还是文中的语言，全都不乏童心的有趣和青春的活力。
任大星告诉说：健康与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追求关系密切。“我就是每天都在追求，从来没有停顿过。我总希望自己今天写的作品要比过去好一点，或者有一个新的局面。我每天都觉得我有事情要做，很忙。假如我有一天不动笔，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了精神，好像这天白做一天人；如果在写，即使写出来发表不出去，也无所谓，因为总是在努力，自己满意就成。我总是从上午九点半动手，写到十一点半或十二点，天天如此。”这是任大星胸中的童心和青春活力，始终吵闹着不让他停息，也是对自己健康的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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