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自己的天地——宁静校园的一角
不知意味着有幸还是不幸，这位女作家始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高等学府幽静的校园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冯宗璞生于北京。水木清华的一石一水，燕园的浓荫僻径，从童年时代起迄于今，除了特殊的离乱，它们始终滋润着、陶冶着宗璞的心灵。抗战期间，北大、清华等学校避乱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宗璞也随父亲冯友兰在昆明乡下住了很久，并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
可以说，她始终都生活在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群中，与他们学业的专攻，崇高的操守，事业成就的欢欣，以及家国危亡的忧患深深地纽结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学界前辈的帮助。1960年以后，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编辑和研究。而她生长的门第又是世代书香，父亲、姑母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命运之神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因此，人们不难看到她的创作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阶层的气质、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隐或现的，然而又是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宗璞作品所展现的生活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我们处处可以寻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艺术深远的、潜在的、溶解性的影响，从而赋予它们特有的幽雅、淡泊、洒脱、内省的精神风貌。
她的创作如她的为人：真诚而严谨。她完全写与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特定的生活阅历有关的人物事件，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她说过，“许多文字，都不只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①加之宗璞自幼多病，因此，她不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散文集《丁香结》（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童话集《风庐童话》（1984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再版），四卷本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另郁宗璞代表作》（1987年，黄河文艺出版社）；《宗璞》（中国当代作家选集；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宗璞散文选集》。《弦上的梦》、《三生石》为全国获奖之作。《丁香结》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有译作几种。
宗璞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出访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因为宗璞与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西郊文化区的特殊联系，从《红豆》起始，她便致力于写校园内发生的事情。她笔下的成功人物形象，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有人说，她的人物几乎没有出过燕园）。写她们随时代飘流的命运，写她们真挚的追求、失落与获得的欢欣。拥有高度文化的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成了宗璞创作的独特的对象世界。她获得了为她所有的一角土地，甚至可以说，获得了别人难以夺去也无法替代的一角土地。她静守她自有的土地。尤其经过时代动乱从而获得人生和艺术的痛苦经验之后，她更坚实地回到这块土地上，真诚地、甚至不免寂寥地进行艰辛的垦植。
她站在这里，寻求把目光投向时代、社会和人生的窗口。也许应该感谢风云激荡的时代，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政治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磨砺，使他们有此机缘把双脚紧紧踩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一位当代诗人说过：“我虽然住在北京这条僻静的、窄小的胡同里，但风暴般的世界，却紧摇着我的房门。”①宗璞这僻静的校园的寓所，何尝不是处于各种风暴的摇撼之中！正是因此，宗璞笔下的校园世界，依然地失去了人们意念中的静谧和肃穆，却始终鼓涌着当代生活中纷飞的风云：《红豆》中的教会学校奔腾着如火如茶的学生民主运动的激流；《知音》的主人公，通过校园幽静的小径，走向了一代青年向往的解放区。在《我是谁》、《三生石》中，小小勺院发生的生活变异和突然降临的灾祸，正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陷于空前劫难的剪影。宗璞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窥见人生激流的窗口。近年来的作品，宗璞偏重于普通知识分子平常生活的刻绘。在这些并不重大的题材中，我们依然强烈感受到新生活的新信息——新生活的杂沓喧嚣和人们对生活的新的思考和奋斗。一个民族从停滞走向跃动的失去平静的时代，难得保持一角静谧的山水。事实是，她即使想如此，也未必达到，何况她的心，本来是向着美好的人生的。
她有一贯的主题追求——高尚美好的人生
——若能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的痛苦，我便心安———这是宗璞《小说散文选》的题语，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人生的道路曲折多艰。如何使人生富有意义，使平凡的生命获得价值，使人的心灵纯洁，精神崇高，使飘泊不定的灵魂能有一个美丽的皈依，可以认为是这位艺术个性独特的女作家不离不弃的向往和憧憬。论及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祖国青春时代的热情、纯真的江玫、苏倩；灾难时代历尽沧桑的菩提、方知；还是历史性转折时期生活激浪中的米莲予、柳清漪，她们的心灵无不回响着人生追求的呼唤。
事情应该追溯到五十年代，她的成名作《红豆》即揭示了抉择人生的主题。江玫和齐虹的爱情离异，决定于他们人生道路的分野。江玫这个生活在平静小天地中的女大学生，在时代大波的撞击下，萌生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渴求。这就导致了她与齐虹的爱情危机。江玫明知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但又怯干割舍，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这位性情柔弱的女性，毕竟走向了坚强，她终于挣脱了感情的羁绊，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激流。
《红豆》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我们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透明的心。江玫的信赖和向往，也是祖国黎明期那个生机勃发年代一整代人心中拥有的真诚信念。《红豆》写的是一个真挚的，富有悲欢苦乐的复杂的内心故事。它毫不掩饰地写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时，对个人情感的眷念与追怀，从而呈现了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青年女性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与曲折。《红豆》当然保留了那个时代过分的单纯感，但却以它的诚挚和时代真实性，获得了久远的艺术生命。它如同一个并不消逝的青年时代的梦，始终保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里。
一个作家离不开时代的困域。当时代、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异，作家必定面临对新的生活的思考和探寻。当十年的灾难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向人们走来的是一个新的交替、大转折、大变革的伟大而又艰难的新时期。整个时代显得错综纷坛，凝重滞涩，人们也在国家民族历史性重负下憧憬、追求、奋斗。宗璞在这不平静的变动的生活背景上，重新陷入了对于生活执著的探求。
宗璞在前进的生活中探寻，也在生活的探寻中前进——虽然她占有的依然是那平静的校园的一角。早在《团聚》中，宗璞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人生活日趋物质化的信息。她感叹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市俗的污染。对于这种污染也表现在《米家山水》和《核桃树的悲剧》一类作品中。那字里行间缕缕飘散着失落的怅惘情绪：“她现在是和亲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饥渴的甘泉却不知在何方。那本该属于她的，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团聚》）
宗璞仍在执著的寻求之中。合理的生活，美丽的心灵，崇高的人生，依然是她探求的核心。《团聚》中的绾云，始终在寻问人生的无限到底在哪里？这“无限”，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超时空的内在的、精神的美。《团聚》与谌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题材相近，但却表现出这三位女作家不同层次的人生探求。它们有各自的价值。《人到中年》和《盼》较逼近生活实际，更具于预生活的问题小说的尖锐。而宗璞则是在精神层次上进行探索。后者比前者似乎显得优雅、纯净，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却没有前者强烈，因为前者与人民现实生活更贴近。
中国古典文化的潜在影响在宗璞此类作品中日益明晰，甚至构成了作品基调的意蕴。从《团聚》中辛图的舅舅，那位老人那里可以窥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风貌的延续。老人信守学业，而不随市俗蝇营狗苟。他只谋求在自己的本位上尽责的人生要义：以“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尘上”的信念，泰然面对自己的寥落。《米家山水》中的米莲子则有一种中国写意山水那样的性格：恬静、雅致、悠远、淡泊，具有内涵的灵韵。她面对平庸纷扰的环境，寻求自己内心的净化，向往安徒生《海的女儿》那颗为了别人幸福，宁肯忍受痛苦和牺牲的美丽、善良的灵魂。她始终以严肃的自我审视，去寻求与刘成的心灵沟通，最后甚至决定舍弃自己出国的
机会，去成就刘咸的事业。但事实上这也未能如愿。
在这种现实与理想不相和谐的情况下，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丽、纯净的思想境界：这就是她和她丈夫各自的创作天地——古文字研究和中国画创作的世界。他们进入这个境界中超脱一切，并通过自省的智慧去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格。小说以热烈的笔调，赞美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清风习习，朝霞绚烂，一片宁静自得。宗璞创造的这种境界对探求人生意义来说，无疑有一种特有的向上力。使人产生一种超拔空灵的精神向往，向往个人思想的高尚，灵魂的纯洁。
在《核桃树的悲剧》中，则以“弱者的自卫”，一种决然的超脱来护卫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与她的核桃树命运相同，她身心交瘁。但从不懈怠，可叹的是连那种与世无争的要求也信守不住，只好亲手砍倒了与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树，导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终其天年”的悲剧。它得自《庄子》哲学的启示，发出了对特有的一类人的命运的喟叹，表达了对现实的某种关注。这种“弱者的自卫”显示了作者的愤激。记得孙犁说过：“凡是惯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耕堂读书记》广弱者的自卫”表现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这仍然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传统人格力量对于现代生活的渗透力。
生活的丰富纷纭，也显示了作者人生寻求的广阔。她也曾通过于斌（《全息照相》中的实验员），不苟且于生活而积极创造，对因袭保守的价值观念提出怀疑。于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努力寻求以自己平凡劳动为社会创造服务的自我价值。在五十年代的《红豆》中，宗璞曾经向我们展现那一时代青年的心灵世界。在那里，江玫以全部的赤诚把个人的理想、愿望、爱情献给了新诞生的社会。她意识到自己原有的，为她所眷念的世界与新的生活有着潜在的不和谐，她决断地否定了占据她的隐秘内心的一切，这对江玫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自我否定意识。生活在发展，而且是曲折地发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换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体现了生活的成熟。如今占据于斌内心的并不是那种否定自我以适应现实的意向。作家痛感个性的消失。从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寻找个性的复苏，这里，我们可以满听到作家跟随生活前进的、轻轻的、然而又是郑重的足音。
她有恒久的憧憬——人间的友爱和温馨
像宗璞这样，以深受中国文化道德的浸润，深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又长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来人与人诚挚、单纯的关系之中的作家，她始终怀着人与人美好关系的憧憬，并渴求人情的温暖，是毫不足怪的。由于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触发，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蕴蓄了这方面的主题，并寄以深沉、炽烈的情感的呼吁。这其中，有对那个兽性年代践踏和污辱的愤激的抗诉；有对保持自尊、自爱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对业已失落的人世间温暖的寻觅。
《三生石》是一部描写灾难和痛苦的作品，却充满了对独立人格力量和对真挚的友谊和爱的赞叹。它在深沉而浩大的忧患背景上，写了菩提、方知、陶慧韵等几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灾难接踵而至几乎陷于绝境中，获得人生的坚信并战胜命运的挑战。他们不仅从梅、兰、竹、石等中国哲学和艺术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征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从老庄和排宗哲理中寻觅解脱困厄的津渡。他们的超脱和彻悟，相信无所求也就无所失的自我超脱，这当然显示了出世和虚无。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过超脱、避世的外壳，却强烈地显示了内心的执著人生，对生命充满信念的光辉。因此，菩提和方知，在当时沙漠般的世界上，
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袭击，不畏惧，不哀伤，而是迎着苦难走去，在从容和缓之中，透出做岸和坚毅。这部作品惊人之处是，它创造了一种沉郁的以柔克刚的美。
人们往往会在蒙受苦难的时候，萌发起慈爱和友谊的渴念。“菩提和慧韵做邻居不久，便常暗自庆幸。在那残酷的、横卷着刀剑般的世界上，他们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块绿洲，滋养一下她们那伤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内，有动人的爱和友情。陶慧韵身上表现的友爱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抛舍自己的慈爱精神，都超过了她自身的负荷力。在这种沉重的超载中，作者让我们感知到人类的善良、坚忍和牺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写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难中的真挚的爱情。正如方知所说，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亲友商量，恐怕谁也不会赞成他的选择。但他凭他那充满感情的没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来到菩提身边。正是方知的爱使菩提这只飘荡的小船，从此依傍在三生石上，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同样，方知由于得到菩提爱情的抚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与生活的联系如此亲密并坚韧。当人们处以绝境无以自授时，这种心灵的接近与沟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线光明。
作为探求人生并投身于创造新生活洪流的一贵，宗璞对人们之间互相接近的渴求是热切的。她追求人与人在心灵上的默契和彼此间的互助互爱。她曾在访问澳大利亚谒作家劳森墓时，有感于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发出“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①的喟叹！在她表现新时期生活的作品中，始终回响着呼唤友爱的声音。在《米家山水》和《全息照相》中，我们会感染到一种人与人隔膜和互不理解的怅惘。当我们的作家追索《海的女儿》那个美丽的灵魂时，她萦念于怀的也就是那种为他人而牺牲的爱的崇高。我们甚至还可以从《米家山水》母亲口中“小星星，亮晶晶”古老而纯朴的儿歌吟唱中，接受友爱精神的陶
冶，从而渴望自己也能如小小的星辰那样，互不排斥，各自发出亮晶晶的光芒，点缀那迷人的夜空。
宗璞确认：人生道路多艰。人们在战胜难关的人生途中，需要别人的慰藉和温暖。这一点，她与她的前辈作家冰心有惊人的相似。这当然不是因为她们都是女性作家，恐怕还在于，她们的身世、经历，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的缘故。在《寄小读者》中，冰心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撤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不是悲凉，竟是淡淡的幸福，是温馨的慰藉，使人们在爱和同情鼓励下，踏过荆棘，走过这一径人生长途。
她有宽广的艺术领域——多样化的创作实践
人们认识宗璞，是从她的《红豆》所展露的艺术才华开始的。那时，她通过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江玫这样一个单纯、充满理想的女性形象，留下了那个历史大转折时代（解放前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真实的艺术造型。《红豆》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细腻的心理剖析，把那种理智要割舍面情感上又难以割舍的爱情，写得缠绵委婉。它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处于重大的蜕变和跃起的情感和心理的形象记载，而保留在新时代的人物谱系之中。
在宗璞这里，现实主义如一道生命水，队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潺潺流动。这股水后来曾遭到了阻碍，但未曾枯竭，而成为潜流。当1978年宗璞恢复创作时，它重新以动人的光彩涌出了地面。在《弦上的梦》、《三生石》中，我们依然感受到这一创作思想新鲜的生命力。
上述两篇小说，仍然通过平实的语言叙述，通过场景事件和细节组合描绘，再现了刚刚逝去的那一段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通过纯熟的心理感受的抒写，记下那个风雨年代留给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它仍然采用现实主义笔墨，把灾难中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写得细微真切，凄楚动人。
在宗璞创作的新的时期，她所一贯追求的现实主义，仍然保留着朴素平实，委婉情致的风韵。不同的是，它业已失去五十年代的单纯和透明感，代之而起的是特有的严峻、深沉，她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更臻于成熟。因为这股活水曾潜入地下，它毕竟积淀着大地的隐痛，毕竟经过地层的挤压和裂变。在《弦上的梦》里，我们忘不了这样的细节：乐(王君)打开书橱让梁遐找书看，这时梁遐触景生情，从爸爸也有许多书想到爸爸的冤死。她爱，她恨，但她没有眼泪。乐(王君)倒是希望她痛哭一场，以宣泄她心头过分的悲哀。“但是，梁遐冲进她的船里（她的床），只在书橱上留下两个指甲印。”这里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愤慨陈词，把最炽烈的情感都蕴藏在那深深的指甲印里。在沉静的表层下，奔涌着内在的烈焰。
如果说，宗璞在复出后的创作仍然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在行动，这只能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如同整个现阶段的文学一样，她的创作也面临一个新的开拓期。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催动新的艺术创造。她和许多活跃的探索者一样，以艺术家的勇气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试验。对这种情况总的描述应当是，宗璞在取得现实主义成就的同时，开始了对于业已形成的艺术风格的拓展与变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进行某种有意识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说过，“我自19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手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一种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①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笔下为什么会出现《我是谁？》、《蜗居》这样具有鲜明的现代倾向的作品来。《我是谁？》使现实的人变成了爬行的虫子。《蜗居》则使一个超自然的神秘的鬼蛾出现在人间。透过这荒谬的歪曲的形式，存在的却是最本质的真实。这样的笔墨，对于《红豆》的作者来说，不啻是惊人的巨变。无可置疑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在这里产生了异变，一种新的因素正在为作
家所把握。如果我们对那个畸形年代把许多人“变”成“牛鬼蛇神”的污秽和屈辱仍保有记忆，我们一定能够理解这种变形的艺术形式。艺术变形正是生活变形的一种特殊再现。怪诞的鬼城就是那个颠三倒四的疯狂生活的变形写照。
宗璞没有硬搬外国的艺术经验，她是在进行艺术经验的融合与改造。《我是谁？》的创作手法，重在再现意识的流动，但其中也交织着客观现实的描绘；除了荒诞的变形外，也还有理想的热情抒发以及局部的象征寓意。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宗璞没有抛弃她所已达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异的艺术天地怯于前行。这就构成了如她自己所说：“这样表现方便准确便这样写。”①
创造性的作家，总是不断地跨越自己。宗璞随着创作的成熟，产生更为成熟的艺术追求。她曾在《钟山》刊载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两年我常想到中国画，我们的画是不大讲究现实的比例的，但它能创造一种意境，传达一种精神”；“我以为艺术都应给想象、思索的天地，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诗特别有此长处”。①宗璞在这里所表达的艺术理想，与她人生价值的追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一致，也呈现了她艺术观念和审美原则的民族特征。她力求于小说创作中也如古代诗、画那样流露性情、追求写意的空灵，隐藏深厚的意蕴。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实际，直接诠释生活。她通过平实的故事，创造一种意境，这种意境产生一种暗示能力，诱发人们的想象，使平淡的事实升华到哲理意趣，使读者在更为宏远的层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种创作意向，在《熊掌》一类作品中，体现最为鲜明。阅读这类作品，不是在写实的基本层次上，而是从凸出的非现实的思想、哲学层次上获得审美效果。笔墨简淡萧疏，而意境则趋于深远。
为了丰富作品揭示现代生活的艺术手段，宗璞很注意融汇贯通地引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表现技巧。《心祭》的结构显得新颖不俗。它的内容的展开，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忆的思绪流动，而且通过记忆和现实两条线互相交错、渗透进行。但即使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仍然执意于使之与中国的传统艺术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说的形式达到中国古典诗那种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深层意趣。它以李商隐《锦瑟》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为题语。《心祭》与《锦瑟》相同，也写一种情爱，一种令人长久追忆而又不无缺憾的复杂情思。小说采用了秋风、暮色、向黄昏、向往事、心很远、思想在飘……这一系列抒情诗的意象语
言，造成了既深情绵邈又悠长飘逝的情怀。通篇小说把这种抒情语言和意境，进行多次的反复，如同诗中的复沓，造成回旋与曲折，留下不绝的余韵。小说采用交错的结构，把思绪的线头随意切割，记忆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又被联上，若断若续，似有似无，蕴浓烈于简淡，轻愁淡恨，欲罢难休。这一切，就使《心祭》从意境上引出与李商隐诗的联系，同样蕴含了那种既令人追怀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种情思。
而在《核桃树的悲剧》和《鲁鲁》中，由于树与人的某种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于动物，都使作品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历时很久的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主观的情感或观念，以达到非概念所能穷尽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兴”的美学原则。《鲁鲁》中一只极可爱逼真的小狗，就是一个独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郁结的情感，寄托在鲁鲁身上。这种寄寓并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这种寄托合理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之内，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鲁鲁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鲁鲁的悲哀，鲁鲁的笃诚，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间的悲哀，和人们对失落的温暖的寻觅。正因为寄寓深刻，使这篇小说超出习见的寓言体或咏物
诗。隐匿的深长的意蕴，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联想的余地，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一切都让人兴奋地想到，一位生长于书香世家，受到传统文化深深哺养的中国作家，当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别是世界现代艺术时，由于她的创造性的吸收与综合，产生了多么奇妙而且多么开阔的艺术奇迹。这让人想起伯纳德·欠瑞孙给海明威的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又沉着又激动人心，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段关于海明威作品的评语，当然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应当认为，它谈的是真正艺术的融会贯通。
宗璞已走向于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艺术追求和实践。一个走向成熟的文学家总是力求宽广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准备写一部名叫《野葫芦引》的四卷巨制； 1987年小说第一、二章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1988年第一卷《南渡记》正式出版。其中人物仍然是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下一代的青年人。写他们在抗日烽火燃起，北平沦陷，流亡南渡后的一系列凄楚动人的故事。宗璞在长篇中仍然笔触委婉，风格典雅，保留了她原有的书卷可人的风韵。
目前，作者又已完成第二卷，不久即可付梓。
宗璞的散文
一、游记散文的传统功力
我们现在把话题集中到她的散文创作方面。世上的事情往往无独有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一发表，如同小说《红豆》一样，也成了她散文的成名作。这一篇散文使她第一次在散文界获得了承认。《西湖漫笔》又与《红豆》的命运一样，在几十年历史风雨淘汰面前，它依然保留了艺术的青春。自此以后，宗璞的散文创作，始终与小说并行于当世。近几年来，她的散文创作更趋繁丰，散文艺术日臻成熟，可说是今日要知宗璞，就不可不知宗璞的散文。
也许又与小说一样，宗璞的散文也并不多产。她确实是一个艺术态度相当严谨的人，甚至在创作上有点知识分子的矜持。人们曾经注意到她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追求和新意。她的吸取和融汇为新时期小说带来诸多的艺术启示。同样，如果你有机会阅读她的每篇散文的话，仍然可以见到她苦心孤诣追索的身影。每篇文章，或立意谋篇，或风格意蕴，她都力求有一些新意。尤其她很注意文字的韵律节奏，音乐性强。所以她多篇散文为电台和各种教材选中。
她对散文和各种品类体式，也多有涉及，如游记、抒情写景、人物叙多、域外访问，近年更有文化随笔等等。她的散文与小说创作也有不同之处：即她的散文追求没有更改和超越中国散文传统固有的艺术方法和审美规范，没有像她的某些小说那样，对传统总求有新质的突破。在散文的实践中，她体现更多的潜在性的与中国传统散文包括五四散文的靠接的意愿。可以说她始终在向传统散文艺术的博大精深行进，在执著和不与纷扰之中，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的散文创作可以说起始于游记。《西湖漫笔》写于五六十年代之交，同时期还有《墨城红月》等，写景也颇优美。杭州西湖是江南风景佳丽之地，自古至今，多有名篇吟咏于它。当时初露头角的宗璞，却能在名家名篇之前泰然处之，毫不怯弱地写出了崭新的文字。
《西湖漫笔》起始不写西湖，而写她足迹所至的其他地方。她说过去没有说过西湖的好话，她只是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荡开去。她认为欣赏山水犹如欣赏达·芬奇《永远的微笑》这幅画一样，开始未觉怎样，直到把玩几次之后，忽然发现那“无以名状”的美，甚至“只觉得眼泪直往外流”。这里她强调了美学欣赏的“恍然有所悟”，即真正要有自己的独到感受。以上这些“题外话”实际上是为她写有“独到感受”的西湖作了烘托，字里行间透出她对西湖美色不敢造次的庄重感。
《西湖漫笔》写得最美的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就是六月烟雨中西湖的“绿”。这也是区别于众多写西湖美景的文字。写“绿”实非易事，绿是抽象的色彩的概念。想当年朱自清写“梅雨潭的绿”，可能也感棘手，结果他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把绿比喻为“少妇的裙幅”、“温润的碧玉”，让你可视可触，感觉委婉浓烈。总之，朱自清在梅雨潭的绿面前，是竭尽全力使那种抽象具有了实际的质感。宗璞如今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她写西湖的绿用的却非比喻而是直接的描写，这的确体现她非凡的才分。雨中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真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
这里没有一连串的取譬，却同样把我们带进一个铺天盖地的绿色世界中。同样可视可感可触，且层次丰富，气氛浓郁。又譬如写：“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十八涧绿得闲”。文字极为简约，却传神尽意。这里我们看出，宗璞写“绿”，是靠着她准确的把握和精美的传达。严格选择用字，并使这些字富有表现力。她把文字建立在心灵对自然的细微观照上，所以能体贴入微，情致委婉。
《西湖漫笔》虽说是较早的文字，但已显示她写景文字的基本风格：重视客观对象的精微体察，描摹真切，情感内敛，语言简约隽永，尽量使你在客观的对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审美的愉快。如果把她与徐志摩的散文比较一下，就更显示这种风格的差异。徐志摩是受西方浪漫派影响的一位诗人。他写散文似乎不重视客观对象的“参观”，而重视主观情感的投入和渲染。他不像宗璞须从叙述文字背后去体悟那情趣和韵致，他是直接的主观抒发。用词造句铺陈曲丽，色彩华艳。与之相比，宗璞则是客观冷静得多，文字也是素朴以求深蕴。例如她写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奔落的雪原》，也是这种风格。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风景一大奇观。面对如此
雄阔壮丽千姿百态的大瀑布，她不是任情感如瀑布般奔泻，而是极其节制内敛。她态度从容，按照参观的次序，从不同落足点论述自己所见所闻，曲折有致地从不同角度展示瀑布的不同声色姿态。写它的奔腾，写它的跌落，写它的雄阔，写它的柔情，细微缜密，多姿多彩。她如实描绘，没有过分夸大形容，但文字生动准确。作者确是把瀑布写活了，写出了它的内在精神，是一首大自然的生命之曲。你可以从中吸取你人生的需要。这是在客观描述中，让你自己去领略的，作者避免直接的强加。
前面我们说过，宗璞的散文与传统靠近，尤其在山水游记方面，尤为突出。中国有悠久的山水游记的传统。一种是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官宦，在仕途遭阻，人生不得意的时候，往往寄情山水，从陶渊明、苏轼、柳宗元直至晚明袁宏道、张岱等，他们造成了中国寄情山水的深厚传统。另一种则是自郦道元的《水经注》直至明《徐霞客游记》这一路，他们则是自然地理风貌、风俗民情的实录记述。但只因其文字简洁优美，句型排比错落，显示了很高文学价值，成了中国游记的一种典范，影响深远。清人杨名时在《徐霞客游记·序》中曾说出这种游记的妙处：“其所自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尝，足移人情”。宗璞的山水游记，实受这一派影响，即受客观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如《三峡散记》，计日按程，道所亲历，主观抒情文字极少。尤其后来的《热海游记》，文字老到，与《徐霞客游记》庶几近之。全文在记这自然地理风貌本色，语句简炼，风格俊逸——自腾冲西南行约十八公里，山势渐险，chuan岩峭壁，几接青天。再往上走，赫然有一台在：台上有石栏这护：“这就是大滚锅。”主人指点说。走上去，脚底都是热的。台上水气蒸腾，迷茫间见一大池，池面约有十余平米，池水翻滚，真如座在旺火上滚开的大锅。站定了细看，见水色清白，一股股水流从池底翻上来，涌起数尺高，发出扑扑的声音，热风扑面，令人竦然。
与游记接近的宗璞另一些写景文字，如《紫藤萝瀑布》、《丁香结》、《好一朵木楼花》、《报秋》等，则显示了另一种文体风味。这些文章依然不重华采装饰，全文仅数百字，其特点是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眼前景心中意化而出之。在写景物同时，笔端深藏感情，往往是清丽的语言呈现精美的意象。通过暗示的意境，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回味。
《紫藤萝瀑布》其实只写了两个意象，一是宏观总体的，就是盛开的紫藤萝一串一串一朵一朵聚集成的瀑布：“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另一个则是微观个体的：“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
紫藤萝开得恣肆风流，辉煌灿烂，但又端庄雅淑，耐得寂寞。不管是宏观的飞动闪光的瀑布，或是一朵张帆航行的船舱，都在读者心中造成充满生命的张力。
宗璞笔下经常出现的花，大凡是丁香、二月兰、玉簪、藤萝、木模等，作者表现了对这些平凡花草的特殊感兴。它们不富贵、不骄奢、不夺人耳目，但却有一份清白、高雅、坦诚、温馨，一种坚实的甚至抗争的生命力。花美在精神，精神是要人用心去感受。宗璞是从这些微小的生命中提炼出来那充盈其间的强大与伟力的。这使人联想起宗璞的气质和修养以及她的道德人生观念。她有儒家重实践的精神，崇尚现实，直面人生的欢欣与痛苦。她做人做文重精神不重外表，她美学观念也是：“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丁香结》代后记）这些即景抒情文章辉映着她本人的天性醇厚，心如璞玉。
二、抒情叙事散文的情感色彩
随着时代的前行，人生阅历的丰富深邃，宗璞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发自心灵深处的不能自已的文章，把她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人过中年，人间的沧桑浮沉闻见亲历的逐渐多了起来。那些发生今日昨日、身前身后的让人惊然心动的变故，给作者的情感世界以巨大震撼。特别是当这些变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之中的时候，那文字间流动的哀痛之深沉，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了。可以看出，宗璞那一篇又一篇记载着离去的人们音容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创作，写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情感的欲罢不能的受苦的焚烧。这些文字不是以技巧的娴熟，形容的生动，词汇的精美为目标，它的精魂是不加雕饰的人间至情的倾诉。对着读者，更是对着自身。
宗璞的这些散文，写的多是死别。死亡是一种虚空，人的死去留给生者是永恒的悲痛。不可追寻，不可再期，是永远的黑暗中的沉落。宗璞写这类散文也以质朴无华的至情传达为其特点。她能够把浓烈的诀别的至情用不事雕琢的近于直白的文笔表达出来。她的表达那无尽的悲哀时，不使情感泛滥，表现理智而有节制。她的这类伤逝追怀的文字表明她的散文已告别一般人容易有的青春时代的渲染和华采，而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的沉郁。
出现最早的是《柳信》，它还带有传统抒情散文的一些痕迹。其中有怀念母亲的文字，但最动人的情节却是通过家里一只大猫狮子的死亡来烘托的：“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回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哭小弟》写于《柳信》后两年，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现在却轮到了小弟，他刚刚五十岁。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冯友兰先生在挽联中称赞这位儿子“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宗璞在间断叙述了小弟弟身前身后之后，写了如下的话：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至哀无文，宗璞这些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非常感人。
宗璞为父亲冯友兰写过多篇散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行文简洁严谨，雍容大方，而又不乏机趣。它是宗璞人生和文艺俱臻成熟的佳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九十华诞会》等文记述了哲学前辈冯友兰先生晚年行状，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心的嘱托》、《三松堂断忆》则记述这位大师去世前后的经历，是关于冯友兰先生告别人间前后，写得最平易又最蕴有深情的文章。《心的嘱托》写：“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三松堂断忆》最后写：“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
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话都平易，然而却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
《三松堂断忆》中还记叙了冯先生生平诸多有意义的往事：青年时的一次豪饮，与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等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抗战期间过镇南关因耽于思考而手臂为城墙折断；六十年代，每于傍晚由作者陪父母包租大船荡舟昆明湖中，船在彩霞间飘动，绮然神仙中人等等，都以质朴的语言，平白的记叙，真实而传神地从平常生活侧面，把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而生平并不平凡的学者的个性品格作了传神的描绘。
宗璞随父居燕园数十年，关于这座名园她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描写和表现了这个校园的人文鼎盛的风情。《霞落燕园》与这类文字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这是社会人生最让人伤怀的角度——写北京大学燕南园十六栋房主先后的辞世。它以记叙多于抒情的笔调，写人生离散的浓厚悲哀。它蕴有深深的伤感，但却举重若轻地在文字传达上予以淡化，让人从文字以外四处迷漫的不可弥补的失落中，感到沉重的哀伤。这是散文的大家风范。
她从容地挨家叙述这数十年间发生的死别。最早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写汤先生的去世用的是这样的叙述：“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杨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物在人亡，对于死者无一句直接哀悼的话，却以极平淡来写极沉痛。紧接着写三位自杀的老先生：“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剪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宗璞没有正面去交待他们因何走此绝路的。她用的也是极冷静的笔墨和语气写人间的残酷，时势的暴虐，死亡的无情。但却找不到一句激烈的言辞。她只是在翦先生夫妇双双自杀时作了非常温和的评述：“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
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要是人间的温馨只能从这样惨烈的死亡得到证实，这也许是长长的历史的无边暗黑的年代。而作者在这里硬是不用一句正面的抨击，她懂得避俗，懂得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懂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接着的叙述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死亡，一篇短文，四千字多一点，写了十多位著名的学者巨星的无一例外的死亡。要是没有娴熟的技巧和表现力，没有精到的构思和安排，写起来难免沉闷平滞，但是宗璞却把这些写得疏朗有致，平淡中见曲折。而且各位先生晚年或临终前的表现也多有插叙，如王力先生要求夫妇合葬及墓碑上的赠内诗；朱光潜先生病中烦恼突然拒绝出席香港大学授勋典礼；冯定先生告诉小偷“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等等细节，往往三言两语便把人的一生写活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宗璞这篇散文所达到的是文艺创作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产生于她的不事雕琢的真情。以《三幅画》为例，它的开头完全看不到常见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矫情和形容的泛滥，而是非常自然平白的叙说：“戌辰龙年前夕，往荣宝斋去取裱的字画。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见取物字据。其实原字据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了，代替的是张挂失条。而这挂失条也不见了。业务员见我懊恼的样子，说，拿去吧，找着以后寄回来就行了”。这开头，说不凡也可以，说平常也可以，但却是真实质朴造出来的艺术效果，说是“造”也许委曲了作者，她也许压根儿就不“造”，而是非常亲切的过程的叙述。作者所要取的，是汪曾祺的字画，她说，她原先不知道汪曾祺擅长丹青，只知他不只是写戏
并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诗。当她得到第一幅、第二幅画后如获至宝。在心满意足不再心存妄想时，“不料秋末冬初时，汪兄忽又寄来第三幅画。这是一幅水仙花。长长的挺秀的叶子，顶上几瓣素白的花，叶用蓝而不用绿，花就纸色不另涂白，只觉一般清灵之气，自纸上透出。一行小字：为纪念陈澄莱而作，寄与宗璞”。这水仙的清白秀雅，这一行小字，点燃这清清淡淡的一篇散文，也点燃了画家的心，散文家的心。它“造”出了真正的浓烈。
那爱水仙的人已经屈死多年，留下的是那日离去也是永别的“别忘了换水”的嘱咐，以及从窗中见她摆手的最后一面。陈澄莱是作者的挚友。作为生死之交，宗璞在写她时笔下并没有讳言她的缺点，例如她的脆弱，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心底的那一点固执，等等。那些年头死很容易，她最后选择北方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的其寒彻骨的井水。宗璞在她死去十多年后写了《水仙辞》悼念她。如今汪曾祺又有赠画，这在宗璞心中引发了感动。《三幅画》应该看作是《水仙辞》的真正续篇，是两位文友为纪念共同的含冤而去的死者的不曾忘却的思念而作的。从《水仙辞》到《三幅画》，可以悟到宗璞在这些文字中，充溢了她的散文的无所不在的真魂：对亘古绵延的人性和人情的寻觅及其自然的表现。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这些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酽的清苦。近作《星期三的晚餐》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散文特色。文章从病中住院在亲友送的饭食中，老友立雕夫妇“承包”了星期三的晚餐起：“因为星期三不能探视，就需要花言巧语才能进到病房。每次立雕都很有兴致地形容他的胜利。后来我的身体渐好，便到楼下去‘接饭’。见到提着饭盒沿着通道走来，总要微惊，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个“微惊”便是形容的节制。要是我们从朱自清的散文中看到的是略带感伤的“背影”，则此刻，宗璞的“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种“正面观察”，却连那种感伤也被掩藏了起来。
但是我们却从她的叙述中感到了真正的人情温暖以及时光流逝的感怀。开头和结尾她都用“活着真好”来传达这种人间友爱的眷恋，“我若不痊愈，是无天理”“怎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些看似淡远的话却有战胜感伤，超越感伤的情感的沉淀。宗璞的散文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三、近期散文的文化性
散文这种体式最合作者个性。在上述我们阅读到的宗璞的游记、写景以及叙事、抒情等文章中，已感受到一位知识女性的气质与笔韵。在这些作品中，这种特殊品质还只是一种在体式中的渗透和溶解。近几年来，她则写了不少直接以知识、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呈现出繁采多样的景观。散文创作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单一模式。这个时期的有些作家（应该说多为知识作家）如萧乾、汪曾祺、王蒙、林斤澜等，从人生的过往经历和知识贮备，也从身边世事和环境中，牵动了他们长期积蓄的文化底蕴，一批充满理趣也充满情趣的散文、小品和随笔随之出现，这也是情理中事。
这类充满文化气氛的作品（传统为笔记散文）在中国源流悠远而盛于明清。其内容或记逸人行状，或记奇闻异事，举几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科技医药，宦海浮沉，街谈巷议均可入文。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诸人在晚明袁宏道、张岱、归有光等散文风韵基础上又融入西欧主要是英国随笔的谐趣。一时间这类散文小品盛行于世，成为五四散文中成就最高，实力最雄的品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性灵，富理趣，不论是晚明、五四或是当今八十年代，这类作品是在个性意识比较张扬，心清比较疏淡的背景下产生。林斤澜曾论及这类作品的好处，精辟地指出这类作品的三大特性：一是不端架子。他说，“笔记的作者，大有载道君子，立志丈
夫，明理仁人。有大事业在做着、写点笔记是消闲，随手拈来，不免把载道、立志、明理的大题目放松了，由着性情变化文字”；二是不矫情，写法上白描为主，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三是不作无味言语，本是由性情顺情趣的东西，若语言无味，写它作甚。①
此类文章摆脱了载道明理、匡时济世的重负，由着性情写一点轻松洒脱的文字。手法和语言是白描，但要写得有趣耐读，别有一番疏放清雅。所以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旷达处世的姿态，宽松自由的心境，才能从内里透出闲逸和淡远的情怀韵味。再就需要丰富的学识修养。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姑且不论，五四以后的周作人、林语堂等写小品的名家，他们都是文化根基雄厚并且学贯中西的一辈人。他们主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无所不谈，林语堂晚年还在报刊设《无所不谈》专栏，采撷的主题非常宽泛，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做基础，就很难做到“无所不谈”。这类文章，表面平淡冲和但却深沉有味，感情绝不轻浅，只是笔法上求清淡，所以要求有深厚老到的语言文字的功力。
宗璞具有优厚的文化学识条件。随着岁月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越来越进入旷达疏淡的人生。张抗抗在《宗璞小记》对宗璞的这种成熟人生作过很好的诠释：“不见她高谈阔论好为人师，亦无莫测高深的名人气派……她不为身边的那名利之争所动所累，她几十年静静地安之于燕园”。从宗璞的创作总体看，近来这类文化性散文和读书随笔产量大增。这类作品与传统小品文最为接近。《风庐茶事》、《酒和方便面》等，内容涉及茶和酒，这与五四散文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相近，字里行间充满着雅韵逸致。这里的喝茶、饮酒也许是一种形式，一种文化人才能找到的那份感觉。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
这是出自宗璞之手的《风庐茶事》中一段，与周作人的《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相比，也许不及后者的名士风十足，但我们不难找到它们间相维系的那份生于同一深厚文化母体的“感觉”。
发表于1992年的《从粥疗谈起》也是名篇。先从自己多病，得到一本旧书《粥疗法》谈起。然后从喝粥引出陆游一首食粥诗。从这首诗中引出张来《宛丘集》中一篇《粥记》。而这位张来又是“苏学士之徒”，又考证出苏东坡原来也嗜粥。他说：“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隔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最后又引出陆游另一首内容与苏学士差不多的诗：“粥香可爱贫方党，睡味无穷老始知……”宗璞的旁征博引，使我们如入花阵，乐不知返。阅读此文，由于丰富的知识与清淡的人生感兴，而产生丰盈的愉悦感。那种在清茶淡饭中寻求固在本味，一种甘于淡泊人生的气度也给人以启发。全文娓娓道来，平易如诉家常。但文理结构却精致而匀称，行文走笔中表现出游刃有余的闲雅情趣。譬如她在写自己多病得夫弟赠送《粥疗法》一书之后，极其自如的出现这么几句话：“不过此书的命运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只要读过宗璞《恨书》《卖书》两文，聆听这番议论，禁不住有那心领神会的一笑，因为“乃兄”是他们家“图书馆长”，据说“负书行路也在百里之上”了。可恨书籍成山，常常急用之书找不到就成了他的责任。这里本与“粥疗”无关，只是信手写来，轻灵洒脱，使文章顿生情趣。
这里提到的《恨书》、《卖书》二文，分别写于1985年和1989年。是写家中藏书之多带来的烦恼。邓拓说：“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邓拓写的是书生独有的一桩乐事。可宗璞写的却是书生之忧、书生之累。宗璞这类散文虽说是文化意蕴丰富，却又离不开日常生活的烦忧牵绊，普通人世的苦乐悲欢。她在儒雅情趣之中，并不自矜清高，而且自然流露出一种与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间本色。
这类散文大都平实自然，都从自己生活经历，从身边闻见世事人情中拈拾而出。宗璞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生活了几十年，那里的一树一石，一桥一水，已与作者融在一起难以分开。那花晨月夕，四时风光也早已进入她的散文世界。燕园内不论是年耆学者或莘莘学子，她都默默倾注了感情。近年来，她又连续发表了《燕园石寻》《燕园树寻》《燕园碑寻》《燕园墓寻》《燕园桥寻》系列文章。使原本就美丽和特具魅力的这座名园，因她的散文的渲染而更显出历史、文化的渊源和社会人文荟萃的品格。
这里只举《燕园碑寻》一文为例加以印证。“碑寻”一共写了燕园六处碑石。不仅记载碑刻的内容，而且考证它们的来历，如燕南园进口处和一、六院之间赫然矗立两对龟驮石碑，一处是清代皇帝为纪念花儿匠而立的名录碑，一对是为四川巡抚杭爱立的井有康熙亲笔碑文。其他还有乾隆御碑和明末清初画家蓝瑛梅花碑等。尤其是1989年新立的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义。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集一代几位名家之美，实属难得。尤其碑文内容，不论就思想和文采而言均美伦无比。宗璞文中辑录碑文内容时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议论，更显出她认知深刻，襟怀博大，也使散文的历史文化内蕴更富光辉。
也许我们有必要再重复说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与作家的双重实践，使她在写《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无尽意趣在“石头”——为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写》这样的序文或随笔，以及她在国外访问期间所写有关作家的访问游记，譬如《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等，这些文章除叙述、描写外，还穿插宗璞自己对作家作品相知相识的议论。这些议论，无疑是学术的，但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出自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于这样一身而兼学者作家的特殊身分，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坛，闪射出她的独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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