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人说作家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也有人针对文坛现象无奈慨叹：“饿死你，狗日的诗人！”在作家、诗人的生存状态日趋严峻，读者也在抱怨“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当下，一群视文字如儿女、把良知和道义始终放在心坎上的纪实作家却越来越受到读者和社会的瞩目。本刊重要作者之一鲁克就是这群作家的突出代表，他近年来采写了大量有深度、有影响的稿件，并因多篇作品被读者评为最佳而荣获《家庭》2006年度特别大奖，走进他，你会从其苦难的命运中窥见坚强，在其如血的亲情里学会感恩……
悲情父与子：僵持6年一声哭唤泪沾襟
200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北京东郊某大酒店灯火辉煌，我和十来个作家朋友喝得兴高采烈醉眼蒙眬——北漂多年，终于在郊区买了处新居，朋友们前来祝贺，推杯换盏、笑语正酣。就在这满耳祝福声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号码陌生，区号却是老家的0518。
从苏北小镇到省城南京再到首都北京，这么多年我一路坎坷，伤痕累累，最终成了一名北漂作家。因为有着太多的痛，“故乡”这个词我一度几乎忘了，或者说不敢想起。我发誓不活出个人样这辈子都没脸见父亲和家人，六年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也不与老家的亲人联系。因此当老家的长途区号出现在我手机上的时候，我很惊讶。
我一连喂了几声，电话里却没人说话。朋友一一过来握手告别，我很着急，就冲着电话喊起来：“你是谁呀？不说话我挂了！”这时，一个苍老、拘谨的声音传来：“是我，我是你大（苏北方言，意指父亲）。才装的电话，也没啥事儿。你……你还好吧？”我的心揪起来，浑身一哆嗦，用与生俱来却被我遗弃太久的方言哭唤了一声：“俺大！”不禁泪如雨下……
1989年底，我从部队退伍顶父亲的班进了信用社，那是江苏省金融系统特许的最后一批职工子女顶班。提前退休的父亲因为端了几十年的金饭碗有我接替而欣慰有加，但我却时时觉着压抑：在那个叫做“横沟”的苏北小镇，我一“横”就是十年，干的总是出纳，而且一直都是收款——那是银行系统最脏最累的活。因酷爱文学而又年轻气盛，我常常被领导训斥为“不务正业”；我几次书法和诗歌得了全国奖，想请假去领奖，单位领导总以“人手紧，没法安排代班”不准假……
这种生活对于总想活出个人样、连做梦都向往着“诗意栖居”的我来说是何等痛苦。终于，上个世纪末，我毅然辞去了银行工作赴省城作家协会打工。得知我辞职的消息，父亲的绝望被愤怒掩盖了。“你看你能的，你都能得要上天了！”父亲和母亲在我童年的时候就离异了，我是由父亲带大的。那天，在父亲租住的土屋院子里，父亲眼里喷火，颤抖的嘴唇没了一点血色，他直指着我的脑袋：“你你你……你想走也行，你把借我的3000块钱还给我再走！”我使劲咬住嘴唇，但泪水还是涌出来——在全世界都不理解我的时候，父亲居然是最不理解、最不支持我的人，这让当时的我悲愤无比又心痛万分，长年的委屈和压抑蓦然爆发：我把兜里同学和朋友们临别馈赠的钱一把抓出来，一边扬手向父亲抛过去，一边哭着奔出了那个小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在省作协，不谙世事的我再次饱受磨难：那位当初的伯乐师长最终炒了我的鱿鱼，而且还打印、寄发了数百封信，全国各文学报刊几乎无一遗漏，甚至连我老家的县城小报和我辞职的信用社都接到了这位老诗人措辞巧妙的专函。这不仅断了我的稿费来源，而且摧毁了我本就不太坚强的意志。
当所有的梦想都打得粉碎、所有的屈辱与愤怒无处可诉的时候，我想到了死。我喝得酩酊大醉，拎着酒瓶沿着租住小屋附近的铁轨往前走。这时候我想起了白发稀疏的父亲，想起了当初父亲几乎下跪恳求银行领导的话：“我儿太年轻，他不懂事啊！求你们千万不要同意他辞职，求你们给他留条后路啊……”就在火车逐渐临近的时候，我腰间的呼机响了，“爸爸，天黑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看到女儿的留言，在火车急促的汽笛声中我泪雨纷飞，我最终选择了活下去。
可活着多么艰难啊！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尤其无法给父亲一个交代，苟活在陌生的南京城，我只有孤独与迷茫。最让我揪心的是一直盲目、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妻子和从小就跟着我背井离乡的乖女儿。日子在艰辛中一天天挨过，没有人告诉我哪里是苦海的边，而我知道回头已经没有岸……
在那段最寒冷、最无助的岁月里，我拼命地找工作，写稿，做过广告公司文案、洗衣店小老板、杂志社临时工、报社编外摄影记者……我甚至利用自己的书法专长给一些店家的门面刻写“服务宗旨”、“经营范围”等等，挣一点微薄的油盐钱。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自己和妻儿生病，什么都想就是不敢想家。我没脸与父亲有任何联系，但依然不时地从银行老同事那里听到父亲的消息。“你大常到单位来转，一来就找报纸，看看有没有你发表的文章和图片，有就悄悄拿走……”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底是何等的疼痛啊！父亲原本也像那些银行领导一样，老是批评我“不安分，瞎折腾”，而有谁知道，目光如箭嘴如刀的父亲，却悄悄地把他所能收集到的载有儿子作品的每一张报纸，都小心地保存起来，在那些孤独的夜晚，他就那么看啊看啊，就仿佛看见了那个让他又恨又疼的儿子了。
“你大那天来存定期，写的是你的名字，3000……”在我走后的第三天，父亲就把我扔给他的钱凑起来，以我的名义存成了定期。“我哪是问他要钱嘛，我是不想让他辞职啊。唉，这孩子，心太野了。给他存着吧，等他哪天撞上南墙了，用得着……”
可怜的父亲在孤独了6年之后终于原谅了他的儿子；但是父亲啊，儿子要流下多少疼痛的泪水才能原谅他自己呢？
穷有多痛爱有多深：永生难忘电梯里的老母亲
还在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时，我为了帮助笔下的一位患了尿毒症的主人公联系出书到了北京，刚好一家文学期刊缺人手，我就这样留了下来。初到北京，我也跟大部分北漂族一样，住在潘家园的一处地下室里。那阵子我总是没日没夜地写作，几经挣扎，一年后，一度贫困得连挂号信都舍不得寄的我，居然在东郊一隅按揭买了处楼房，尽管面积只有70多平方米，但在我看来却已远胜天堂。我终于可以把妻子和女儿从南京小市街那个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窝里接到北京来了！
2005年春节，终于在北京立稳脚跟的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阔别6年的老家。因为火车票难买，我们干脆改乘了飞机。当我终于看见日思夜想的老母亲的时候，我哭喊了一声妈，就跪倒在她怀里。“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呀！”母亲颤抖着手搂紧我的头，反复摩挲着，纵横的老泪落在我的脖子上，温热而又冰凉……
母亲那只有两间破草房的家实在太寒酸了，那些天我和妻子女儿只好住到一家破旧的旅社里，而每晚全家只需15元的住宿费，母亲都心疼得要命，认为人家要了高价，还跟人家争执了半天，最后降到了10元。
与父亲相见是在镇驻地的公路上，那天我正从中学的一位老师家乘车回哥哥家。那阵子父亲、继母与我哥嫂的关系非常糟糕，我十分难过却帮不上忙。当堂兄打我手机说父亲在路口等我们的时候，我的泪水从那一刻起就没有止住过。那天的路口北风多么寒冷，带着旧棉帽的父亲微笑着反复打量我，眼里却溢满了泪。他拿出早已给孙女准备好的压岁钱，女儿接过去，哭唤了一声爷爷。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整个生命都在疼痛中窒息，我几乎是咬碎了舌头在心底默默忏悔着：对不起，俺大……
大年初六，返京的火车票又没有订到，我们只好再次乘飞机。初五的上午，我们先住到了县城的宾馆，母亲来送我们，顺便看看在县城工作的三舅。那是极少进城的母亲平生第一次到宾馆，歪头望着宾馆楼上的蓝色玻璃，母亲说了句，这么高啊，晃眼；登记的时候，我没让母亲跟过去，我不敢想象，当她知道这一间房一宿的住宿费就高达180元的时候，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电梯来了，客人们鱼贯而出，母亲连连后退着给人家让路，她微笑着，望向谁的目光里都充满了善意与谦卑。我搂着母亲走进电梯，母亲小心地进去，低着头拘谨地站着。我看见母亲褪了色的蓝头巾上有根草，就帮她摘下来。母亲下意识地抬起头来，这时候她正好面对着墙壁上的茶色镜子，幽暗的灯光下，镜子里的母亲臃肿而又土气十足。母亲顿了顿，欲言又止，我看见母亲一脸慈祥，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转眼就到了5楼，门开了，我们都出来等着母亲，可母亲却站在那里，依然是一脸的慈祥与谦卑。“妈，到了，下来吧。”“哦，不急，不急，让人家先走。”人家？我一愣：电梯里明明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呀。“奶奶，就您没下了呀。”“啊？那……那这个大姐不下呀？”母亲一边嗫嚅着回应孙女往外走，一边回头疑惑地望着镜子。那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原来，是老眼昏花的母亲把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当成“别人”了。女儿边拉着奶奶的手边对她解释说：“奶奶，那是您自己的影子呢。” “你看看你看看，奶奶真是老了，连镜子都认不清了哟；这些人也真怪破费的，弄个镜子搁这做什么哟。”母亲笑了，笑得天真而灿烂，而那一刻，我的眼里却蓦然有泪：可怜的母亲啊，操劳了大半生却连个宾馆都没住过，甚至连个电梯都没有坐过，今生今世，不管孩儿怎样努力，您又能住上几回宾馆、用上几回电梯呢？
笔含情墨含泪：坚持暖性写作回馈父老乡亲
对亲人的这份爱与歉疚以及感恩，直接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写作态度。最初接触纪实稿，说实话，我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等终于放下了作家的“臭架子”，我才恍然发觉：一篇优秀纪实作品的魅力及能量，远远高过一些贫血而软骨的所谓“纯文学”产品。
2004年暮夏，“黑哨”龚建平在保外就医期间抑郁而终，全国舆论哗然。《家庭》杂志发表了我与人合作的纪实作品《泣血的良知：“黑哨”龚建平忏悔而抑郁的最后时光》，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在稿件的采写过程中，一些东西那样深刻地撞击着我的灵魂。
那个中午很热，采访完了，我请龚建平的太太索玉华和女儿龚佳以及龚建平生前的一个学生吃了顿饭。男生个头很高，却很腼腆，几天来就这么默默地陪伴着孤苦的母女俩。席间索大姐一想起亡夫就会流泪，女儿一次次把脸转向窗外，不想让人看见她咬紧的嘴唇和倔强的脸。
当那个男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双手举杯，把那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句笨拙的话：“鲁……鲁大哥，我代表师母和龚佳敬你一杯，她们不会喝酒……”仅仅一杯，他的脸就红到了脖子。他转向那对母女，声音哽咽而悲壮，“师母，我是您和龚老师看着长大的，老师走了，您要是不嫌弃，就把我当您儿子吧，搬煤气罐什么的……”龚佳突然抱紧妈妈，她的肩膀剧烈地颤抖……
那一天的北京依然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首都仿佛一个人都没少，而我知道，在回那间逼仄的筒子楼的路上，那个瘦瘦高高的男生默默牵扶着的一对母女，她们小小的心海，却是那么地空空荡荡。
这篇稿子我是在疼痛与泪水中完成的，妻子和女儿总是我的第一读者，她们读着读着，不禁都流下泪水。妻子感慨地说，钱财真是身外之物，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就是因为一步走错而失掉了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他自己痛苦，其实更痛苦的是他的亲人啊！从此，小小的女儿也格外体恤起我来，常常在我外出采访的时候用妈妈的手机发来这样的信息：“爸爸，在外多保重，你平安健康比啥都重要”；“爸爸，你太辛苦了，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从事写作尤其是从事纪实写作以来，我一直十分关注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现状，之所以坚守着这样的初衷，骨子里的根由自然缘于我是农民的儿子。《家庭》杂志2005年2月下半月刊发表的重庆山村教师刘念友瞒着家人挖煤资助贫困生的稿件也是我采写的。在开县的大山里，亲眼目睹刘老师的生活窘况，站在那间四面漏风的破教室，看着山村孩子们一张张可爱又寒酸的脸，我潸然泪下。在采访刘念友前后，我两次去他儿女所在的学校进行了深入采访。采访结束的那个晚上，我请他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我知道，他们几乎没进过饭店。我们吃的是水煮鱼，饭后盆里还剩了些鱼头鱼尾和豆芽，姐姐小心地打成包，连吃剩的那碗米饭也打了进去，交给弟弟，并跟我解释说：“小弟饭量大，在学校常常吃不饱……”
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当我把刘念友和儿女的故事讲给妻子和女儿听的时候，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女儿都流泪了。女儿给刘老师的两个孩子寄去了300元钱，并含泪写了一封信：“大姐姐大哥哥：听我爸回来说起你们的不易与坚强，我真的好感动，我要向你们学习……这是我积攒的爸爸平时给我的零花钱——天冷了，真担心这点钱不够你们买两件棉衣的……”
长期到全国各地采访，每每面对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生，面对那些身陷绝境而依旧坚强的主人公，我都感慨不已，采访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倾我随身所有来帮助主人公。最让我开心的事情莫过于一篇作品发表后，绝境中的主人公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以及善良读者的热心救助。在用文字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时，我也感受着来自底层百姓给予的另一种鞭策与砥砺：一个含泪的眼神，一句温暖的问候，一包深情的沙枣……对我来说都是这人世间最弥足珍贵的。《家庭》2007年4月下半月刊《弃学回乡，博士生泣血守护绝症慈母》一文中的老妈妈不久前离开了人世，她从邻居家借来送我的那块腊肉，那块让我泪落楠林、永生难忘的腊肉，我们全家至今还虔诚地供奉着，一直舍不得吃……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没有疼痛、没有泪水的写作是苍白而贫血的。对这个纷繁世界，我一向坚持“善意”的体察与“有温度”的书写——即便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罪人，我也祈望自己能从他的罪过之外捕捉到其灵魂闪光的另一面，我认为这样的写作才是有着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写作。有鉴于此，我给自己的纪实写作定了“三不写”守则：一、不引人向上的不写；二、没有善意与暖意的不写；三、不能首先感动或震动自己的不写。带着悲悯与感恩，带着对亲人、对社会的一份爱与责任，我一天天坚持着自己的“暖性”写作，并在这份努力与坚持中得到了生命乃至灵魂的一次次升华。
前不久，突然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居然是母亲打来的。母亲絮絮叨叨、颠三倒四的话在我听来悦耳又温馨。母亲告诉我，她也装了电话，并且用我寄回去的稿费翻盖了三间瓦房，母亲自豪地说，活了大半辈子，年年都是贫困户，今年总算是脱贫了。“今年过年你们回来再不用住那破旅社了哟。”母亲语气阳光笑声灿烂，我也边听边笑，幸福的泪水却悄悄滑下沧桑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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