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生的爱和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儿童文学创作并有其成就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女作家而言，除了冰心，我们还可以数出黄庆云、葛翠琳和杲向真等人。总之，可谓真正是寥若晨星。
杲向真已经七十多岁，她在她的智慧和为孩子们的辛勤耕耘中，有一个永远的“童年”，因此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从1978年我便开始追踪这个“上帝的孩子”；我已经累了，她却还在连跑带跳地向前奔。1992年11月18日，北京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杲向真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但这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是她创作文末的句号；肯定也好，鼓励也好，安慰也好，对这位受人敬重、孩子爱戴、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不惊不躁、安之若素的她，荣和辱并不重要，她只有慈母的情怀和写作的真诚。
我重新认识她，也从头数起她的足迹。
星期日，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来钟，北京图书馆门前，已经排了个二百多人的长蛇阵。长队的第三十人，是一位不讲究服饰、两鬓斑白的妇女，书包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书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她那沉郁的面部表情里，发现一丝淡淡的笑意。等大门开了的时候，后面的人流突然变成一个浪头，她夹在人丛中，被左推右撞地带了进去，衣扣也挤掉了两个。她，就是刚刚重返文坛的女作家杲向真……
白皑皑的灰石山，绝色的田野，一条琥珀色缎带般的运河，一簇簇浓密的树荫遮掩着的村庄……那是她的故乡：江苏省邳县窑湾镇。
1920年，中国还是一片黑暗。在窑湾镇一个很穷的家庭里，杲向真诞生了。她的老家原在邳县农村——杲堂子。据说杲姓的祖先本姓颜，唐朝安史之乱时，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因触犯了皇帝，要抄杀满门，才不得不去掉颜字，以杲作姓，逃散各处，有一支在邳县农村安了家，以后这村子就叫杲堂子。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店员，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生下三男三女。杲向真排行第四，原名杲淑清，因母亲早逝，生日不详。但参加工作后，那些表格上，她的生日总是写着：9月28日。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国难当头，在武汉，她结识了一位朋友，以后成了她认识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位朋友给她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向真。在人生的长途上，为了纪念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师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革命友谊，她把他们相遇的日子9月28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窑湾是一个小乡镇，镇中心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两旁店铺里的人，站在柜台里就可以互相对话。穷人不能住在镇子里，她们全家住在镇外一间半出门就是运河的茅草屋里。房顶经常被讨厌的风撕破，下雨天，草屋便成了“水帘洞”。这个穷家是穷人的一切，它给杲向真留下一串难忘的储满运河风光的记忆。浅浅的运河水，只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儿，就可以趟水过河。河那边是碧绿的田野，远处影影绰绰的是她叫不清名字的村落……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家很穷，但穷人家的孩子却有自己的乐趣。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我在运河里摸鱼捉虾，同小伙伴打水仗，爬梯子在屋檐下掏麻雀，在乱石堆里逮蛐蛐，和男孩子一样……”
九岁那年，她进了镇上一所收费不多的耶稣堂小学。但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为读书而消失，仍喂着一只小麻雀。当它能展翅高飞的时候，便把它的翅膀剪短，使它能飞，却飞得不高、不远。清晨，把它撤上屋顶，任其嬉戏、觅食、晒太阳；放学回来，只要唤一声，它便飞下来，站在食指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亲昵地望着她，啁啾着，等待着给它喂食。小麻雀是她童年亲密的伴侣。每当她看到庭院里自由雀跃的鸟儿，她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只爱鸟儿——小麻雀。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是不能没有母亲的。但是在她十岁时，家庭遭到了不幸——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为了还债，父亲把家中的床铺、桌凳和炊具都抵了债，幸好是夏天，一家人在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天一亮，她便同哥哥、姐姐到了南京，一起进了贫儿教养院。这所贫儿教养院，是为了纪念黄克强（黄兴）烈士，由他的夫人徐宗汉女士用募捐得来的钱款筹办的。收容的儿童，多是与黄埔军校军人有关系的遗孤。他们是由堂哥——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介绍进去的。在这里，她第一次从一位老师那里知道了世上有穷人富人之分，模模糊糊地懂得了阶级，听到了共产党的名称。这位名叫李涤尘的老师（是章蕴的丈夫），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是他，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播下如何认识人和社会的种子。他们进贫儿教养院不久，堂哥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捕，关进了南京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后来他们去探监，杲向真才看到这位可敬的堂哥。她头一次看到监狱，这时，旧社会的黑暗像凶猛的潮水涌进了她的心海，淹没了那颗由童年生活塑造成的欢乐的灵魂，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1935年，杲向真考进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当时报考的资格要二十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她实际上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在考前攻读了《投考指南》一类的书籍，为了求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才被侥幸录取。经过一个月的试读，发现她年龄太小而令退学，后来由于她诚恳地写信申诉理由，又因有些学员不能吃苦而退学，这样她才又被招回学校。
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这里，她接触了一些同事们的孩子，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这时期她还发表散文，并以“万尼亚”笔名发表诗歌。
在这座医院里，她组织了文艺小组，学习进步书刊。1947年1月，重庆市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她组织医院的医务人员捐款、救伤和慰劳。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单登在《新华日报》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岳”。为此，院长把她调遣到重庆南岸龙门浩莲花山卫生所去工作，算是对她的惩罚。但在这个“世外”的社会里，她却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触了在大城市里难得遇到的人和事。
这个卫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庙里，后院住着被关押的人和许多看管犯人的士兵。杲向真在那里只工作了半年，却胜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所接触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还活跃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被打伤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来换药。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黑的，现出严重的溃烂和脓肿。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吊打成这样，他告诉我他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打共产党，开小差被抓住了。他们拴住他的手指和脚趾，脸朝下吊起来往死里打……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凶煞恶神似的保长。他的老婆难产，但他舍不得花钱送她进医院，把我找去了。当我说明卫生所没有处理难产的设备，劝他立刻把产妇送到医院时，他竟跳起脚来骂了我许多难听的话，还说我白拿了公家的钱，我走远了，还听得见他站在门口叫骂的声音……”在那里，她还见到一贫如洗、无力求医的老百姓，他们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饥饿的面色、无助而绝望的眼神……这一切都刺激过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朴素的爱憎，变得更强烈。后来，在她发表的《母亲》、《母婴篇》以及《你好啊，故乡》里，都有这一时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上。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发表了不少作品。这时期她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
1949年底，她兴奋地迎来了成都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报》任副刊编辑，并被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1950年春调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熟悉了农民过去悲苦的生活，扩大了视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参加张天翼、谢冰心领导的作协儿童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创作上，他们给了她许多关怀和爱护。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陈伯吹视为老师，在给他的信里说：“虽然你没有在课堂上给我讲课，但是当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是你鼓舞了我继续前进，当我对创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时候，你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人关心人，人人爱护下一代的主题思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杲向真说：“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小说的形象主要是从我的大儿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到王府井买东西，回家时天黑，两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鱼胡同西口的交通警察岗上找到了她。那时的十字路中间有一个大圆盘，交通警站在圆盘上指挥交通，我女儿就坐在那个大圆盘上，忙碌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着值班的警察叔叔下班后送她回家。在写《小胖和小松》时，我把人物、环境都变换了。我觉得在公园里，主人公有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活动，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使人物更加真实、丰满……”
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
杲向真没有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机会。但零零星星的时间，对她来说也颇为宝贵。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几个星期，当时还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年建设十三陵水库时，在工地生活过两周；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两个月；四清运动时到过北京市大兴县农村……她没有到过国外，在国内只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因，曾涉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写作，全靠日常的生活积累。平时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们的思想、动作，虽是零碎的，片断的，她都从不放过，总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她曾说：“深入儿童生活，从儿童的生活和想象中去发掘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经常地、细心地体察儿童的生活，并且随时加以记录（包括儿童的心理、语言、动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不能构成写作的题材，但是这些材料的积累，对于丰富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也喜欢经常记下一些自己的见闻。”（《点滴体会》，1959年《文艺报》第十期）她讲她的孩子小林，经常把一块木片插在皮带上当做手枪。有一天，他推开房门，一只蹲在门口的大花猫突然跑开了，小林立刻回过头来激动地说：“妈妈，大花猫怕我，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呢！”杲向真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在《小胖和小松》里关于手枪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就像庄稼离不开泥土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她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但却习惯地积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从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联，在《北京文艺》编辑部工作，恢复了党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她担任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80年5月起，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她把心交给了孩子，楔而不舍地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真谛编织动人的故事，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枫叶红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艺》）、《火牛儿打鼓）（1981年6月《人民文学》）、《第四个灾难》（1985年2月《十月》）、《山乡之恋》（199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邻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刊）等。198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风雨中的小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儿童小说《翠玉河传奇》。种子是不会辜负农人的赐予的，杲向真的播种也得到了可喜的收获。中篇儿童小说《喜梅和她的老师》1982年由《未来》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宝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集《火牛儿打鼓》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读物《快乐的小鸡》的续篇《咯咯和妙鸣》（198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园》（198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她也渴望安静，到西峰寺躲几天，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之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传》（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小说散文童话集《采撷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和《幼儿文学选》（198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翠玉河传奇》，写与世远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与道德的完善。那个风光、人情具美的玉确角角，民风承传，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朴。那里也曾有过两千年前的将军到现代的红军留下的传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叔叔等人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传奇的创造者。有了“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的老一辈教诲，便有了“桃花园”的永恒，便有了人性美、生命力和理想精神的伟大延伸，这就是传统。
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写的是人们每日进行着创造着的生活和随时可以遇到的人。一条普通的小街，一个普通的大院，孙大山和他的养子虎子，赵有年和他的女儿赵娜，李奶奶和她的孙女小荣，女大夫岳军和她的儿子岳平及孤儿龙海生等等，他们一起构成这个大院的中国社会——真实而生动的生活画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性格，这一切又无不是那个社会连环套中的一环。赵有年自私、委琐、庸俗，岳军人格高尚。杲向真没有把人物脸谱化，她笔下的人物富有生命，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生活，让读者认识时代、认识人生。
她的另一部长篇《耗子精歪传》是写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荒谬中走出来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故事，是一部现实感极强、让孩子们认识“文革”，认识社会和真善美、体察人生百味的佳作。
“四人帮”的灭亡，给苦难的祖国带来了春的消息；孤独、沉默寡言的杲向真，脸上露出了笑意。又强烈地燃烧起创作的激情，以伟大的母爱，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她曾感慨地说：“我哀悼那失去的二十年，但又觉得我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毫无所获的……”是的，她是有收获的，她的作品就是小读者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我将诗人金波在1992年赠她的诗抄录在此，也作为我对她崇敬之情的倾吐：
我感受到你的心
像平静透明的湖水
孩子的呼吸
荡起你心上的涟漪
孩子的笑容
给你的生命洒下光辉
你以心为孩子们写作
又以写作展示人生
读你的书
也读你的心
学会了写作
也学会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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