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后我才开始写，最初我真的没想出书，就是一天天写，追溯我的一生。等到我写完这一篇篇文章后，我突然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了——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认为，该书是她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它还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它铭记着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上演了‘中国人处境的荒谬性’。”
如鱼得水的工作时光
在新书“绿岛小夜曲”一辑中，聂华苓畅谈了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在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工作的经历与感受。“那时，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其时最大的乐趣，并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
回忆那段时光，聂华苓不禁感慨万千，“我在那里一共11年，我的个性得到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后，当我在寂静的鹿园写回忆文章时，心中依然充满感动。”1952年，胡适辞职，聂华苓对此表示：“我心里想他还是支持《自由中国》。”1960年9月4日，社长雷震等4人被抓，《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获刑10年，聂华苓被迫远走他乡。
■谈丈夫
一见钟情来生再续缘
在《三生影像》中，聂华
苓不吝笔墨地谈到了自己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回忆了他们两人与众多作家之间的交往。
1963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在台湾的一次酒会上相识，其时她已在台湾文坛小有名气。“就在那场酒会上，安格尔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在相识相爱八年后，他们于1971年结婚。“跟安格尔在一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很能沟通，有谈不完的话。我们俩都是第二次结婚，对婚姻有经验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首先要彼此相爱，然后互相体谅，这才是关键。”聂华苓说，“有朋友对我讲，你以前的照片总是愁眉苦脸的，但跟安格尔在一起照相都是笑的，都很开心。”
1991年，安格尔在去欧洲的途中病逝，“真是天翻地覆，我也倒下了。2003年，在他去世12年后，我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聂华苓说，现在的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没有安格尔的日子，回想起来似乎只是一片空白。“也许，那份情缘完不了，也许有来生，也许有天堂。”聂华苓颇感惆怅。
■谈“国际写作计划”
敏锐王安忆最引人注意
1964年，聂华苓以作家身份来到美国爱荷华，担任安格尔创办的“作家工作坊”顾问。聂华苓说：“去之前我不知道会留下来，到了那儿以后我也不知道会留下来。”
在“作家工作坊”期间，聂华苓感受到了爱荷华当地人对作家的尊重：“对于搞写作的人来讲，在爱荷华生活非常自在。”后来她鼓动安格尔：“我们不是学生，又不是美国的作家，我觉得你应该专门为外国作家办一个写作计划。”两年后，安格尔将“作家工作坊”改为“国际写作计划”——每年9月至12月，“国际写作计划”提供全部经费，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那里从事创作活动、研讨有关文学问题，直到今天。该计划让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内的世界各地作家在爱荷华度过了令他们难忘的愉快时光。丁玲、王蒙、白先勇、余光中、茹志娟、王安忆、阿城、冯骥才、张贤亮、苏童、李锐、蒋韵、余华、莫言、刘恒、迟子建等中国作家，都曾是该计划的受邀作者。也是在那里，海峡两岸的作家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思想交流。
聂华苓印象最深刻的是1983年去的一批作家。“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今天。在19日的聚会上，北大教授、专栏作家胡续冬透露将于今年秋天赴爱荷华接力“国际写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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