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挖掘文本背后难以触摸到的东西
在春天，日复一日。爱情活着，贡献忧愁也贡献恨的人，失意的人，以及喜悦的永恒的一对。他应该记录内心最真诚、最温柔的那部分吧。
童年有很多痛苦，那种痛苦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当时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方式都让我感到痛苦。比如中国的父母很多都喜欢打小孩，有些小孩挨打后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就不行。痛苦不分大小与轻重，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因为遗传基因和感受力不同，它们产生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很轻微的伤害对我来说就像是原子弹爆炸般的痛苦，就会让我惊叫起来。
学校里的教育也很有问题，有时放学后，我会被教师留下来受罚，我很莫名，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坐姿可能稍微歪斜了一些，或者动了一下，就给他们说成是做小动作，并且告诉家长，家长自然要做出一些体罚，这令我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这些事情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着一种内心的冲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第一次公开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被爱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缠绕。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笼统的恨，它具体在每一个细小的细节上。有时候，我也会直截了当地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恨压制、转化为一种表面的爱，把它包装起来，只是内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炽烈了。
这就体现了一个诗人的复杂性。人有很多面，像面具一样，不断地改变。我有很平和的一面，因为我相信谶纬，相信命运，我要修正我的基因，我要克制我自己，我要转换仇恨，这对于生命的延长也好，对于时光的留恋也好，我要不断调整我内部的节奏和诗歌的思路。
我经常说，我的诗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非常快，另一个部分非常慢，一个中国，一个西方（也不是说中国就缓慢，西方就激烈，中国人也有激烈的一面，西方也有缓慢的一面，人性也很复杂）。激烈的一面是我的本质，可以从中看出我内心的一点问题来。转换的原因是我要避开一些谶纬，我信命，我要努力避开它，不要自己陷入其中。
我意识到自己要去写诗、要成为一名诗人是在1979年。我写诗更早一些，但没有这个意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这一代，包括北岛，一开始都写古诗。毛泽东诗词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最早的古典文学修养都是毛泽东诗词打下的。随着毛泽东诗词的路径，才开始去读一些唐诗和宋词，还有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中华活页文选》。
但是我成熟得很快，大概一年多之后，我就写得可以了，也就是说写出了我的成名作。一个诗人需要一首处女作或成名作来让人们记住他，比如闻一多，他需要《死水》来为自己定一个坐标。虽然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些成名作遮蔽了闻一多其他更优秀的诗作，但是这还不是太要紧，如果连成名作也没有，那么就更不能辨认他了。
做畅销书就等于是一份工作。
成都书商多，我从不和出版社打交道，原来的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
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
10年，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这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一份工作，就像教师是一个职业一样。常人看来很枯燥，但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工作一样的循环系统。我必须要做，一个人不可能枯坐，什么事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写诗，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疯了。
这是时代的原因，时代会裹挟很多人进入这滚滚的洪流。为什么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上世纪30年代的服装、社会面貌和时代气息会浸染在文人的写作之中，80、90年代也是如此，这不是唯物、唯心的问题，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年轻，有太多的梦想，在一个地方达不到，就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环境，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经得起折腾。
我的诗歌整体的量不大，全部的诗加起来也就80多首，一般的诗人上百首上千首诗歌，我没有。不写诗是因为我写不出来了。我不愿意重复自己，那怎么办？只能停止。这些年我写得很少，每年会写几首，1993、1994年写过几首，2002、2003年写过五六首，刚刚我完成了一首长诗《水绘仙侣》，但很少。
1993年我开始写这本回忆录。题目和本雅明的那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有关，但是和整本书没什么关系。我想把自己放进去，来审视这个时代。80年代也有很幼稚的一面，我不认为80年代就意味着理想主义，这也许是一种自我的修饰，这样让人觉得好听一些。我是理想主义，你是市侩主义？商业主义？这在道德上似乎就高人一等。其实也不是。
那是一个青春、混乱、幼稚、自我拔高的年代，由恨转换而成的年代，想要反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想变成“超我”。这些在我的书里都有展开，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左边”是我的发现。“左边”和“右边”不同，“左”代表激烈、对抗、燃烧、高歌，“右”则相对温和、中庸、缓慢、平衡。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梳理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我们可以说屈原、辛弃疾是“左边”诗人，他们呐喊、悲愤、忧国忧民，而另一批诗人也许可以称之为“右边”诗人，比如提倡逸乐的白居易。也不能一刀切，但大致可以这样来分一下。
我想启动新的资源，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而且我厌倦了激情和呐喊，“左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右边”则意味着缓慢。“右边”一下不好吗？我可以留恋一下时光，体味一下春夏秋冬，品味它的美好，让人心境愉快。我告别了呐喊的文学，在一个园林里休息，体会人生的寸寸光阴，要挽留它，就不能太激烈。这样一来就会喜欢鸳鸯蝴蝶派，因为鸳鸯蝴蝶派是旧式文人的作风，和传统也比较近。鸳鸯蝴蝶派的主张用包天笑的话说就是“提倡新政制、崇尚旧道德”。
我也写过鸳鸯蝴蝶派风格的小说，但可能是太超前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我第一个模仿的是写《红杏出墙记》的刘云若。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需要现代性的作品，他们需要卡夫卡，需要博尔赫斯，需要《百年孤独》，这些假时尚压倒了我这样的真时尚，时代不认可，觉得你怎么这么古旧？90年代哪个人在这么写小说？都唯恐自己不够卡夫卡，唯恐自己不够博尔赫斯。
汪曾祺不错，但对我影响不大。除了胡兰成，我一度非常喜欢丰子恺和废名。但是我不太喜欢沈从文，他写的湘西那些怪头怪脑的东西虽然很多人喜欢，可是打动不了我。每个人都可以真心地喜欢沈从文，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怕那些假喜欢。就像有些人说他喜欢托尔斯泰，喜欢鲁迅，喜欢《红楼梦》，实际上他是为了安全，因为文学史这样说，因为这样说，也许人家会说他是有品位的，可是呢，他连《安娜•卡列尼娜》也许都没有读完。
我觉得写作者应该有一个个人的文学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写的，有一个文学的源头，然后不断地修正和改变。比如在我这里，在卞之琳、废名、丰子恺和鸳鸯蝴蝶派之后，我50岁时看到了胡兰成，他又成为我的传统。
没什么影响。也可能有潜在的，当时的气氛，改革开放，看了很多书。我是七七级的，国外的书籍都来了。
一个城市，哪怕你修了很多高楼，你想去改变它，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身的味道和气味，这个气味是不可能、改变不了的。因为有人，人都带着传统。
成为一个亮点，或者说成为一个话题，应该是八五年。而且它集中地在青年和学校，以及社会的一些闲人。没有什么渠道，内心的一些冲突，没有一个渠道来进行舒导，发而为诗吧，比较简单，不像写长篇小说，那个工作比较劳累。
一个诗人除了他个人内心的特别之处以外，还是会受到环境气氛、时代的影响，诗风都是十年一变，或者放大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亮点。我们那个时候写诗，反正就是人比较多，总是有一群人，或者这边一群，那边一群，还有就是没什么事，因为它的商业不是很繁荣，还有就是遗留下来的一些苦闷，包括推迟的青春，因为中国整个是推迟的，现在还是在推迟，比如说，有些人还像个少年人一样，有些老人还像年轻人一样，大家就在一起玩，大家苦闷就写诗，好玩嘛。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渠道。
当时写诗目的之一是发泄苦闷，当代也还会有，新的东西，跟人格结构有关，比如说这个人通过这个渠道可以展现自我。
最近写的变化很大，我的内心发生变化，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没有意识地发生变化。我现在不怎么写了。
不自恋，不过份关心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而关注外面啊，历史啊，现在啊，这些东西。我在写的《祖国纪事》，写的就是整个共和国的历史，除四害、大炼钢铁、红卫兵运动，以前我就不会写这些东西。
写诗给你最大的收获是很满足，很痛快，就像踢了一场球一样。
今年很少写，也就是一些草稿。以前不多，一年十几首。
谌容: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相信，你的离去一定是为陪伴在你爸爸身旁。遥祝你和爸爸在天堂幸福安详！爱你的理解你的妈妈。
梁左: 在写平民百姓生活加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含量
老英达你看这个情节怎么样？我原本是打算留给我的小说――直接拿诺贝尔奖的！要不是你们都一死儿地求我，能这么随便用到这破戏里吗？
姜昆说:“你写小说写多少篇人家才认识你？写相声上春晚一夜就红了。”当时就同意把小说改成相声。《虎口遐想》就是那时最火的节目之一，也是反响最好的相声。
在北京平谷插队，这段日子写成小说《太平庄旧事》，在《我爱我家》里，也能看到和平和贾志国对知青生活的回忆。
喜剧里最经典的一段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抓坏人，那坏人得多大年纪呀！”就是来自大杂院生活。
物价、就业、街道工作，这些底层生活是主要题材。
《我爱我家》一直没有在北京台播出过，它在第一年获得的褒贬不一，有很多老干部看了不开心，认为文兴宇饰演的老傅有损老干部形象。第一集《发挥余热》就有讽刺性，准确把握了“老有所为”的心态。虽然这种讽刺是温情、善意的，那一年它还是被有的媒体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没想到如今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
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迟早要写小说的。
我敢于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她已经卸下了五千年来因袭的重担；她不再老念叨自己“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什么的；她的目光由依恋过去而变为展望未来；她的追求由虚无缥缈而变得明白实在；她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至于我所梦想的个人未来生活，也就是成为这年轻的中国的一名年轻的公民。虽然，那时我已进入老年，但我希望自己仍然像年轻人那样纯洁、聪明、潇洒、快活，走自己的路，作自己的事，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许，我做不到，我也会变得对那时的年轻人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爱批评教育他们，爱吹自己当年如何辉煌，非让他们也按我的方式生活……不过那也不要紧，因为那时的中国已是年轻的中国了，我这样做将为社会所不容，逼我改过自新。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 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 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 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 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 独逛。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 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 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 也不多聊，迪厅酒吧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 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 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 他说是是，我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 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 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 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 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从电视剧下来都有那么个苦恼过
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说，没办法， 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 他说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我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
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他，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 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 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6点来钟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 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145、路遥：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路遥。
《平凡的世界》整整写了三年多，其间在铜川一个煤矿里住了一年多，可不是现在的作家体验生活，那是真正的在生活最艰苦条件最恶劣的煤矿里和最辛苦的工人吃住在一起，那个煤矿叫什么他又住在哪个村里，煤矿工人艰苦到什么程度。
《平凡的世界》很多章节是跪在地上整夜整夜嚎啕大哭着写完的，当时哭的眼睛流血了嗓子冒黑痰还在写，可以说是用鲜血和泪水写成的。
七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今天来不是讲课，主要想和大家见见面座谈座谈。大伙随便谈，问什么，我说什么，否则要我讲起来无边无沿，不合大伙的口味。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我还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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