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之路始于偶然
记：您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怎么会成了一个剧作家呢？
陈：中文系本来不是培养剧作家的。我写戏说来有个故事。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韶关地区文艺办公室，不久就下基层锻炼，到了乐昌梅花公社的大坪镇。1971年省里搞汇演，领导对我说，你写一出采茶戏吧。接到任务后，我这个从未接触过粤北采茶戏的人，只有靠自己的刻苦，戏剧理论与创作都从零学起，边学边写，也幸好有戏剧学院毕业的同事点拨，告诉我湖南的花鼓戏和粤北的采茶戏有很相似的地方，使我很快就拿出了我的第一个作品--采茶戏《支农记》。
现在看来，《支农记》仍然是个很规范的小戏。尽管作品的语言有很浓厚的时代背景，可里面的思想并未过时，也因此，在编辑作品集的时候，我并没有作任何改动，我想让作品反映出过去的时代风貌。
记：你不会客家话，怎么写成功了采茶戏这个地方剧种呢？
陈：韶关地区确实大部分居民都是讲客家话的，我写的地方戏当然也离不开他们的方言。为了更好的创作，我先学会了客家话，后又学会了粤语。这些年总有人误以为我是客家人或者汕头人，可能就是南腔北调都能说点之故。
记：您后来一发不可收又写了《人生路》、《魂牵珠玑巷》、《阿三戏公爷》、《羊城故事》等影响颇大的名作。
陈：《支农记》成功后，大家都以为我是专门写戏的，以后有戏都来找我写。人生起初的几步确实很重要，虽然很多偶然因素导致我走上写戏之路，但最幸运的是我所学习的、所从事的、所爱好的，三位一体，我的工作和爱好互相促进。我成名很早，当官很早，但我对这些看得很淡。作为文艺家，我认为能有一、二件东西留下来就很满足了。
剧作长演二十年
记：我知道您写的三部古装戏至今仍在上演，其中有的已经演了20年，剧院当成了"吃饭戏"在演。您写过的戏剧种类有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包括后来的粤剧、舞剧、音乐剧、木偶剧，基本上是代表了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岭南风格。
陈：我在广东生活了33年，广东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具有民族风格的岭南文化和戏曲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写戏有个习惯，喜欢一气呵成，保持思维灵感和激情的持续。我创作的几个大戏都是利用春节时间，不参加任何应酬，躲起来写的。《魂牵珠玑巷》最早的采茶戏本是1985年夏天躲在一个小楼写成的，《羊城故事》也是1996、1997年春节封闭起来写的。
记：你说最看重的作品还是从路遥的小说改编过来的《人生路》，好像那时同名电影还没出来。
陈：我一看到路遥的小说，就特别有感觉，一是书中人物的经历，我也熟悉，二是原作表达了新的文艺思想。时代是背景，而人物的命运是主线。从单纯的歌颂路线到写人物命运，这种转变是令人震撼的。我据此写的《人生路》也体现了主题的多义性。我写了很多戏，也一直在思考戏剧和市场的关系。我在剧院也讲过，应该承认三类作品的存在：一是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而创作的作品；二是艺术性强、经典性的传世之作；三是娱乐性强而艺术性可能不强的市场化的作品。
记：我知道您还写过散文、诗词、相声、游记、文艺评论等。
陈：我在艺术上主张宽容，也喜欢对各种文艺形式都进行创作尝试。我是从事中国传统的戏剧创作的，在感情上跟民族的东西更亲近，但我认为外来的、流行的文艺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当文化厅副厅长的时候，支持了当代中国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在广东的诞生，我本人也尝试过写"意识流"小说。然而，我反对跟风，以及哗众取宠的状态，我始终认为那些东西只能成为过眼云烟。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说，我们天天都在体验生活。我以为，文艺应该反映大变革的时代，写不同时代人的精神与生活。我希望产生能够反映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经典和传世之作。我认为真正经典是对人类及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追寻。这是我的文艺思想。
九运会开幕式的艺术总监
记：我知道您不仅是优秀的戏剧家，还是许多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整体设计人。您最难忘的晚会是哪一次？
陈：有两次。一次是1990年广州地区的春节联欢晚会，江泽民同志亲临晚会并在晚会结束时指挥大家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当时和谐团结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另一次就是九运会的开幕式《盛世中华》。
记：有评论家认为，九运会开幕式是历届全运会开幕式最出色的一次，您作为开幕式的艺术总监，是如何把握这样一台"大戏"的？
陈：九运会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加入场仪式共有两万多人参加，从策划到彩排，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其成功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特点是没有停留于围绕我国体育面貌、成就来表现，而是从表达中国改革开放、继往开来的新面貌出发，表现盛世中华的繁荣局面。
从策划组织六运会开幕晚会开始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国庆晚会，以及庆祝香港回归的晚会等，我参与过50多台大型演出的领导工作，对音乐、舞蹈、语言、杂技、灯光、舞美等都熟悉，然而作为九运会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的艺术总监，为了在艺术上创新，为了拿出全国一流的作品来，我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回忆起来，那段时间确是我人生难忘的回忆，尽管花费的心血与精力极大，但精神上很富足。
记：关于开幕式的点火仪式在开幕前一直是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当时很多媒体作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您和组委会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记者很受"折磨"啊。
陈：点火仪式是万众瞩目的环节，我们曾经尝试过多个方案。记者们对这个也最关注，为了把点火仪式提前曝光，他们得到彩排点火的消息后，当天在现场等到凌晨时分。我们为了保守秘密，也只好把时间一拖再拖。那天我是凌晨三点多才到家，八点钟又准时上班了。
带领文艺家出访十数国家
记：您从担任基层文化领导的岗位起步，41岁就当了文化厅的副厅长，1987年你在全国可能是少有的年轻的厅级干部了。你作为文艺界的内行领导，在文艺管理方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陈：在广东省文化厅当了14年的副厅长，我对广东的文艺发展有充分的了解。从出作品、出人才到院团建设，大事小事，我个人的成长与广东的文艺发展是同步的。也可以说，我亲历了广东文艺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全过程。
记：作为文化厅领导，您也曾多次率领我省各类优秀艺术团体出国访问，您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何看法？
陈：经济与文化的强大是相辅相成的，一定要壮大我国的综合实力。同时，自己的文化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如果只是靠一味的模仿或照搬过日子，只能永远都是别人的尾巴。
例如有人说，经济发展了，现代化了，戏曲就肯定会消亡。我不相信。戏曲本来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艺术，是在民间产生、发展起来的。戏曲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本来已炼就了一套适应时代和观众变化了的需要，及时调整革新自己的题材内容、艺术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应变能力。
只怕自己懒坏 不怕自己累坏
记：您的行政工作已经很繁忙，却还一直坚持创作，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陈：我相信老人们的话，只会把人懒坏，不会把人累坏。从感情上，我一直不愿放弃创作，虽然边搞行政边写作可谓甘苦自知。但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要搞行政，搞事业，肯定要放弃一些东西。当文化厅副厅长的十四年，我只写了《羊城故事》，其他就是写了一些小东西。我这个身份需要理性和感性两种思维的转换。当坐在办公桌前，处理行政事务时，我要非常理智，考虑问题要很周密并合乎逻辑；一旦进入文学创作状态，我就进入了一个充满想象的形象思维的境界。当然，感性与理性思维并不冲突，经过理智过滤之后的激情会更深沉、更有力，而且我会给自己的心灵一点自由。
记：能拥有心灵自由的人一定是幸福的。听说您还会玩好几种乐器？
陈：年青时吹、拉、弹、打的乐器都玩过，也学过实用美术，但至今我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不好喝酒也不喜跳舞。朋友说我不会享受，我是觉得没有时间去享受，实在挤不出时间。以前在文化厅工作，家和办公室只隔一条马路，节省了很多时间，可以写些东西。我觉得，当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时，就有一种乐趣出来。工作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是精神上的需要。
我觉得最好的写作状态就是作为乐趣去做。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我现在能进入一种纯粹的毫无杂念的境界，写作对我来说会很有乐趣。
记：假如真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您会怎么安排呢？
陈：看点想看的书，写点想写的东西，能去想去的地方逛逛，就已经很自在了。
艺术观点：
应该树立文化市场观念，使文艺产品更适合文化市场需要，并根据这一需要来调整文艺生产的结构、分配社会劳动。满足市场需要，就是满足社会需要，这与我们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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