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作家，2003年中国十大文化人物，还被称为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长篇小说《便衣警察》获首届金盾文学一等奖、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金盾奖；长篇小说《永不瞑目》获中国第二届人口文化奖；电视剧本《玉观音》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电视剧本《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获第十三届北京电视春燕奖“最佳编剧”；长篇小说《深牢大狱》获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征文佳作奖和金盾文学奖。还著有《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平淡生活》、《死于青春》、《海岩文集》、《我笔下的七宗罪》、《煽》等大量文学作品。
他还是出色的企业家，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干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总经理，昆仑饭店总经理，亚洲大酒店总经理。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国际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昆仑饭店董事长。兼任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中国国家酒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有资产青年总裁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他更是一流的设计师。北京昆仑饭店的阳光酒廊、锦园餐厅、上海餐厅、日本餐厅、健康俱乐部、雪茄吧；亚洲大酒店的老船坞餐厅、锦江府餐厅、樱桃园咖啡厅……都出自他的手笔，华美而不奢侈，厚重而不拘泥，以最新的语言诠释传统文明，以灵性的创意构筑人文关怀。
海岩的第一份职业是北京第一监狱伙夫.他是一个只接受过四年小学教育的人.他的第一个读者是他父亲,正是他父亲找到了他藏在壁橱里的《便衣警察》同时也给予了他一定自信.
海岩既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位成功的经营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脚踏在文化里面，一脚踏在文化外面”。多重身份，决定了视角的特殊性。比起韩美林的真诚、感性，海岩更多了一份犀利和理性。
他说：“我们的文化生态里，有欣欣向荣的繁华，也有问题存在。文化的商业化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但同时也在销蚀着文化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需要改变面目，激活内容。”
论及“文化生态”，海岩说：“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而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这种文化更多地和休闲娱乐、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
作为成功的商人和作家，海岩不讳言文化的商业化趋势：“商业化的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它的休闲娱乐功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看来，只要是文化，就一定是情感活动，情感活动就应该是情感的升华和丰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化，或者说以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商业化的进程，进入到了过激和无序的状态。”
用市场的眼光来看文化，海岩看到了文化市场的不健全。“过去，出售某种文化产品，别人说好就成功，喝倒彩就失败了。现在，出售文化产品，别人喝彩，成功了。喝倒彩，也成功了。而无人理睬就失败了。产品只要卖得出去、被消费，就是成功，至于消费的结果怎么样，不管。实际上，当代商业社会没有这样的游戏规则。没有企业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文化的口号。相反，企业把对利润的追求修改成对顾客的追求，为了对顾客负责，可以牺牲掉一点利润。‘双赢’，是让顾客先赢，让顾客多赢。商业社会已经进步到了这样的阶段，而我们的文化市场远远没有进入这样的阶段。”
当前的文化生态缺乏什么？海岩说：“互联网时代缺的不是信息，缺的是真相和真理。真相和真理靠的是判断，判断靠的是标准，标准是要由我们的文化界和政府作出制度的安排。”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的系列电影哈里·波特，制作时就定下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能有色情的、暴力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画面。因为，影片一旦被定为限制年龄级别的影片，它的票房就会失败，它就会失掉青少年这个市场。“这就是制度安排，这就是标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树立文化多元化的标准，但更应该有我们主流文化的标准。对传统文化需要更新和创立我们新的标准。”
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爱结交朋友，也不爱旅游，即使到巴黎出差，也都只想着工作，从没有想到去体会巴黎的风情。他的浪漫都留给了他书里的人物……他在笔间享受着他们的浪漫和激荡的生活。他们让他平实的生活斑斓起来，也让他的生命如此绚丽。
他其实喜欢各种各样的女性。总以为他喜欢漂亮的女性，因为在他的笔下，女子几乎都是美丽的化身。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男人选择女性时，往往把相貌放在第一位。漂亮的女孩很容易引起人注意，但如果长期相处的话，能吸引男人的还是她的品质和个性，相貌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男人对相貌是很容易见异思迁的。”虽说长期在商界，但他不太欣赏女强人，他喜欢的是那种外观时尚一点、内心传统的女性，即常人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子，这类女子更多的在上个世纪出现。如果选择一起生活的话，他觉得《玉观音》中的安心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善良、宽容。可惜，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一直没有在生活中碰到“安心”，所以，他便将单身进行到今天。
自述小传
“我出生那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旗，这过节般的景象我小时候每个生日都能看到。因为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生，我印象中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式的快意。我的少年时期则是在文革中渡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我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而且不敢上街怕被人打。直到十五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才翻身变成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和机关干部，总的还算顺利，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十五岁前就经常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却因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而险被机关清退。为这事我至今苦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总是生不逢时。该长牙发育时偏逢自然灾害，跟不上营养；该上学读书时又遇文化革命，没受到教育；该工作提拔时又刮学历风……好在我在每个单位碰到的每个领导每个同事都很关照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有一次还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十五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后来写小说则更是一时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烂得连我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想我虽无学历但有几分阅历，比如"四·五"运动，被派到天安门当便衣那一段可写一本《便衣警察》；唐山大地震当天即赴唐山救灾可体会一次《死于青春》；帮电影乐团找意大利小提琴那次忙可演绎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些年混迹商界，心变冷了反倒更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那样的感慨。凡此种种，试着写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
我记得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不知怎么搞的评我做兼职教授的发证仪式上，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我当时答的是没上过大学。现在想想答错了，没这个资格。应改为：没上完小学，才对。我不是炫耀我的无师自通，而是，我可能将永远欠缺那种读书的习惯和文人的虚静，因为在我看来，上大学这件事对人的造就，是让你走入一个氛围，是这个经历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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