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所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置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只有名声不好的人才会苦心地去设计怎么留一个好名声。他们以为别人也会这样。其实，名声是一个人生命本性的自然散发，一切真诚的人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名声上作过多的谋划。得不到名声的人，总以为攻击别人的名声就能使自己争得一点名声，其实他们抬起头来看看夜空就会明白：几堆乌云确实能遮盖一下月光，却不能因遮盖而使自己发出月光，过不久，人们全部看清了，乌云还是乌云，月光还是月光。
因此，写作的练习阶段，可参考自己喜欢的前人杰作；写作的成熟阶段，主要是向自己的内心开掘，不必多看同类书籍。这不是鄙视别人，而是为了更纯粹地把握自己。美国作家辛格说，一个作家，开始时总是看得多，写得少；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写得多，看得少。我在《艺术创造论》一书中反复论述，一个优秀作家是超时空的，不应该受到周围太多的传染。
作为一般实用的写作，不难，多写即可。作为作家意义上的写作，很难，不要轻易尝试。因为如果尝试失败（比率极高），很可能耗费了多年宝贵的光阴。这些光阴，花在别的事情上很可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荷塘月色》还是一篇好文章，好在它的宁静、典雅。说它“老套”，是因为别人学它的太多了，不是它的责任。说它思想庸俗，显然是以哲学论文的标准来要求散文了，散文要具有众人可感的平常心，这不是“庸俗”。当然，在朱自清的散文中，这篇不算最好，最好的是《背影》。其他还有几篇，也超过这篇。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篇短小的美文，没有理由遭到那么多恶评。
——《关于年龄》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关于年龄》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关于年龄》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关于年龄》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关于年龄》
●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关于年龄》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但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持相斡旋。
他们刚刚放下历史课本，又何曾体察过历史苍凉的内涵？他们随口谈论社会，又何曾了解过民众的质朴需求？他们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把学生的历史使命压在他的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
——《关于年龄》
●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筝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值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关于年龄》
●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关于年龄》
●中年人的当家体验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贴近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关于年龄》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关于年龄》
●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关于年龄》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关于年龄》
●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关于年龄》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关于年龄》
●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而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关于年龄》
●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的尊严。
——《关于年龄》
●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关于年龄》
●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关于年龄》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流放者的土地》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壮士》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
——《壮士》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关于友情》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
——《关于友情》
●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关于友情》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关于友情》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卖友情比牺牲生命更不可想象。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以进入“君子”的范畴。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关于友情》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工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
——《关于友情》
●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
——《关于友情》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关于友情》
●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缥缈的共同期待。
——《关于友情》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依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关于友情》
●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关于友情》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关于友情》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关于友情》
●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关于友情》
●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
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
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滋润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不断的印痕，延绵远方。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埃武拉残稿》
●我的写作，就像我向拥挤的人群递过去一个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只有几个路人，引起反应的更少，但他们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点喜悦，也给别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传递下去了，其中个别人，养成了向路人微笑的习惯。
当然，笑容的比喻过于单纯，还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传递给世间的是一份端庄，一份从容，一份忧虑，一份急切……
总之，传递出人之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间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埃武拉残稿》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借我一生》
●一切辉煌都会有神秘的遗传，而遗传的长度和广度却会倒过来洗刷掉辉煌时代所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的偶然性因素，验证造成辉煌的质朴本原，中国人审美定势的本原。
——《笛声何处》
●一个民族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的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江南小镇》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融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嶂。
——《江南小镇》
●现代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从启蒙开始。城市的一时繁荣并不等于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于城市文明的建立。
——《脆弱的都城》
●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是脆弱，这是中国老庄哲学早就阐述过的，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汇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还仍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脆弱的都城》
●任何一座像样的城市都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心理规范，言语举止、步履节奏、人情世故，都与此密不可分，说得好听一点，也可以说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
——《脆弱的都城》
●中国人很早之前就感恒到世事人生的变化无常，曾经有“沧海桑田”、“一枕黄粱”等词语来形容这种变化的巨大和快速，但这些词语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感悟基本停留在农业的范畴之间。《红楼梦》里的“好了歌”、《长生殿》里的“弹词”以及大量咏叹兴亡的诗词当然也涉及到城市的生活，但主要还是指富贵权势的短暂，而不是指城市的整体命运。
事实上，最值得现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体命运。
——《脆弱的都城》
●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一座发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也就有了存在于世的理由，农村也离不开它了。但在中国古代城市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即使有一点也与农村里的小作访差不了多少，商业更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歧视，从商的赚了钱不干别的事，或者捐官，或者买地，仍然支付给官僚农业文明，而并不给商业本身带来多少积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说是一种难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难对农村保持长久的优势。
——《脆弱的都城》
●中国城市的寄生性从反面助长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理对抗，它也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许多城里人都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也对城市生态产生怀疑，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还是植根于农业文明。
——《脆弱的都城》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naj
——《脆弱的都城》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集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集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集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使城市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集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使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局的安危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代，列强的武力和国际文明同时进入沿海都市之后，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价值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两种文明的搏斗，从上世纪延续到本世纪，越演越烈。城市文明长得十分艰难又十分顽强，而农业文明的包围和反击则更加厉害。
——《脆弱的都城》
●城市文明密集的人群为前提，因此必然呈现出一种立体构架，一层一层地分列出社会文化价值等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秩序的操作。没有这个构架，人群的密集会产生反面效应，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事实。在乱哄哄的拥护中，哪怕是一句没有来由的流言也会翻卷成一种情绪激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人为的大灾难几乎都产生于城市，便是这个道理。没有构架，那些搬弄是非、兴风作浪的好事之徒就会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而城市的优秀分子却会陷身于市井痞子、外来冒险家、赌徒暴发户的包围之中，无法展现自身优势，至于为数不多的可以作为城市灵魂的大智者则更会被一片市嚣所淹没。没有构架，他们是脆弱的；没有他们，城市是脆弱的。
——《脆弱的都城》
●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脆弱的都城》
●不能设想，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全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他们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们伸发开去，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了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小农意识战胜。
城市，还有被消蚀的可能。
——《脆弱的都城》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装扮的邪恶，因此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谓；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几步之外就是世俗人性的广阔绿洲。每天都这么走，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
——《脆弱的都城》
●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结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
——《脆弱的都城》
●从更本质的表面上看，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所浸润的是一种散落的农业文明，城市的出现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非农业社会社会运动，因此是这块土地的反叛物。这种本质对立，使城市命中注定会遇到很多麻烦。从一时一地看，城市远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中国的农村要强大得多。
——《脆弱的都城》
●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艰于框范的部分。让他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狼山脚下》
●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艰于框范的部分。让他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狼山脚下》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
——《访谈录（一）》
●文化的事急不来，因为毕竟金钱买不来观众，决心换不来杰作。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表层热闹，应该逐步梳理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构架来。
——《访谈录（二）》
●由于大大小小的民族灾难频仍，我们历来焦急地呼唤着军事修养、政治修养、经济修养，很少有呼唤艺术修养的，因为它实在太缺少实利了。但是，一旦当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就会懂得，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的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从人类发展的总体而论，军事、政治、政治等等再重要，也带有手段性和局部性，唯独艺术，贯通着人类的起始和终极，也疏通着每一个人生命的童年与老境、天赋和经验、敏感与深思、内涵与外化，在蕴藏风流中回荡着无可替代的属于人本体的伟力。
——《访谈录（六）》
●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一定会比别的人丰盈而充满活力。
——《访谈录（六）》
●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当然会有比较充分的艺术知识。但是，艺术修养的根基并不在艺术知识中。艺术知识是对已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理性记录，其本身是非艺术的。
——《访谈录（六）》
●艺术修养的基础是艺术直觉。有了艺术直觉，那么，前面所说的艺术知识、艺术理论则全盘皆活，反之，则全盘皆死。艺术直觉主要是指一个人对于艺术美所产生的全身心的迅捷敏感。几乎不必经过思考，你就能立即对眼前的艺术作品产生激动、震颤、厌恶、倦怠、顺适、畅快、气闷、烦腻等等感应，既灵敏又强烈。
——《访谈录（六）》
●艺术修养是一种在审美范畴内感悟生命的能力。历代艺术家会聚着自己时代的人们的生命信息，通过一代又一代有艺术修养的接受，构成了生命的强力传递。……因此，人们对于艺术表式的直觉，实际上也是对生命形式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修养与生命意识、人生感悟直接有关。
——《访谈录（六）》
●东方美学虽然为现代孕育了不少美的实迹和创造者，却未能在理论上构建起自身的现代形态。它在现代学者中能够找到不少眺望者、理解者和赞赏者，却很难真正找到魂魄与共的代言人。
——《追寻东方美学》
●东方美学大抵缺少理论上的统制力和归纳力，因此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不具备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至少比西方美学中松软灵动得多。
——《追寻东方美学》
●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是人和自然的默契，人不是对抗自然、索取自然、凌驾自然，而是虔诚地把自然当作最高法则，结果自然也就人情化、人格化。
——《追寻东方美学》
●我们对东方美学的注意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上，因为这并不能准确反映或时或地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实践，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大量非理论形态的美学信息。这种非理论形态的美学一般被称为广义的美学，很难严格界定，因此注定具有自然生态的性质，东方美学的主体部位便溶化在这种生态中。
●白纸黑字不会只反射阳光，它们也传导阴影。把阳光和阴影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立体的社会，因此，不仅要允许嫉妒，也要允许做作，允许伪饰，允许炫耀，允许老滑，允许跋扈，允许酸涩，当然，也要允许你的不舒服，允许你的不理睬。从事事关注、事事难容，转变为关注不多、容忍很多，这应该是我们社会观众的一大进步。
——《书海茫茫》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极度夸张的方式一铺陈，也就变了味。
——《十万进士》
●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千年一叹·自序》
●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流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各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
——《千年一叹·自序》
●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
——《千年一叹·尾声》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高考有存在的必要，这是人类学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弊病，而没有它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走了，它是一个平庸的门槛，但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过它，哪怕天才也要走过它，否则的话很难选拔人才，其实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一直在讨论怎么选拔人才，最后大家明白还是需要考试，否则的话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人怎么办。
主持人：考题也是在不断地变，从越来越死的一些知识到灵活知识，都在想怎么样选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余秋雨：非常准确，非常合理的试题是不存在的，只能是不断变化当中。所以绝对公平的高考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是人才的话，在你一生的许许多多的考试当中，你总会出来。所以不要在乎那一次。
主持人：相对来讲还是公平的。
余秋雨：大概念上，勉强公平吧。
主持人：包括到现在一直有，前两年更热一些，各大名校都招一个少年作家班，他们可能不需要理科知识、政治、历史知识，更看重文学创作。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班？
余秋雨：我觉得同学们不要参加这样的班，努力地争取不去。文学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作家班培养出一个作家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他成了作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读了作家班出来的。第二，你真的进了一个名校，拿了一个大学文凭，我觉得要对得起自己，我是不是按照正常的考分，学完了正常的课程，成为一个正常大学毕业生。由于一个名号，一切都可以降低的话，那说起来自己良心也会感到不安，为什么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这样放宽了自己呢，非常不好。我很骄傲的是，我当时是上海数学比赛的第七名，作文比赛是第一名。
主持人：还是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觉得自己有文学方面的特长就不学其他的了，其实是不好的。
余秋雨：而且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特长自己很难判断，你只是爱好，不是特长。
主持人：很多80后的一些作家，有的是大学在读、有的是高中在读，他们出了很多书，想当一个小说家，包括腾讯读书频道正在做一个原创大赛，看起来很成熟的文字，作者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您赞成鼓励这些80后的作家出书吗？
余秋雨：我鼓励，对这种读书我鼓励。原因何在呢？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有创造的能力，勇于创造，而且在创造过程当中取得乐趣，取得别的人的喝彩和鼓掌，这是一件人生非常愉快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做的好，今后做别的事情也会做的精彩。所以非常年轻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有这样一个创造经历，比老老实实做作业，比老老实实听课要好很多。
主持人：这只是一个附加值，并不是专门做。
余秋雨：不要花太多时间，不然其他功课耽误了，使得你很难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健全的人很重要。你以游戏的心态参加一些创作和小说的写作，然后出一些书是很愉快的事情，如果把路子变得很小的话，就可惜了，你可能还有其他更精彩的东西。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言论，民族文化正在被国外的文化同化，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余秋雨：什么叫做同化？文化本身就是无界、互相传播的事情。我们听贝多芬非常高兴，难道我们认为我们的听觉器官被贝多芬同化了吗？我们看最好的雕塑就同化了?文化本身就是交融的，不要同化和异化过程，如果中国文化被别人同化，别人文化被我们中国同化的话，这是文化交融上面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追求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原因在于我们有可能在文化上获得统一，军事上过去有可能对立，如果在文化上互相沟通的话，这样的话军事对立可以慢慢缩小。人不要过多地强调防范性。能够沟通是最好的，人追求真善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差别。
主持人：文化不要太介意很多东西。
余秋雨：不要介意，也不要列很多篱笆、列很多墙，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糟糕。文化严格讲起来是没有太大的界限。现在很多国外建筑学家按照中国的建筑造出了很多漂亮的房子，中国按照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造出了很多漂亮的房子，融合往往是最好的作品。我们看待唐代很好的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没有同化，相反，他们同化了很多北方民族，同化了很多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和南亚文化，然后有了唐代。然后唐代也被慢慢地同化。所以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防范。
余秋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优秀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尊敬。世界各国都有很优秀的文化值得我们一起尊敬。到了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有很好的交通，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具有世界文化整体视野的年轻人。对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我们也比较熟悉，这就可以了。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完全中断了，不是，打开电视机有很多，过去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那么多书出版，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拍历史了，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年轻人，我们通过电视传媒告诉大家《史记》里面的一些东西，《三国》里面的一些东西，随口可以说出明代皇帝、唐代皇帝的一些东西。所以很难说我们对传统文化是完全中断的，不是这样的，在我小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中断。那时候政治运动太多了，大家都在忙着搞政治运动，所以没有人看它。现在是传统文化传播的比较热的时候。
主持人：我们国家目前对这个关注度是够的。
余秋雨：够是够了，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够是够，热也够热，但热不见得就是好。
主持人：欠缺的那一部分是在质量上需要增强。
余秋雨：对，就是在质量上。我们在普及国学的时候，选择一些更适合青少年精神建设的一些东西，这是不是有一些精选了，这可能做的还不太够。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大家很急，一急以后量就太大了。针对性又不够，孩子们也需要玩儿，也需要完成作业，还有很多事情，你用不太重要的作品把他最精华的时间都占据的时候，那就不太好了。我们要以最好的作品来针对他们最好的时间、最珍贵的时间，这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刚才讲的故事，我只有一点小小的质疑，在我的思路当中，《弟子规》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排名是很后面的。
主持人：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做。
余秋雨：振兴传统文化是好的，还是可以选择更优秀的一些东西。除了思想教育，还具有美，像李白、杜甫的诗句多么美，有善的一面，也有美的一面，让大家快乐f地接受，这才是好的。
主持人：而不是枯燥的，强迫式的接受。
余秋雨：也不要鼓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感，让大家非接受不可，这也不合适。我们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曾经创造过很多优秀的思维，也曾经创造过很多美丽的作品，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这样的思维精华，多么高兴。这样的思维就比较好。用一种让后代非常苦恼的，痛苦的方式来接受，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主持人：方式方法很重要，要普及的话，需要想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让他们的接受度可以提高。
余秋雨：孩子们也要知道，你接受一件事情，觉得自己的身心不是很愉快的时候，需要告诉家长、老师。愉快地接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愉快的接受，其实对你这个学习打上了不愉快的阴影，这个阴影都是一辈子的不愉快，也是对不起你这个学问。我们小时候看书，首先问问老师这个书重要不重要，然后再问看的下去吗？看不下去就放下，继续看就是强扭的瓜不甜，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本书。愉快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关键。
主持人：余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很不愉快地读哪一本书或者是学哪一门课？
余秋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是数学课，好几门不及格，是红分。但半年以后换了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他把数学讲的那么津津有味，那么有魅力，半年以后我成为了上海数学竞赛的第七名。所以我感谢徐老师给我制造了这种愉快。
主持人：这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例子，这个科目本身不太好，但数学还是数学，为什么不同老师就会有这么大的概念，这是一个灌输的方式，跟我们刚才说的国学是一样的，普及它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方式来普及。
余秋雨：对。还有一个历史课，很多同学们一直不太习惯，因为有太陌生的年代，遥远的年代，我们有一个周老师上来就给我们讲故事，电视里的故事可能讲的太复杂，而他的故事非常适合我们的年龄，结果全班同学都等这个老师给我们上课，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与我们现在那么多历史文章、研究，这跟周老师是有关系的，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所以这一点上老师很重要。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你苦巴巴、眼汪汪做一个学问的时候也不好。
主持人：余老师对自己的老师，至今都还把这个姓氏记的这么清楚，很难得，影响真的是很大。
主持人：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成为了老师，不管讲什么课，都要让我的课堂和学生充满了愉快的气氛。比如说美学，我讲一定是开心的、愉快的，让大家乐于接受的。甚至清洁工都会拿着扫把过来听，这对老师要求比较高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教学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老师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怎么样可以把知识轻松地传达给学生。
余秋雨：不完全是方式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人生观。我们活在世界上，为快乐而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别人，自己也取得快乐。不管我的工作，我的学问都是一样的。由于这个人生观，就是快乐的色彩传递给了和你有关的一切，包括我的文章、写作。
主持人：其实再反弹给您，您也是快乐的。
余秋雨：对。但是在我的文章当中看到了快乐，从我的课堂当中看到快乐以后，一方面把快乐传递给我，同时又把这个快乐给别人，大家想想这个世界由于你的存在，而充满快乐，这个多有意义。
主持人：您讲到了一个价值观，也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当今整体社会是偏物化的，前一段时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一些文章，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在点评香港十年的一个变化。香港是一个比较物化的社会，物化的比较极端化，在物化的同时丢失了很多文化的东西。不是全部都这样，但大部分感受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学过政治，物质是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普及文化？让人们不仅仅只在意物质化的一些东西。
余秋雨：首先香港其实还是有精神文化的，只是我们进去的人、报道的人眼睛太物化，看到的全是物。很多年以前，董建华先生要求我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言人，在香港有一次演讲。我是代表香港、同时代表上海在那里演讲。我就讲到香港其实是有很多文化的。我不具体讲了，比如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金庸先生在那儿，那儿有很多很多电影拍摄机构，还有很多流行因素机构，以及世界上排名很靠前的大学。而且他们的新闻也比较自由，他们的出版业比较自由。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香港整个文化构架是不错的。当然广大市民，忙忙碌碌的，好像是过物质生活。比较而言，我们内地的一些城市却缺少这样的上层文化构架。你到哪个城市去，都觉得缺少，北京当然有，但别的地方缺少这样一个构架。大家往往把搞欢庆、大搞艺术节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缺少一个安静的思考者，缺少一个非常有品位的阅读群体和谈话群体。
余秋雨：我们上上下下都不太关注文化，我们现在考试好像是文化，目的是为了考大学，然后找工作，和文化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主持人：还是有很现实的一面。
余秋雨：借着文化来完成现实目的，往往是这样。文化最高目的是完成一种阶层价值，很多人问我什么叫文化？文化在内核是精神价值，长时间地慢慢沉淀我们的人格。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是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经济。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被重视了，就是已经发现到了。
余秋雨：这一点要从年轻一代做起，其实中国文化的骄傲、中国文化的尊严，并不是靠一般意义上，同化不同化的意义上去争夺，说我们以后不能穿西装，要穿唐装，以后星巴克不能进去了，这都是很肤浅的。靠我们这一代要建立起文化的尊严，我们这些人生活在既需要一点物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精神王国里面。人能够活到今天，如果全靠物质的话，人早就灭亡了。为什么人类能维持到今天，是善良的原则的层层积累，使大家能够互相保护，互相照顾，使大家能够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改革开放所完成的各种经济数字最终都是没有价值的。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是决定他一生的，您对现在的青少年该如何树立一个正确的，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您有哪些建议？
余秋雨：我的价值观非常简单，也是全世界相通的，也是我从小一直固有的，也是我经常给学生写临别箴言说的话，三条，第一善良，第二快乐，第三健康。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也是文化价值观。善良这个理由非常简单，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关注你一个人，自己吃住在这个社会上很容易，如果是自私的，不是善良的，这个人就没有光辉。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即使他们很漂亮，如果不善良，这个光环五分钟以后马上就没了。就是靠善良，让我们人类能够站立，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多一些善良的举动，多一些善良的人，就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快乐，快乐做人，快乐战胜一切灾难，如果在快乐当中帮助人的话多么开心。做到这一切，当然心理和身体都要健康。至于学历都不太重要，有的人非常健康，由于他既不快乐，也不善良，最后很失败。有的人其实钱也不多，也说不上什么成功，但是由于他健康、快乐、善良，大家都很喜欢他，直到他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安详，原因是他既善良、又快乐、又健康。
主持人：形成您这样一个善良、健康、快乐的价值观，青少年应该从哪里入手？是从小处入手？
余秋雨：两个都要。大的方面，因为外部的宗教观念很强，中国有些人相信佛教、基督教，这些宗教最优秀的部分，经常传达人活着为什么的观念，人的苦恼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就会引导你有精神追求了，这是高的；另外就是你讲的小事，做一件小小的事就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愉快，就是你真正帮助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小时候可能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最大的快乐，就是人问我路的时候，我领着他去，他感谢我，我非常开心，你不断有这样的训练，不断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好。这个大概和家里遗传也有关系，我的奶奶，有要饭的过来的时候，她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给他，其实家里条件也不好，这可能是一种本能。
主持人：长辈对您影响很深，觉得应该这样做。
余秋雨：应该这样做，而且非常愉快。如果非常开朗的，你把自己得到的东西让给了别人，或者由于你让一个陌生人了一种非常愉快的帮助，由于你他找到了应该找到的饭店，或者是其他事情，你会非常开心。还是从小事做起吧。做小事并不是为了表扬，为了人家说感谢，就是真心的，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这就牵扯到宗教精神了。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余老师现在的知名度很高，算是文坛的一个明星。
余秋雨：明星不能说，我心目当中的明星都是二十多岁的。
主持人：您觉得这样的光环，会不会影响到您做一些文学创作或者是生活？
余秋雨：这是我要跟网民们讲的，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会成名，你们千万不要把出名当做压力、负担，很多人都看着你，我该怎么办，人家怎么想，不要这样想，你是一个善良、快乐的人，这个影响你快乐了，那宁可不要名。我现在走在街上，很多人都可以认出我来，因为我出了很多书，包括上电视，他们跟你拍照、握手，我一点都不觉得麻烦，不会说走开走开。街上有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是优秀设计师造的我没有参与，车上有那么多漂亮的车，我也没有参与，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很谦卑的。人家跟我点头，就像我们经常跟交通警察点个头，这么热的天辛苦了，是个好意，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压力。
主持人：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
余秋雨：不会，很多人出了名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和太太马兰一样，整天做饭、扫地、买菜。他们问余老师怎么在这里买菜，我说买菜，这里的菜新鲜。
主持人：名人也要吃饭，名人也要过正常的生活。
余秋雨：千万不要把名人当做一种压力，自我折腾，很多人都是这样，掩掩盖盖的，冷若冰霜的。有时候有人悄悄在问，这是不是余秋雨先生，我会非常高兴地说“是”，大家就笑。（笑）
主持人：也是在传达给别人快乐，您毫没有名人的架子。
余秋雨：对，就是传递快乐，这一点都不虚假。所以名人没有压力，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压力。这要两方面，一个就是麻烦，其实也没有什么麻烦，人家又没有到你家里来敲门。还有就是没有感觉到过度的自傲，没有自傲，我什么东西也创造不了，只是写了一点文章而已，就是很安心。不要小看跟你打招呼的人，觉得好像是你的粉丝，不，他可能是极其优秀的学生，也可能是远远超越你的老师。这个可能性很大。
主持人：现在选秀的活动非常多，您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栏目频繁的衍生？
余秋雨：快乐时代做一些快乐的事情，我是从来不反对的，但不要消耗太大的精力，我觉得有的传媒可能是消耗太大了一点，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很多不喜欢这样活动的人，也有比较宽松的时间，如果到处都是选秀，占据了很大的时间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是国家的频道，是国家的电波。在这个快乐时代，有点快乐活动，大家应该用平和心情面对，不要想年轻人教育方向可以这样，这不是方向问题，流行的东西来得快，去的也快。不要太沉重，也不要看成是方向，看成是一个大的潮流，不能这样看，它来的容易，也去的快。是快乐时代的一种快乐产物，我们应该用快乐的心情去面对。
余秋雨：然后是看一些我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电视片，写写文章。
主持人：现在在看谁的书或者是小说？
余秋雨：最近不是很多，写作的人，或者是创造精神的人，往往比较忙，但年轻网友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做，就是到一定时候不太看别人的书，他怕受同行的影响。不管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书也不好。另外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你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吞吐，重要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所以别人的书我看的很少。我跟很多好朋友，见面的时候只聊很平常的事，不会聊文学，比如跟贾平凹、余华在一起，就是聊天，不会讲文学怎么样。
主持人：谁也不会灌输自己的思想。
余秋雨：也不讲自己的工作。因为写作的人，就是靠你的作品来沟通嘛。所以我对网友还是有个反复要求，就是你不要看得滥，现在要学会看一些基本的经典著作，看了这些最好的著作之后，用最精彩的话挖掘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天下的奇迹，你的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有的人一辈子学，这是挖掘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别人的生命，要你何用，世界为什么要你来到，这是因为你的生命是奇迹，和任何人都不一样，都要挖掘自己，而这个挖掘要和周围保持一种和谐的东西。这是我对年轻读者们反复讲清楚的，不要过于很滥得看书、学习，开卷有益，但拼命地读，这个很冒险。因为书有好坏之分，而你的生命不可重复。当你占有了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也占有了你，这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让最好的书占有你，哪怕没有书的时候，让思考感觉在占有你，你不能让第三流、第四流的书占有了你高贵的生命，你年纪很轻，觉得以后可以看好书，但事实上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基础已经打坏了。就像白布被肮脏的东西染坏了。梁启超、鲁迅先生反复讲过，何况现在知识大爆炸，那么多资讯，那么多书，何苦成为大爆炸当中的牺牲品。读书的问题一定要谨慎。
主持人：选书也是一个问题。
余秋雨：希望作家、学者、老师们一起努力，我也参与，大家一起认真地为我们的年轻人选一些书，不要选的很绝对，他们自己还可以选择，他们看的不愉快的书可以不看，放下，和他们没缘分。最近一个出版社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人编了一个《世界文学名著》青少年版，我给他们写序言，我说这个事情很好。
主持人：针对不同群体。
余秋雨：他们找了一些学者，可以在这里面选，长者、文化人都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就叫做文化的传承，包括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要做这样的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