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无善而致人誉，不如无恶而致人毁。”这是《菜根谭》中的一句话，我是在“评《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一书”中见到的，我以为用这句话来概述余秋雨先生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面对余先生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历史文化情怀，我们不得不叹服。“不能养德，终归末节。”其实就是可从余先生著述中体会到的精髓。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人却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才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
——余秋雨《天灾神话》（《寻觅中华》，作家版二〇〇八年五月）
“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又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5月24日《驳“天谴论”——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
余秋雨的著名作品：《寻觅中华》、《摩挲大地》、《文化苦旅》》、《历史的暗角》等
马兰，黄梅戏演员，生于1962年，原籍安徽省寿县，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母亲是黄梅戏演员，父亲是舞台设计兼编剧。她1975年考入安徽艺术学校黄梅戏班，五年后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马兰扮相甜俊，表演细腻，嗓音甜美。
擅演剧目：《女驸马》、《天仙配》、《龙女》、《风尘女画家》、《遥指杏花村》、《无事生非》、《西厢记》、《劈棺惊梦》、《红楼梦》、《梁祝》、《秋千架》及电视剧《严凤英》、《西游记》中的唐僧母亲等。
秋雨前妻——李红
李红，上海人，生于1952年。父亲是英语老师，母亲是医生。1979年李红与相恋了五年的余秋雨结婚。1984年，李红为余秋雨生下一女儿。1992年7月，李红和余秋雨风雨同舟13年的婚姻瓦解，带着8岁的女儿闯深圳，最终分离。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余秋雨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具有人文学科教授头衔的人，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西方文明世界预告了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网络超男。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唯一的中国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自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精英”和被环宇电脑评级系统测评为“中国座标人物”。
[编辑本段]著作简介
《历史的暗角》
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而广泛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
《借我一生》
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
《文化苦旅》
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行者无疆》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
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
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
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
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
《千年一叹》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他们一行人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霜冷长河》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
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
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笛声何处》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寻觅中华》
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词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编辑本段]学术特点
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语言宏大、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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