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能授予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感谢文学之神的光顾！感谢评委会的厚爱！
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遇到了桥，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月迹》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
“它走了，它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倏忽间，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啊，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却有了一股嫉妒。我们便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说：
“孩子们，瞧瞧你们的酒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
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妙极了，它真没有走去，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磁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灿灿地闪着银光。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沿着河沿跑，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我们都看着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噢，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
我们坐在沙滩上，掬着沙儿，瞧那光辉，我说：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女子。”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
贾平凹:我可能多多少少有些自闭吧,书画虽是写作的余事,但书画带给我快乐和收入。我多亏还热爱书画,它的收入使我在写作时不再考虑别的,能自在地写我想写的东西。
《中国周刊》:田珍颖是刊发《废都》的编辑,我想在当时刊发这部作品,在《十月》内部也一定存在争议,你是否了解?能否谈谈你与田珍颖老师的交往?
贾平凹:当年杂志社内部有没有争议我不知道。田珍颖老师是个非常有水平、又非常好的人,我会永远记着她,敬重她,也对她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因为我,使她有过许多委屈。当年为我而委屈了许多人啊。
《中国周刊》:《废都》之前的作品,如《天狗》、《低洼处人家》,格调清新、隽永、自然。《废都》与你之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这种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贾平凹:写完《浮躁》之后,写《废都》,我在《浮躁》前言中说过,我不满也不适宜了《浮躁》的那种写法,我想变一变,《废都》是我变的第一部作品。至于为什么有这变化,我也说不清,这恐怕是生命里的东西。可以说,从《废都》起,这一种写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写法上可能到《秦腔》能丰富了一些,但《废都》是四十岁时写的,写得更有激情,《秦腔》是五十岁时写的,更混沌一些。
《中国周刊》:现在回过头来看,《废都》像是一部先知性的作品,书中的描写,现在多成了现实,但是在当时,我读这部作品,震撼得瞠目结舌,面对关于这部作品引起的巨大争议,也非常茫然,不知道哪些意见“正确”。而你,在当初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下,是如何感知到作品中的情况的?与你的生活阅历是否存在关联?好像当时还有评论将书中的人物与你对号入座?
贾平凹:这问题好多人在问,这怎么回答呢?说不上有先知性。如果硬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关注现实了,认真观察了,任何东西都有规律性吧,你看到了河,河水很大,这河肯定要向东流的,肯定要流到海里去。只要是一棵树,树就能感应春天和冬天,春天和冬天里树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作家的职业使得他必须有前瞻的预知的东西在里边,这每个作家都会有的,正因为这种特性,作品往往会与社会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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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听贾平凹私语《废都》http://xian.QQ.com 2009年08月11日09:43 陕西日报 评论0条 第 1 2 3 4 页 本报记者 张立李 向红
贾平凹：对于《废都》解读的声音很多，我看过许许多多评论，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进入角度。我读这些论点，我常觉得我是陌生人了，他们各人观点似乎有理，似乎又有些那个……我也说不上来。确实是这样，一本书写出来了，它就不属于了作者，这如小孩小时候父母知道他怎么生的，性情如何，长大了单位人的评价，他同学朋友的评价，社会上的评价，父母就说不清也无法说清了。
编者按：
当年“横空出世”、不久“戛然而止”、随后争议不止的长篇小说《废都》，17年后获准重新出版。包括《废都》和另两部长篇小说《浮躁》、《秦腔》在内的《贾平凹三部》文集，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8月8日，重版后的《贾平凹三部》选择在这一天举行了首发式，作者贾平凹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举行了签售会。近百家新闻媒体聚到这里，希望贾平凹一吐心声。贾平凹在婉拒了众多媒体的采访后，惟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希望通过此文，读者们能对贾平凹，对《废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记者：贾老师，首先对《废都》的再版表示祝贺。通过媒体宣传我们可以看到，新版图书还未上市，已经有人已迫不及待地将《废都》再版列为2009年度文坛大事之一，并从多个角度解读了它再版所隐含的重大意义，大略分为以下几种：文学价值凸现说，中国社会进步说，文化政策开明说等等……欢欣鼓舞的语气，大有迎来一个出版新时代的架势。贾老师我们想问：一本《废都》，能承受如此之大的意义吗？
贾平凹：《废都》再版后，有记者最早得知消息来访，我简略说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此后全国多地的一些媒体都来电话采访，我都谢拒了。因为对此事我实在没有再说的话，另外，电话采访容易出错，造成一些让你无奈和尴尬的事。我的本意是让《废都》平平静静地再版，不要太喧嚣，但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许多转载、改编华商报消息的文章有些与我说过的话有出入，所以唯独再接受你们采访。至于《废都》再版，我还是一句话：让《废都》回归到《废都》这本书上，而不要让它成为《废都》再版的事件上。
记者：在这股热议的潮流过去之后，也许大家会觉得，《废都》的再版，与其他曾经畅销或者曾有争议的书的再版，并无太大区分。有人提出，《废都》的再版并不能够拓宽多少文学创作的边界，这枚17年前的“石子”，投到今日时代之湖面，溅起几圈波纹后，仍避免不了直落湖底的命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贾平凹：任何风都有风过之时，任何石子投进湖里都将沉入湖底，何况是一本书？作为《废都》的作者，我关心它的再版，它毕竟17年里没有再出版了，这如同一个孩子关得太久了，他出来要照照太阳，吸吸空气，然后静静地看看外面的世事，这就够了。一本书充其量是一本书，被人读着就是它圆满的生命。至于别的，那是别人的事，社会上的事，我掌控不了，把握不了，也与我无关了。在出版社通知书开始铺市的消息后，手机疯了似的响，都是四面八方的媒体打来的，我全然不接，我不想多说，不想节外生枝，一些朋友又要给我吃饭庆贺，我也一概谢拒。那几天，我睡去了，瞌睡特别多，第三天还写了个打油诗：“束之高阁尘久封，十七年里已成翁，忽闻再版风行事，回屋卧榻起酣声。”这是我当时的状态，一点儿没矫情，就是这状态。
记者：在对《废都》再版的解读中，有一个人们自以为然加上的名词——“解禁”。这源于1993年《废都》的“被禁说”，几乎所有报道和评论在说到《废都》被禁时，都以肯定的语气证实了的确有 “官方正式发出的禁令”存在。那么，我们想问：当初真有那纸禁令？现在它的原文在何处？同样，17年后的“解禁说”在理论上也需官方有正式的解禁文书，也许这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解禁”。因此，我们一样想知道：您是否亲眼见到了这纸 “解禁令”？比如，1998年2月底，在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解禁令后，导演张元才被恢复了参加国内影视片单位摄制影视作品的资格。
贾平凹：这怎么说呢？文坛上的事并不是法院处理案子呀！当初《废都》禁止再版，的确有北京出版局的一个文件，但就是一个市的出版局的文件，17年里全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再版过一本。这可能现在看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而17年许多出版社一直想再版，但就是再版不了，所以，提这样问题，我也只有笑笑。或许有的是《废都》不能再版时才出生或几岁吧，压根不了解当时国情吧，那就不明白了也好。现在能再版，也没有什么“解禁令”呀，没有。社会上之所以热议《废都》再版，要给它附加一些意义，恐怕原因也在于此。我要说，感谢时代，感谢读者。
记者：17年来《废都》盗版不断，据说超过了1200万册，互联网上也能轻易找到全本，如今加入套装行列、每套售价116元的《废都》，能够销出多少，成为了一个谁也给不出的数字。有人说，“与当年被禁促销取得的奇效相比，现在《废都》解禁取得的促销效果，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了。”对此，您怎么看？
贾平凹：我写作了几十年，也出版过各类版本300余种，一般的情况是，散文发行量没有小说发行量大，中短篇集发行量没有长篇发行量大，而长篇发行量一般初版25万到30万册。总之，我的书发行量还可以，当然难以比上80后的一些年轻作家。《废都》是个特殊情况，它正版盗版加起来超过1200万册，那有时代的原因，书商的原因，也有禁止再版的原因，而现在正式再版，肯定发行量比不了当年，它毕竟是一本旧书，毕竟现在读书人比不了当年读书人多，毕竟文化市场又多元了。其实，一本书没人读是可悲的，一本书如果发行量过大也不是什么好事。作家著书它都是只给一部分人看的，能理解的又只是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发行量大，谁都来评说，对书并不适宜。当年争议这本书时，我就很慌恐，说得太好我不敢信，说得太坏我也不能信，结果热闹非凡，热得起了火，火就烧伤我了。可以说，《废都》当年是关注的人太多太多，它才遭到不能再版了。
记者：有媒体人提出：“在 ‘解禁’带来的话题之热下，无论是重新认定《废都》的文学价值，还是借它研读出版政策，折射社会进步，都有些操之过急。将对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种种期待强加于《废都》身上，是《废都》所不能承受之重。《废都》的再版，不过是还原了它单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也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自然而然得到的一个结果。付出耐心的等待，被禁500多年《金瓶梅》也会有重新回到书架上的那天。”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贾平凹：是这样的，是一本书随着时光流逝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也主张不要强加给《废都》什么，让他单纯的体面的活着。它17年了，还能活着已不容易，它一直靠盗版活下来，我知道它没有死去的坚强后的委屈。
记者：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废都》再版，肯定是一件文化大事。”因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争议的小说之一，《废都》由被禁、盗版风行、国外获奖，再到如今再版，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曲折的一部作品。在您们的一次对话里，您曾如此谈及《废都》对自己人生和写作的影响：“在我一生中，对人情世故了解得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其次就是关于《废都》的争论。”您还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废都》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我们想知道个中的难言之隐？
贾平凹：这些就不说了吧。鞋夹脚我知道，可这是我个人的事呀。
记者：如何看待《废都》再版？《废都》里当年备受争议的“性描写”和“颓废”写作，在时隔17年之后还会再起波澜吗？
贾平凹：性描写呀，我想，不会再起波澜吧。“颓废”二字，其实不是贬词，它属于文学艺术审美中的一个词，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堕落一类的意思，那不应该对吧。
记者：在《废都》遭遇风波的关头，很多朋友因为《废都》被禁不敢与您再接近，但当年有两个人力挺《废都》，分别是季羡林和马原。您说过，“这一老一少的评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安慰”。“当时季羡林说：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消息传过来，我不信，别人更不信，有人还去北大问过季先生，证实了一下，季先生还是那么说。”因此，现在有种说法：重读《废都》让当代知识分子照照镜子。您如何看？
贾平凹：对于《废都》解读的声音很多，我看过许许多多评论，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进入角度。我读这些论点，我常觉得我是陌生人了，他们各人观点似乎有理，似乎又有些那个……我也说不上来。确实是这样，一本书写出来了，它就不属于了作者，这如小孩小时候父母知道他怎么生的，性情如何，长大了单位人的评价，他同学朋友的评价，社会上的评价，父母就说不清也无法说清了。
记者：被禁17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再版，重出江湖。出版方说，旧版《废都》和再版后的《废都》在文字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也未做文字的删减，字数和页数基本一致，只不过把“□□□”变成了“……（此处作者有删节）”。为此，新民网特约评论员魏英杰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化市场不甚发达，这是《废都》大行其道的一个社会背景。如今的社会环境比那时候当然更充满了市场气息，因此，留给《废都》的市场空间越小，越表明图书市场的多元化，也才越证明了时代的进步。如果《废都》还像初版一样火爆，反倒说明读者的品味10多年来没什么提高，那样的话有何进步可言？贾老师，这个问题恐怕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您怎么看？
贾平凹：魏先生的话说的也有道理，如果《废都》再版还像初版一样火爆，那是不正常的。当年的□□□的事，我当时写作并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想不到那么多。至于当时书商抓住这一点进行煽惑，那也与我初衷相背，所以再版，取掉了□□□，我不希望把这本书引导到不该去的地方。话又说回来，《废都》再版不可能和当初那样火爆，社会确实在进步了，文化市场确实是发达和多元了，这是不用谁说人人都晓得的事。
记者：对读者来说，《废都》出修订版也好，解禁也罢，效果都一样，那就是我们不用再去地摊上买那些经过了N次拷贝的盗版书。可对于您来说，《废都》再版之幸与解禁的意味却大相径庭。作为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废都》其实是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誉满天下，毁满天下”。自《废都》后，您从原来的纯情作家，变成了争议作家。《废都》虽然作为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如果继续背负“禁书”之名，很显然有损于贾平凹“文学大家”的形象。所以对于您——贾老师来讲，“解禁”远比再版要重要得多。您觉得呢？
贾平凹：我和《废都》更需要的是事实结果，不在乎名称。如果说“解禁”，那牵扯的事太多，麻烦也可能多。“再版”这词也好呀，对于一个作家，他的书能再版再版这多好。说个不恰当例子吧，一个人被审查过或坐过牢，他愿意还被人提起你有过前科吗？哈哈。
记者：《废都》是您为数不多的都市小说，展现的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风俗史。17年后，重新审视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书中的一些人物命运与精神状态同时下竟有着奇迹般的巧合，或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有评论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离不开贾平凹，而说到贾平凹就不能不提《废都》，是贾平凹造就了《废都》，也是《废都》成就了贾平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文坛上 《废都》至今还没有一席之地。”那么这次的再版，能说明它的“一席之地”吗？
贾平凹：这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事呀。
记者：《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建议《废都》再版，将旧版中的 “□□□ （此处作者删去××字）”，改成新版里的“……（此处作者有删节）”，李敬泽称“□□□”为败笔，他说，“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李敬泽还说“这部书的再版序言是我写的。”我们想问：这是出版社的有意安排？还是处于您的想法？
贾平凹：将□□□删去改成省略号，是我和出版社共同商议后决定的。如果觉得不妥或容易引起误解，那再版时还留着它干什么呢？
记者：记得，今年《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您说的第一句话是：“天空晴朗”；这次 《废都》再版，您说的第一句话是“既有喜悦，也有惶恐”，这两句话全都是用来形容您当时的心情，看得出来您的“《高兴》”。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年份，并且是您心中一个长长的愿望。能不能这样说：这既是上苍对您的眷顾，也是文学给您的结果。那么，打开心结，我们以及读者，想听听您怎么唱出您心中的 “秦之腔”。
贾平凹：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年发生的。我很幸运。但人的一生，都是从一个坎儿一个坎儿上爬出来的，在爬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苦难很长很长，快乐却很短很短。但快乐像洞口的光，也只有向往着光，你才从洞里一直爬出来。《秦腔》获茅盾文学奖和《废都》再版，确实给我一种信心，但文学的道路太长，你还要继续走，你的心会更远，你的压力会更大，获奖和再版是一次鼓掌和喊了声加油，你得拼命再往前走啊。是不是？
记者：还有一个读者都很关心的问题，继《高兴》影片大获好评之后，您的《废都》有没有可能以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原因是？
贾平凹：这我还不知道。我的作品改编拍摄都是别人来找我，我从不亲自触电。《废都》有拍摄单位感兴趣吗，能出钱拍摄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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