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聂耳：《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危亡时代的不屈之声
开国大典时，25岁的田申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受阅部队的一员，他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儿子。“我知道父亲就在观礼台上，我知道他一定在关注着我的队伍。”60年后对本刊记者再回忆，85岁的老人仍难以抑制激动之情。
主笔◎李菁
“铁蹄下的反抗歌”
1934年底，由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筹拍它的第二部电影。第一部电影《桃李劫》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随着电影风靡一时。第二部筹拍的是田汉编剧的《凤凰涅槃图》(也称《凤凰再生》)。
“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2月19日晚上，父亲和梅兰芳研究访苏联演出的剧目后回家时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了。”田申说。
这个故事描写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夏衍后来将这个剧本改写成分镜头脚本，片名《凤凰涅槃图》改为《风云儿女》。田汉为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其中一段成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田申说。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做了三处修改：一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做强调；二将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加上了休止符；三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他把谱好的曲子唱给我听，所以我对那个前奏记得很清楚。”田申回忆。
而此时，身为左派活跃分子的聂耳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为躲避追捕，中共方面决定派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离开祖国的前夜，聂耳还亲自到电通公司荆州路的摄影棚来和大家一同练唱，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去修改。可是出国的船期只有两三天了。他提出，要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司徒慧敏后来回忆。
聂耳1935年4月15日离开上海，到日本不久，司徒慧敏很快收到了他的完成稿。1935年5月初，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六七人，组成小小的合唱队，经过几天练习，5月9日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发行，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后将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
“歌曲配器是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完成的。我后来还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胶木唱片，乐队就是几把提琴，几个小号，以现在的眼光，未免显得简陋，但想到父亲是最早唱国歌的人之一，感觉挺特别的。”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告诉本刊记者。郑君里与顾梦鹤、司徒慧敏都是广东人，歌声中夹杂着明显的广东语音。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而《申报》电影广告栏载的该片广告称：“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田汉与聂耳
1932年，20岁的聂耳结识了他短暂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田汉。
原名聂守信的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家。1930年，18岁的聂耳来到上海，曾经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直到第二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师，才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因耳朵敏锐，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为聂耳。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黎锦晖本人也同情革命，白色恐怖之时曾毅然收养钱壮飞的女儿，精心培养，后来便是蜚声影坛的黎莉莉。黎锦晖是位热心于儿童歌舞音乐和通俗舞音乐的音乐家。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7月，聂耳化名“黑天使”，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前辈黎锦晖：“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田汉由此注意到了聂耳，找他彻夜长谈。“父亲和聂耳由于共同的音乐追求一见如故。”田申说。
聂耳与郑君里、赵丹等人，都是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那时电影厂并不大，父亲是签约演员，聂耳是签约作曲，他们又年龄相当，所以关系非常好。”郑大里说，“父亲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这段生活也在郑君里解放后拍的《聂耳》里有所体现。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在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摄影棚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了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了《开矿歌》。当时田汉比聂耳大14岁，田申比聂耳小12岁，一张聂耳把田申紧紧抱在怀中的剧照，凝固了田申与聂耳之间永远的友情——这是聂耳与田申在《扬子江暴风雨》里一段特殊的“舞台之缘”。谈起这部戏的创作背景，田申回忆，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一同到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生活。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回去后，田汉很快创作出有“中国第一部新歌剧”之称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不仅为剧中所有歌曲谱曲，还出演了剧中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正在读中学的11岁的田申，扮演了老王的孙子小栓子。
《扬子江暴风雨》中诞生了著名的《前进歌》：“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在《前进歌》里，田汉开始用“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物。田申回忆：“父亲当年也曾表示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悲壮的不屈之声
《义勇军进行曲》应和了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由此它成为不愿成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最激愤的呐喊。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严冬时节，滴水成冰，游行的学生队伍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挡，浩浩荡荡向前行进。
1936年6月7日，许多持枪警察包围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的群众歌咏大会，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爱国学生刘良模仍坦然站在2米多高的木梯凳上指挥，一首首悲壮的救亡之歌响起，警察由哄乱到肃静再到潸然落泪，直至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警察已同5000名群众唱成一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心声。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1938年，前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仆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悲壮的一幕。
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田申介绍说，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就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而田汉还曾收到过一笔寄自美国的稿费。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因为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四处演唱，还录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父亲收到这笔稿费后，还寄给聂耳在云南的家人。”田申回忆。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35年7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田汉，第一次听到此歌，非常兴奋。他惊闻聂耳遇难，失声痛哭，作悼诗曰：“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不朽之歌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上，制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的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歌曲，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民主党派方面有人提出，能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形成了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地位。田申说，其实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很多国家的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加以播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曲目中。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时，这首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做新中国的国歌。但有代表举出“和平大会”的例子，主张修改歌词。田汉也是这个筹备组的成员，田申说，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不好多表态，出于谦虚，他也说歌词应该改。
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此时的田申正带着华北战车团的受阅部队，在北京复兴门外沙沟一带操练。“当我们得知要参加开国大典时，只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是坦克部队第一次要通过天安门，因为美国坦克比较小，只有15吨，所以我们最后选了25吨重的日本的中型坦克，把它们重新喷漆、编了号，以显得威武。”
田申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天前得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在永定路临时指挥所接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的电话，他那时列席政协会议，他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义勇军进行曲》已被决定为国歌了。’我当时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
在“文革”中，田汉在劫难逃。田申说，他被从九旬老母的身边拘走而诀别，后被改名为“李伍”遭囚禁。除了将近百岁的田汉的母亲外，田家其他人都未能幸免。1968年国庆节早上，被关在牛棚里的田申从被厚木板密密钉着的窗户缝中隐约听外边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田申一起关押的人问他：怎么只是曲子没有歌词呢？田申说，写歌词的父亲都被打成叛徒了，怎么可能还会唱歌词呢？
田申说，此时，父亲已经生死不明很久，但他心底依旧相信身体很好的父亲能挺过这场灾难。可是，直到1975年，他才知道，父亲早在7年前就已经撒手人寰了。
1978年3月，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由，提议重写歌词。国歌歌词一度曾被改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直到1982年12月，田申从铺天盖地的报纸和电台新闻得知：国家决定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136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田汉被平反后，骨灰一直没有找到。1979年4月25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田申把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父亲创作的《关汉卿》剧本、用过的一支钢笔放在骨灰盒里。“骨灰已化漫天雪，义军一曲万代传。”这是田申为父亲写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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