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张贤亮 江苏盱贻人。1936年生于南京，在家庭影响下，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9.18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庭的张贤亮，注定要历经一番磨难。1954年不到18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后来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18岁的张贤亮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他们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张贤亮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 1955年中学毕业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贤亮就被调往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担任文化教员。 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曾经写作并公开发表了60余首诗歌。象《夜歌》《黎明时的歌》等都是在这个时间发表的，1957年的张贤亮在西北，甚至在全国的诗坛都颇有知名度。 1957年7月，张贤亮新创作了一首搏动着青春豪情的《大风歌》，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登载，引起了轰动。但是，就是因为这首《大风歌》，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斥大风歌》的文章，一位著名诗人义正辞严的抨击了《大风歌》中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于是，《大风歌》成了右派言论的代表作品，作者张贤亮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
1960年的一天，张贤亮逃离了被关押了三年的劳改农场。 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去过着遥遥无期的改造生活。 张贤亮右派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境遇非常惨烈。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直到1979年9月张贤亮被彻底平反。 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右派生活，这时的张贤亮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成了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 1980年张贤亮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80年，1983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让张贤亮名声大振。 他担任了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文联主席，完成了400多万字的作品。 而后张贤亮又迷恋上书法，成了书法家，他执着于书法艺术，并且字写得酣畅淋漓、起落有致，颇有文学大家的气魄。 张贤亮嗜烟如命。在他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但一半是苦难。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重新执笔后的张贤亮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 1992年，张贤亮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下海弃文从商。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 镇北堡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张贤亮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1993年张贤亮当起了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在影视圈内颇有影响。
有人说张贤亮是一位敢于“出卖荒凉”的男人。张贤亮就写过一篇名叫《出卖荒凉》的文章。 张贤亮所出卖的“荒凉”，就是现在被称为“西部影城，中国一绝”的“华夏西部影视城——镇北堡电影基地”。 80年代以来，这块废墟悄然成了中国影视界明星们腾飞前的跑道。曾在这里拍摄过外景的《牧马人》、《红高梁》、《黄河谣》、《五魁》、《一个和八个》、《老人与狗》、《冥王星行动》、《新方世玉》、《西域响马》、《我们是世界》等电影轰动海内外影坛；这里接待过影视界的诸多“大腕”：张世(台湾)、朱磁寒(台湾)、凌峰(台湾)、林青霞(台湾)谢晋、谢添、黄建新、斯琴高娃、王馥荔、张艺谋、陈凯歌、腾文骥、巩俐、姜文、丛珊、朱时茂等“把哪个名字捡出来都烫手”(《出卖》)的影视界的艺术家。如今，这片荒漠经过张贤亮独具匠心的再创作，不仅成为张贤亮“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出卖荒凉》)，也成为塞上一处西部片的最佳外景地。 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 张贤亮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现在，张贤亮他在风风雨雨的商战中不仅仅担任以上的职务，他这个国家一级作家在创作之余，还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在商海大潮中畅游。 张贤亮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士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 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获国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的称号。其中《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有较广泛的国际影响。 张贤亮小说被搬上电影电视的有《灵与肉》、（牧马人）、《龙种》、《浪漫的黑炮》（黑炮事件）、《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肖尔布拉克》、《河的子孙》、《临街的窗》以及《我们的世界》等。
张贤亮：我从来不走套路
“荒诞”新作写“精子危机”引发争议
作为一个饱受争议、极富传奇的作家，张贤亮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文坛内外掀起波澜。早在1957年，他因为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遂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几十年。1979年“复出”后，他又因创作《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劳改小说”，大胆描写“性”题材，一跃成为新中国文学的标杆人物；1993年初他投身商界，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同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位亦商、亦文的作家在沉寂多年后，在今年《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描写未来“精子危机”的长篇《壹亿陆》，小说一发表，便引起极大反响与争议。
是人物语言“低俗”，不是小说低俗！
记者:您的小说发表以后，在读者圈内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斥之为低俗，更有人读后表示失望，他们认为从这部作品来看，张贤亮的创作已不复有当年的创新和突破能力。新作语言太大白话了，有一些不必要的粗口，而在性描写上，泛滥不说，相比当下一些作家直接、率性的叙述风格，反而显得缺乏力度。对此，您怎么看？
张贤亮(下简称“张”):首先我想澄清一点误解。有些媒体提到我的小说引起争议，被指低俗。我想问的是，他们所谓的读者在哪儿？说不好就是记者自己，甚至没看过小说，就凭道听途说来事儿的记者，能代表读者的声音吗？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位民工就曾告诉我，他春节回家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一口气就把小说读完了，并觉得心灵得到了抚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才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要说这部作品“低俗”，就人物的语言来说，的确说得没错。《收获》杂志在编辑过程中，就以语言“低俗”，会对读者起到不好的误导为由，对其中一些语言进行了改动，还对有些段落做了删节。对此，我觉得挺遗憾。其实很明白浅显的一个道理:小说中的语言是根据人物自身的身份、个性来安排的，并不是由作家本人决定的。你让一个拾破烂起家、大字不识一个的民营企业家说文绉绉的话，那就完全不对路了。
说到这部小说，没有创新、突破，那明摆着是一种偏见。我想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作家要么写历史故事，要么写个人情感，很少有人直面现实。在这部小说里，我拿“精子危机”作为故事的入口，展开了一幅当代社会的真实图景。不夸张地说，医疗、教育、就业、环境危机和法制漏洞等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在里面都有反映！试问当前有几个作家，有我这样的勇气？而在写作形式上，认为我说大白话也好，讲粗口也好，单论通篇以对话的形式，合乎逻辑、不紧不慢地步步推进，在当下写作中就很少见到的吧。再看看，我的小说人物、故事、写作手法，那都可说是前无古人的。在开头，我就告诉读者我要写一个伟大人物，但是写完了这个人还没出生，在他娘的胚胎里，所以叫“前传”。这个以前有人写过吗？只有我写过！
至于性的描写，没像有些作家那样来得凶猛、直接，这个我承认。简言之，可以说，我的小说里面没有性描写，更没有玩味性的过程。要有，那都是人物自己在说，而且，你也看到了，但凡涉及到性，我写得不低俗、不露骨，适可而止。当然，通过“精子危机”切入小说主题，这种隐喻的写法会被人说成是在卖关子，但我自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把小说的主题传达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得好看。
记者:有读者看完小说后大感意外:他没法相信，这部小说居然出自当年写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经典作品的作者之手。作为一个见证时代风云变幻，有着丰富阅历的作家，您没有选择从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中取材，而是假借这么一个特殊的题材来创作，让人不禁怀疑，张贤亮是不是创作力已经枯竭？
张:我要的就是他们这种意外的感觉，你以为我张贤亮只会苦难、劳改和反右？这是一般读者对我的误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走套路的作家，我的写作很多元化。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后改编成电影《黑炮事件》的小说《烂漫的黑炮》是我写的，中国第一部无厘头闹剧《异想天开》也是我写的。我的套路多着呢。当年有谁会想到在一片荒凉的西部戈壁上去建造一座辉煌的影视城呢？但我做到了。我就是不守常规，不会走同一个路子。小说只要有趣，有可读性就可以了。
我给你透露一下写作的情况。写作《壹亿陆》最初只是因为欠了《收获》主编李小林一篇文债。我曾答应给《收获》写一个短篇的，但一直没有写。正巧去年9月金融风暴卷来，大家都惶惶不安。我看到一篇报道却说，当前金融风暴其实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人类本身能否延续下去。因为我们人种越来越衰弱，精子越来越不行了。我当时觉得很震惊。此前，我就听说:某地建立精子库，结果来捐献的一百多人精子质量都不合格；还有就是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每八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它一下把我给抓住了，一发就不可收。没想本来只是一个短篇的构思，写着写着就变成了长篇。
你大概想象不到，我笔下这些人物全都是我“编”出来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也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比如跟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听别人顺口说了一两句，我捕捉到，抓住一点，发酵出来。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敏感区，虽然没有原型，但是在亢奋、疯狂、梦幻的写作状态，他脑子什么都跳得出来的。我当时是“疯魔”了，只是写，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好作品要给人光明与希望
记者:或许正因为小说人物没有原型，是您凭着想象“编”出来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种印象:从总体上看，人物形象过于符号化。如果说带点邪性和草莽味的王草根、陆姐等个性还比较丰满，看得出您偏爱的“一亿陆”过于理想化，有刻意拔高之嫌；而“二百五”呢，人物性格更是模糊不清。张: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典型人物无不都有着符号化的特点。你说的两个缺乏个性的人物，恰恰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亿陆”与“二百五”，他们都来自土地，单纯得近似于白痴，除了对“帮助他人”有明显的判断，对其他事物，诸如欺骗、罪恶、阴暗等缺乏最起码的分析与辨别能力。
“一亿陆”就像我设想的那样，没有受过任何事物，诸如制度、教育、金钱、利欲等的剥夺与浸染，他面对这个嘈杂的、病态的、漏洞百出的社会，保持了原始的天真，难能可贵。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你也知道:当下我们一些作家，关注底层生活，总是力求写得黑暗、绝望，我想这并不是好的趋势。好的作品要给人希望，透露更多光明的东西，这是我们写作者最最缺乏的，这点我在写作中做到了。
说到“二百五”吧，她可以说是“一亿陆”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一个无爹无娘的孩子，靠着政府的救助长大，她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与被动的，缺少最基本的道德和羞耻感。她的境遇，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严重缺失。我们学校里开的所谓政治课、德育课，那都是为了升学考试用的，又何曾深入到学生的心灵中去，化为一种具体的道德感，警醒自己在社会中明辨是非？你细细琢磨下，就会明白其实这两个人物也并不是那么符号化，相反其中有很深的内涵。
记者:就小说创作而言，纵使叙述形式再荒诞、离奇，具体到细节，它必须是真实的，经得起推敲的。小说中描写的“精子争夺战”，各方人物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让“一亿陆”和珊珊直接发生性关系并怀孕中圆满收场。且不说，这种超乎寻常的构想，多少触及了社会伦理的敏感神经，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性？
张:或许，因为故事本身已太过离奇和荒诞，很多人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你注意到了。这个部分的确更有挑战性，挑动社会的敏感神经。事实上，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纷繁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我小说里写到的事，不是没有可能。
从故事本身来讲，它有自身的逻辑，非常合乎情理。王草根需要情人珊珊替他生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他自己没办法完成这个大事。经过考察，他发现“一亿陆”恰恰是他理想中可以接种生子的男人；对陆姐来说，她不能接受弟弟“一亿陆”接种给别人，但他对性一无所知，又恰好需要有人启蒙，而珊珊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更重要的是，各方已经约定: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之后，“一亿陆”和珊珊就不再有任何往来。所以，小说最后以这样的结果圆满收场顺理成章。
当然，或许你会认为王草根在这过程中，必得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我看这多半是写作者们的一厢情愿。王草根没什么文化，他认的就是现实，就是怎样想尽一切办法生个男孩子，怎么便捷，怎么可行怎么来。反过来，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写东西就一个字:玩
记者:您在小说结尾做了“植入性广告”，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写了进去。有读者发表异议说:作为该影视城的董事长，张贤亮的这种做法不够大气。你自己怎么看？
张:说白了，我这么做就是要打广告，这种植入性的广告现在不是很多？赵本山年年都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广告，为什么就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小说里打？更重要的是，我很为宁夏抱不平，宁夏在全国知名度太低了，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他方面。我是这里的文联主席，有这个义务。
记者:那何不干脆把小说的背景选在宁夏，让故事里的人物说宁夏话来得更加直接？
张:我有这个私心啊，但故事的叙述让我偏离了这个私心。我让小说里的人物说四川话。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四川，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从江苏迁到重庆，我写四川话是想纪念一下我的童年。
记者:可以说，从您走上文坛之后，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您都是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代表性人物。其间，写作、经商、从政，您个人的身份也经历了几次变化。在诸多的变化中，有什么是没有改变的？
张:我确实“多变”，因为我反对的就是一成不变！要说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我始终是一个作家，始终在坚持写作。前些年，一直有人在说我已经“退隐文坛”，看到我这部小说后，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了吧。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写得慢，我故意的。工作之余，写作就是我唯一的消遣，我现在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写作，这样的创作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书写完了，就定型了，就没得玩啦，所以，我一定要慢慢写。
记者:在很多场合，您都强调自己小说是写着玩的。但似乎玩得特认真、特专业，在玩味中渗透自己的严肃思考，在我们的理解里，玩更像是一种说辞。往后在写作上，您还会玩出什么新的“花样”？
张:玩，那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说到底，写作不就是一种娱乐性的劳动嘛。正儿八经地写作，岂不是苦不堪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写一部作品，只是发表得少而已。《壹亿陆》其实是插在这中间写的。在这部小说里，我选择了以前那种风格，但我也会做一些创新，叙述、情节都会有新意，故事到时候又有得人说的，但我还在乎别人怎么看吗？不在乎！我都已经老了，现在写东西就一个字:玩。
《壹亿陆》内容简介
王草根从废品收购走入城市，成为商界巨子，他最新收购的是一家医院，暗藏的心思是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他的精子已经绝灭，需要借种生子。而年轻人“一亿陆”本姓陆，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他竟然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的精子，他来自土地，外形健美。各方人马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争夺与保卫战……?
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个性与追求。他有着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张贤亮前期的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只不过混同于一般的“反思文学”。只有在文学的不断发展中，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才走向深化，创作个性也才能鲜明地呈露出来。然而，小说的一切内容与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作者深层次的思想，即用文学的客观审美意识去影射人类思想上根本性的思索。
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揭开了超越“动物性”的神秘面纱，用一种更高层次生命的本能需求来反思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它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精神的超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精彩的，有着深刻的人生意蕴和很高哲理品位的优秀小说。它用惊人的艺术画面，表现了人性的矛盾与人生价值追求的复杂性。它的审美触角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真实发现和单纯的道德评判，而直接指向了人生价值的追求。”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开“性”的神秘面纱而无法挖去心中恶魇，赤裸裸如火如荼的情欲，也正是人高层次生命本能的需要。在一个长久消失异性的环境里，经历和教育把章永璘迅速推入了性的苦闷之困境中。由于人性禁锢太久，章永璘从身体到心灵都在萎缩，丧失了正常性生活能力，彻底地落寂与自卑。他更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不等。后来作品中主人公章永璘在苦闷中自然流露出反思的迹象。
张贤亮：作家的责任与反思
作为新中国文学版图上无法回避的作家，张贤亮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著名的电影《牧马人》就改编自他的小说《灵与肉》。
一直以来，张贤亮以“反观过失、铭记历史”为己任，在文学日益走向消费主义与快餐化的今天，具有反思精神和责任感的作家则更显得稀缺和难能可贵。而作为精神消费品，文学对塑造人心却又有着无形却又无法忽视的力量。老一代的文学大师们秉承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坚守着内心的质朴信念，创作出了许多感动数辈人心灵的经典作品。也为后辈作家树立了精神标杆。
张贤亮则讲述了一个对他影响甚深的作家——巴金。
“巴金老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了一系列小说《家》、《春》、《秋》，他那种反封建的、呼唤人性解放的作品，曾经影响过一代甚至两代中国人，而在新时期，巴金老人有三个字非常闪光，这三个字就是‘说真话’。巴老在1978年写出了一系列随笔《随想录》，其中第三集就叫《真话集》。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这一批新时期的作家才能产生出来，新时期的文学才能够摆脱高大全那种写作模式的影响。”
从大师身上，张贤亮看到了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责任。
“所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要使我们国家能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
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唯有包含了反思与责任意识，才能真正撞击读者的心灵，激起读者的共鸣。才能用文学之光照亮人类思想的前行之路。反思与责任是从前的文学大师们一直在做的事，也是未来的作家们所必须牢记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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