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自11岁起发表诗作。现已出版180多部著作，是国内少有的勤奋高产的作家。早年曾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业余科普作品为多，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但真正圆了他“作家梦”的还是科普小品的创作。1959年，还在北大上学时，他写了一本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并没计较作者的资历，出版了这本书。这也为叶永烈成为该社《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最年轻的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文笔活泼，叶永烈深受出版社的青睐。二十岁的叶永烈的一个个“为什么”，被比他只小几岁的读者广泛阅读、传诵。到新版，也即第五版《十万个为什么》问世，叶永烈共为该书写了500多篇科普小品。《十万个为什么》一次次修订再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增写了许多新的“为什么”。最近，《叶永烈文集》正在分批出版之中。
一九七六年春，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月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在写了《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的第二年，完成了另一部新著——《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直到1978年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但是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小灵通”是该书中的形象。《小灵通漫游未来》完成于1961年秋，书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报道未来科学技术。《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国“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一下子印了一百几十万册，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后来，以展望新的技术革命的灿烂前景为主线，叶永烈又创作了《小灵通再游未来》， 于1984年出版,后来又出版了《小灵通三游未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叶永烈转向纪实文学的创作，写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数十部长篇。1984年后成为专业作家，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人称“旧闻记者”。主要新著为300万字的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120余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还写了150万字的长篇系列《“四人帮”传》；还有《陈伯达传》、《陈云全传》、《胡乔木传》、《反右派始末》、《星条旗下的中国人》、《五七年的血泪》、《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马思聪传》、《真实的朝鲜》等大部头著作。作品曾获奖80 余次，作品曾在美、英、法、日、韩、德、意、泰、香港、台湾出版或发表。1979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科协授予叶永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1989年被收入美利坚合众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利坚合众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4年受聘香港文学艺术家协会荣誉会员。
“2009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24日闭幕,一干名人作家带来了他们的新书和讲座。8月20日,书香节开幕的第一天,叶永烈带来了他最新修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活动结束后,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谈到纪实文学,就不能不提叶永烈的名字。但谈到叶永烈,可以说的就不只是纪实文学。从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导演、科普文学作家,到今天的纪实文学大家,叶永烈写过描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马思聪传》、《傅雷之死》、《梁实秋的黄昏恋》,第一部记录文革的纪实作品《“四人帮”兴亡》,还有“纪实摄影”作品《真实的朝鲜》、《樱花下的日本》……兜了一个圈子,他至今仍认为“纪实文学”写作这条路没有选错。
在公安部看四麻袋资料
“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涉及很多重大人物和敏感历史,一般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获取那么丰富的材料,采访到核心的当事人。叶永烈告诉记者,他的纪实文学的资料来源,一个是文献,一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早期写作纪实文学《马思聪传》,他辗转上海、北京、广东搜集文献、采访当事人。在马思聪的故乡广东海丰县,他拍下了马思聪的故居,走访了马思聪的3个堂弟,还通过县公安局、档案馆、文化局、地方志办公室搜集各种资料,特别是在公安部档案室查阅了马思聪“出逃”的档案。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全国报纸、杂志广为转载,反响极大。“科学需要探访求证,需要尊重事实,这跟纪实文学的创作是一个道理。”
而要采访到当事人,积累人脉是叶永烈成功的原因之一。当年上京查找马思聪的档案时,叶永烈就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那里住的都是穿制服的“大盖帽”,唯有他一身便装,当被要求出示身份时,同行的人一句“他是来自上海局的便衣”,给叶永烈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在那段时间,叶永烈在公安部查阅了足有4麻袋的“002专案”资料——马思聪1967年坐的是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前往美国,康生批示要重点调查此事。而他根据这些历史档案写成的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还以为叶永烈是当年负责调查自己的专案组成员。
陈伯达刚出狱就去采访
“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那次在公安方面积累的人脉,为叶永烈获取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提供了便利,比如他对陈伯达的独家采访。1988年,叶永烈通过消息人士得到了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的信息,即开始准备采访。出于程序上的考虑,公安部建议叶永烈等陈伯达刑满释放后采访和发表文章更合适,就在公安部1988年10月17日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刚满10天的时候,叶永烈就来到了陈伯达的家里。
叶永烈回忆,陈伯达起初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对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采访,第一手信息固然重要,做足功夫也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案头功夫。“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我们一见面,他就考我‘对那5顶帽子怎么看’——就是指他头上的国民党反共老手、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5顶帽子,我就如实说‘都不相信’,认为他不应该算是叛徒,至于‘托派’,我跟‘托派’有过接触,他们并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还是很不乐意拍照；到后来他就很配合了,他一直戴着帽子,因为拍照他第一次把帽子摘下来,还拍了一张他看报的照片。叶永烈说,“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与华国锋秘书联系多次
“去年华国锋去世,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录,很可惜。”
强大的人脉在采访彭加木事件时也派上了用场。叶永烈回忆,“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戈壁沙漠深处的库木都克失踪,我当时离开上海,踏上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准备换乘直升飞机飞抵茫茫黄沙之中的库木都克,加入搜索彭加木的行列,但被拦了下来,因为当时那里是我国的核基地。于是我打电话给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秘书,才进到那个地方。我进去后,采访了大量的人,获得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彭加木传奇》一书。但那本书在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
而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则是叶永烈直接联系的。极少让记者进中南海家中采访的于若木,第一次向叶永烈讲述了她早年与陈云相识的经过,还谈了她的家世,并向叶永烈出示了陈云写给于若木哥哥的信件。这封信是1939年从延安到西安辗转寄出的,收信人是英国伦敦的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信的原件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在北京的集邮市场发现的,内容是陈云向于家“家长”的自我介绍,“写得很有趣”,叶永烈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并在《陈云传》中首次公之于众。
叶永烈表示,在纪实文学写作中,不仅资料要有据可查,而且要有自己清醒的辨认:“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把握,要有清醒的脑子。我的‘红色三部曲’150多万字,在大陆、香港、台湾同时出版。这部作品系列是作为国庆献礼的,大家都喜欢看,说明纪实文学写作要非常客观。”
“我是理工科出身,做事讲究扎扎实实。我没有采访到华国锋本人,但是跟他的秘书联系过好多次；华国锋顾虑重重,一直不愿意说,他的秘书转告我说,必须得到中共办公厅的批示,这就很不容易得到了。去年华国锋去世,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录,虽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很可惜。也许我做的努力不够吧。”讲到这里,叶永烈的声音里满是遗憾。
在美国手抄《蒋介石日记》
“日记里面写到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呼的变化,很有趣。”
“原来的‘红色三部曲’里,只给毛主席的话作了注解,至于蒋介石嘛,当时我想注不注无所谓。”叶永烈表示,他这次改写“红色三部曲”,不仅加上了有关蒋介石的注解,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资料来源一是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一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蒋介石1935年的病历。
《蒋介石日记》的资料得来不易。“那里不许复印,也不许拍照,我就早上去抄,中午吃点干粮——那里也没有吃饭的场所嘛,下午继续抄。这个日记很难得,里面写到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呼的变化,很有趣。他白天跟毛见面,回来写日记又骂毛,以前是称他为‘毛匪’,后来称‘朱毛’、‘毛共’,再后来就写‘毛泽东’,最后又骂‘毛匪’,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
而蒋介石在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一事,是叶永烈通过查找存放在医院的病历得到的资料:“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过后,以为胜利在握,就在红军长征前夕带着宋美龄飞到北平休息,住在北平的协和医院。病例上记录有今天检查什么,明天检查什么,我跟《蒋介石日记》里面记录的内容对照,果然印证了他这段时间在北平‘看病’一事,这个细节是第一次挖掘出来——红军长征前,蒋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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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书市,叶永烈还会有两部新书跟读者见面,至于书名和内容,这位较真又不失可爱的老人说:“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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