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是上小学的时候，发现父亲睡觉的那个床的枕头特别高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红楼梦》，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里面还有绣像，刘心武就觉得挺有意思，刘心武的父母他们觉得他小，是不提倡他看，但是真发现刘心武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刘心武最早看《红楼梦》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十二岁。
在青年时期，应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时候看《红楼梦》就很安全，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他的一些意见，后来评红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红楼梦》又重印了，所以这个时候读《红楼梦》。但是刘心武有自己的心得，就是那种人生的那种沧桑感。可是刘心武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人情，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刘心武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出味了。
到现在刘心武觉得仍然还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说自己把《红楼梦》就读懂读通了。刘心武觉得越这样倒越好，因为如果都觉得自己就完全读懂读通了，就正确了，刘心武现在在这儿讲《红楼梦》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了，那刘心武也就不会再去读了，他就会觉得还读干吗啊？现在刘心武还要读，还仍然充满了新鲜感，觉得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
刘心武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传性、家族史特点的作品，其中的许多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而秦可卿则是解读《红楼梦》的一把总钥匙，破解了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才能了解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他认为，秦可卿的真实出身是清朝康熙时期废太子胤礽藏匿在曹府的女儿，也就是一位尊贵的公主级人物。有关她的所有疑团都与她的这个真实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从《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讲《红楼梦》的节目后，叫好声一片，骂声也不少。所有的声音中，最令他气愤的一种声音，来自红学家冯其庸和李希凡，“有人说我扰乱了社会文化的方向，感觉在给我扣帽子”。但刘心武说，自己是一个性格特别的人，不会生气，“这些红学专家的批评确实对我研究红学产生了干扰，但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我甚至从中获得了一种动力。在这些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声中，我获益匪浅，还得到了一种启发”。他录了《百家讲坛》24期节目，其中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宝玉各6讲。
说到《红楼梦》，林黛玉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的英年早逝，也让刘心武感到十分惋惜。刘心武梳理了3个经典的林黛玉形象：“上世纪40年代，《红楼梦》第一次被拍成电影，周璇扮演的林黛玉表现出清纯天真的一面，堪称经典；60年代，越剧版《红楼梦》，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突出了诗意、美丽的一面，也是一个经典；到了80年代，陈晓旭将林黛玉的古典美充分展露在观众面前，又是一个经典。如今又在举行红楼选秀活动，即将诞生又一个林黛玉。”刘心武总结说，这叫做20年一个轮回，每过20年，必然有一个林黛玉令人过目难忘。
“我做过教师，写过小说，喜欢研究红楼梦，现在则是一位退休金领取者。”67岁的刘心武这样描述自己。他个子不高，但身体壮硕；说话不快，但是一口地道的京韵京腔。
1977年12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被海内外人士一致认为是1980年代中国“伤痕文学”的先声。
“其实，现在看来，《班主任》还有很多局限，就文学论文学，它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刘心武说，《班主任》真的算不了什么，但他却被定位在了那个时代。20多年来，他又陆续写了许多文字，但别人一提起刘心武，还是绕不过《班主任》。
“这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的不幸。”说话时，他竟一脸的无奈。
难忘“文革”
多年来，长期坚持说北京话、写北京事儿的刘心武一直被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地道的北京人，刘心武觉得有些可笑。其实，他是四川人，刚来北京的时候，甚至连北京话都说不好。
刘心武祖籍四川安岳，1942年6月生于成都育婴堂。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的热情，给他取名“心武”。“心”是家族排行，“武”则带有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1950年，因父亲工作调动，7岁的刘心武跟随家人来到了北京。从此，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初到北京，刘心武满口四川话，被同学们讥笑为“小川佬”。但“小川佬”的成绩不错，从小学到中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前夕，他写了一篇“豆腐块”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当年高考期间，由他改编的一出儿童快板剧，在广播电台上播出。
这时候的生活对于刘心武来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他自己认为都不妨一试。
但随后的高考，给了刘心武不大不小的打击：平时成绩优异的他只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所有招生院校的名录中，这所学校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一位。但刘心武并没有什么抱怨：“我并不认为自己一定得上北京大学，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呀！”
于是，接下来上大学，当教师，用去了他随后的几年时光。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心武还在北京十三中教书。彼时的他，刚刚20多岁，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的“小将”们也大不了几岁。虽然属于天然应该受到冲击的教师群体中的一员，但他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以他当时的资历，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似乎都还不够格。
但“造反派”很快找到了他的把柄：当年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文章恰好被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的一篇文章还认为京剧改革虽然好，但小生等行当以及水袖等技巧也不应该取消。
于是，校园里很快出现了揭发刘心武“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学校的“群众专政小组”更是在校门口贴出了大幅告示：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当天中午的时候，一帮“造反派”的小将来到刘心武的宿舍。带头的孩子脸上带着一种明白无误的不怀好意的好奇感：“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刘心武一抬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居然是一个他曾经多次关心、照顾过的学生。这名学生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死了，为此，刘心武还曾专程去他家探望。
当天下午，因为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对刘心武的批斗会延期了。再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刘心武的批斗会居然被戏剧性地取消了。刘心武长舒了一口气，但那名带头敲门的“小将”却让他浑身战栗：除却个人的生死，世上还有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的沉沦。
这件事让他久久不能忘怀，显然这也是他日后创作《班主任》的主要动因之一。
《班主任》写出心声
1976年，因工作调动，刘心武从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转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在这里，他显然有了比在中学教书时更大、更广的政治和社会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出版社“近水楼台”的优势也让他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把握当时文坛复苏的脉动。
当年10月，“四人帮”倒台，10年“文革”就此结束。看惯了“文革”期间“三突出”作品的刘心武，已经开始有“写一点真东西”的想法了。
1977年夏季的一天，刘心武坐在自己家里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铺开稿纸开始写作。“文革”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但让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些深受“四人帮”极左思想毒害的“革命小将”。因为有过在中学教书的经历，他知道，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这类孩子并不在少数。
很快，刘心武以自己在中学教书时的经历为基础，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就叫《班主任》。稿子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刘心武自己仔细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种稿子能公开发表吗？他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
但刘心武又觉得，这篇小说确实写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在强烈的发表欲望的支配下，他决定将这篇小说寄给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
他先到离自己单位最近的东单邮局去邮寄，柜台里的女邮递员在检查了他的大信封里的东西之后，严肃地说，稿子里面一律不准夹寄信函。邮递员的“公事公办”，让刘心武很是心虚，一气之下，他就把稿子要了回来，不寄了！
从邮局出来，刘心武跑到僻静处把稿子拆开又仔细读了一遍。这一次，他竟为自己的稿子所感动，又动了邮递的心思。“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怎么样呢？”数天后，他到另外一家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之后是漫长的等待。大约三个月以后，刘心武从报纸上看到了《人民文学》的目录，他写的《班主任》赫然在列！作品发表了，刘心武立即骑上自行车跑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买了10本回来。
之后，随着《人民文学》的发行，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也越来越多，读者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把《班主任》改编成广播剧在全国播出，《班主任》和刘心武的影响就更大了。全国各地的许多读者纷纷写来书信控诉“文革”期间“四人帮”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称赞《班主任》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1979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刘心武的《班主任》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一名。
《班主任》发表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放松，又陆续有一大批反映“文革”现实的作品发表，主要的代表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引发了一场横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热潮。而刘心武因为《班主任》一文而被海内外媒体称为“伤痕文学之父”。
如今，刘心武早已赋闲在家，对于《班主任》发表之后带来的种种，他早已不愿多谈：“《班主任》一文的本身，其实写得很不成熟，无论文法还是技巧的运用，都有些粗糙。它之所以会受到欢迎，我想是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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