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岛，未必不是“他乡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访，在书展的讲座上看到北岛。他夹在两位滔滔不绝的香港学者中间沉默不语，像误入粤语大气层的飞鸟。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诗集的名字：归来的陌生人。
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对于1970年代，北岛不仅仅有怀念。他正在主编《七十年代》的第二辑，打算把作者群扩大到更广的阶层，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它肯定是一种争论，有人这样叙述，有人那样叙述，”北岛说，“正是因为各种声音加入，整个声音才更浑厚有力。”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进入1990年代，物质主义逐渐挤占过去意识形态统治的地带。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让北岛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断衰退，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牛虻，反而成为了迎合者。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了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走出北岛家，街上已空无一人。路灯像闪烁的渔火，在夜色中晃。我和摄影记者都有些犯晕，酒精像老鼠，把周围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北岛在《断章》中写到的情景。
那是1978年深冬的午夜，他和朋友们决定把第一期《今天》贴遍全北京。从小酒馆出来，他跟朋友们一个个分手，胯下的单车已走不成直线。他看见繁星树影，路灯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在黑夜中航行。年轻的诗人想起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
北岛：民族文化复兴之梦2009年10月15日 13:58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7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焦虑：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还有40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而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实现这一梦想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对中华文明遗产的梳理与重新定位，包括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矫正，让诸神复活，成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新动力。
二、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为目的，修订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汉语基础写作成为大学必修课。同时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权威机构——汉语文学院，重写文学史，编纂相关辞典及各种文类的推荐选本等。
三、废除由政府供养作家的体制，创办多种形式的国家与民间基金会，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并拓展民间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
四、扩大以民间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作家提供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机会，甚至提供在国外短期居住与创作的可能。
五、为了让翻译文学当成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专业的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稿酬，并在出版前对翻译质量严格把关。
六、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批评机制(与民间文学刊物相配合)，批评与鼓励兼收并蓄，划清严肃写作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的界限。
以上六点只是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往往都不可预测。但我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终会厌倦或摒弃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时代潮流，集体反抗将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从此时此地到2049年的中国，隔着四十年的不测风云。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说在纽约的讨论是前奏的话，那么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北岛 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岛当过建筑工人，做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做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开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个国家进行创作。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当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漂泊。
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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