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原名龚舒婷。世居福建厦门鼓浪屿。1969年开始写诗，1979年公开发表。1998年后主要写作散文随笔，其中20多篇随笔曾在“德国之声”专栏播送。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国文字，境外出版有6个语种9种诗歌个人译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
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
南方都市报：“真水无香”是书名，也是书中写您母亲的篇什，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我感受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舒婷：《真水无香》一书出版后，部分媒体称它为“舒婷首推的第一本散文集”，这是不准确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心烟》，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进了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可见我写散文也算老本行了。迄今为止，我的散文集有10来本了，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我的诗歌总量。可走来走去，人们还当我是诗人。今年全国政协会，我在北京逛商场，忽然听到两个售货员小姑娘交头接耳：11届是什么会？舒婷？不就是“致橡树”吗？哎呀，这才发现我忘记取下会议卡了。所以我常开玩笑说：“由于诗，我被当成一种专门分泌糖浆的植物。在那棵老橡树的阴影下，好多年来我都觉得呼吸困难。”
我的那些散文集出版之后，通常都能加印一点，至少出版社不赔本，当然都不可能是畅销书。我一般不接受出版社和编家们的善意提议，从旧作中洗牌，分解出若干篇目，以母爱、友情、乡情等主题重新编辑，进入各类丛书，所以我的个人集子在中国辽阔的书市就不多见了。由于多年短诗的即兴创作所养成的无计划无主题先行的习惯，使我在写散文时同样触感即发，无味辄止。等存货渐渐初具规模，碰上投缘的编辑，就出仓了。
惟有《真水无香》一书是预先把舞台布置好的。想要为自己生存的地域写一本书，是多年夙愿，深知会是一条漫漫长途，望之生畏，自觉笔力不逮，准备不足，迟迟不敢为自己架辕套辔。2002年率先登台的是动物系列，在一个专辑下分几则短文，这种形式较能发挥我一向擅长的短打风格，突出生活化的诙谐，不至于让读者和自己太累。再后来就是同类型不同专辑的长文分段登场。比较困难的是鼓浪屿历史人物，当我把素材准备好了，才敢踏进水深火热之中。
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应红，她耐心等待了五年，从不催促，一直关注着，在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鼓励我，说些夸奖的假话来提气。去年母亲节之前，我接到一家杂志的紧急约稿。当时正为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紧锣密鼓，焦头烂耳，苦于腾不出手，与应红唠叨，她说：你妈妈不也是鼓浪屿女人吗？咦，对啊！我可以把它纳入本书的布局中。于是，母亲的这篇文章完成最为迅速，几天后便从邮箱发走。那家杂志的朋友立即短信回复：“很抱歉这篇约稿让你经受那么大的痛苦！”他是怎么知道的呀？说实话，很多时候是流着眼泪，不及擦一擦(太煽情了吧？)不绝手地敲着键盘的。
西方人说“妈妈的国家”是祖国：“妈妈的语言”即是母语；鼓浪屿对我而言，也可以是“妈妈的岛屿”。
用“真水无香”做篇名，因为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鼓浪屿女人，却是真女人。我曾经在《水仙》一诗中写过：“人心干旱，就用眼泪浇灌自己。没有泪水这个世界就荒凉、就干涸了。女人的爱，覆盖着五分之四地球哩。”
取“真水无香”为书名，是因为鼓浪屿这样的小岛，游客只用两个小时游览是不够的，闻不到它的特殊香气。只有住下来，它那不可言说的美才能徐徐展开，心神浸浴其中，像被水洗过那样获得澄澈宁静。
南方都市报：这个小岛似乎是你的生活基地。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一些是跟随都市化的步伐，进行的欲望叙事和符号化写作，另一些作家则是回归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家园。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生活基地在写作中的意义？
舒婷：我个人深信，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否认。好像胎记，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得见，也不用经常伸手去确定，它终生都在自己屁股上。
作家在他的生存环境中，摒弃什么？亲和什么？融会了哪些因素？又蒸发了哪些成分？除了我们常说的地域文化的制约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家族遗传。甚至气候的细微变化，对于风格与性情都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过鼓浪屿的朋友总是感慨着下结论：“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出诗人。”人们形容土壤肥沃时，常说“插一根木棍就能生根开花”，我不就是那一根幸运的木棍吗？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我知道自己并无才气，读书不多，先天与后天注定了是平庸之辈，写作对我，大概只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生活方式罢。
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
南方都市报：在写动物的部分，你描写了身边的流浪猫、狗、金鱼等，但感情克制。现在的不少人，尤其是女士，对宠物充满了宠溺之情，甚至把宠物当作生活伴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人和动物的关系？
舒婷：我自认非常热爱生物，也就是动物和植物，曾经梦想到西双版纳密林里去考察哩。1989年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几乎人人野花满怀。他们都很好奇，因为只有我坐在密草里不折一枝花，很不像女人吧？当然，这些鲜花今天不采，明天就谢了，可是它们辛苦一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灿烂吗？前年在海南的华南虎养殖场，我曾经心血来潮，被人怂恿抱了一头小华南虎拍照。小虎崽在我的手臂里簌簌发抖，森林小王子内心的恐惧与屈辱感同身受。我后悔死了，发誓今后再不要这样强行对待动物。
我一向认为鸟有鸟道，鹿有鹿径，人类与动物应该平行生活在地球的各个不同区域。当然，由于人类自身的施虐，使得许多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只有本着挽救种群延续和改善其生存环境，才有权介入到动物的生物链去。
我在书中已经强调了，由于现代生活的荒漠化，致使宠物的地位上升，成为现代许多家庭的当然成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让我羡慕。我也梦想养一头大狗，齐腰高，不谄媚不乱吠，忠诚而不失个性。梦想归梦想，想到必须对一条狗负责终身，自觉气力不够也就罢了。如果工作压力很大的女朋友看我的书，我总是推荐她们读一读写动物的这些章节。我想，怀着友善、欣赏、大度与戏剧化的眼光，谅解这些小小入侵者，认可造物者赋予它们的生存权利，就能把烦恼变成乐趣，化宿敌为小友，与自然界同步和谐，心情不就快乐些轻松些？
南方都市报：环保问题是当下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本书中也有关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它对家园的侵蚀和毒害已经如此直接？
舒婷：1985年我在德国汉堡港的船形餐厅吃饭，踩过颤悠悠的缆桥时，有汉学家指着如墨的海水开玩笑：“小心啊，掉下去可就不用救了！”1999年我再到汉堡港，海水已经碧蓝，鸥群翩飞，有人在岸边钓鱼。翻译告诉我，那鱼还是不能吃，钓上来亲一下又放回去，纯粹过把瘾罢。我从柏林回国之前，汉学家马汉茂问我，你最担忧的是什么？也许他想要关心的仍是那些创作自由的老话题，可是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我以为我一定不能适应国内势不可挡的防腐剂、农药、激素等等慢性毒药。说实话，一回到国内的大环境，慢慢就麻木了。当时马汉茂还安慰我说，战后的德国也是同样的糟糕，需要有时间和过程来忏悔与补过。
我深知我国的环境损害程度已经何等深重，有些缺失与黑洞，是花多少钱经多少年都无法恢复填补的。庆幸的是，目前环保问题已经进入公共热点。即使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它流于公文、止于概念，或者变成时髦的话题。但是，环保即是保卫生命、保卫子孙万代，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最为一致的共识。慢慢做起来吧，一点一滴，从拧紧水龙头到关闭小煤窑，从无纺布袋到退耕还林，诸如此类。
遗憾的是，近年来，鼓浪屿的人文气息正在消耗与流失，让老鼓浪屿人十分心痛。环保不仅仅针对水源、土地、野生动物的保护，还要及早对维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出长远的规划，真正的负责到底。
宗教和爱情一样，是非策略的，无法强求的
南方都市报：就个人的趣味而言，我最喜欢书中描写人物的篇什，感觉写这些人对于作者而言，既是缅怀，也是自勉，是这样吗？
舒婷：这是我能预知的。男性读者几乎有同样的批评。有人更直接：“如果能去掉那些花花草草，就更好了！”耐心点吧，我的朋友。就像鼓浪屿家家户户阳台上鲜花怒放，庭院里鸟羽如织，枕边涛声不绝于耳那样。正是特殊地域里的风花雨月，培育了鼓浪屿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调，养成淡泊自甘、冷暖自知的文化知性。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本来不把历史人物当作重心的。后来他们一个个出场，自己就站到舞台中央去了。张圣才、颜宝玲、曾志学，如果展开来写，无疑每个人都足够一部长篇小说。尤其张圣才的传奇故事，拍一部电视剧绰绰有余，却也不在我的计划里。已经有厦门作家赖妙宽写作并出版了林巧稚的长篇小说《天堂没有路标》；以黄奕柱(黄萱的父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鼓浪风云》，则出自另一位女作家泓滢的笔下。今后，会有更多的笔触，伸到鼓浪屿的历史烟云深处去。她们比我更有才气，准备得更充足，必定更加丰富精彩。
缅怀？当然，当然！
自勉？这般天时地利人和的造化产物，岂是靠自勉能够修得的？抱憾终身吧。
南方都市报：在写《真水无香》中的那些传奇人物，如黄萱、张圣才、颜宝玲时，你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显然在于他们精神成长的根源，鼓浪屿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你找到答案了吗？
舒婷：很小的时候，乘渡轮过海，就听家人说：一船的人，哪些个是鼓浪屿人，一眼可以辨认出来。那时候，以为只是鼓浪屿人的家教好，类似“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吧？后来慢慢看出来不只这些举止的教养，衣着的品位，还有眉目之间的气质，再后来感受到更多的是行为和神态后面支撑的人文理想与传统精神。本书正是想从鼓浪屿的生存环境，包括亚热带气候、海洋、台风、花木、鸟虫、音乐、建筑与宗教等等方面，来追根溯源。通过描述几位我比较熟知的老人，集中体现鼓浪屿的整体风貌与精髓。
鼓浪屿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如果读者能够从本书中找到部分答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之所以说部分答案，是因为至今，我自己仍然有不少迷惑不解的地方，这才是鼓浪屿最神秘最永久的魅力。
书成之后，我每每觉得惭愧和遗憾。再给我五年时间也许会做得更好？也许到那时，更加不敢出手，终于胎死腹中也是有可能的呀。
南方都市报：张圣才的人格与颜宝玲的风姿形成，似乎都与信仰密不可分。信仰曾经是时代生活的第一关键词，现在却似乎退居二线。这些年来，对于信仰，你有怎样的认识过程？你信仰什么？信仰对于生活具有怎样的意义？信仰对于写作有怎样的意义？
舒婷：张圣才、颜宝玲、殷承宗、许斐平等岛上文化名人，都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颜宝玲的折殒，便是不能忍受宗教信仰的崩溃；殷承宗的名满天下，教堂音乐对他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小小鼓浪屿，有好几所教堂，每年平安夜，都有许多人过海来祈祷，唱诗班甜美的歌声把整座小岛浮托起来，好像更加接近星空。
我还被外婆抱在怀里时，就开始随她去做礼拜、领圣餐，许多支颂诗因此耳熟能详。如果遗失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比如户口本、布票，小孩子嘛，就会很功利地使劲祈祷：上帝啊，如果下午之前能让我找回，我就真心皈依你！这样的讨价还价，上帝通常不予理睬。还因为必须把手放在圣经上，遂总是不敢对外婆撒谎。等等。“文革”期间，因为上帝没有庇护到我所爱的人，让她们一一受尽痛苦，我对宗教再不抱任何幻想。
我和丈夫都有同样的遗憾，就是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碰到过不去的坎只好自己扛着。也许下意识里还是比较的宿命，会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吧？在写作上，可能会缺失一种连贯而稳定的精神走向。我的作品总是这样浮浅，潜摸不到深层本质，检讨起来，也许便是缺了那一口气？
但是，宗教和爱情一样，是非策略的，无法强求的，更是不能玩弄的。
目前，写作是我尘世的信仰。
“快”字成了每一个人脑袋的紧箍咒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如雨后春笋，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怎么看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舒婷：大力复兴传统文化，表明我们现在精神、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出现某些匮缺和沦丧。在现代理性关照下，完全可以从中找到积极、合理的可利用部分。例如重新解读古代经典，不断“为我所用”，还是能够做到恒久常新。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要看到两者冲突的一面，更要从中挖掘可修补、可平衡的资源。因为并不是一味的“现代性”下去，就是绝对的正确与进步。在人文领域，进化论靠不住。某些看起来太老的价值观，其实并非完全过时。例如“礼义仁智信”，重新启用，赋予新意，让它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活性。
南方都市报：据说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许多人生活的速度超过了生命的速度。读这本书，感觉在一个“快”的时代，你却在“慢”下来，能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舒婷：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快”字成了每一个人脑袋的紧箍咒。“快洗”(照片)、“快运”、“快递”、“快餐”……为了更快些，把文字也省略了。各种新事物新名词被编码排列，迅速进入社会生活，比如卫星定位仪，省略为“GPS”，让我老是背诵不过来。我还经常把MBA和IBM混在一起，让儿子嗤笑。不料，现在又有人告诉我，比MBA更牛的专业是MPA，叫公共管理。哎，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是让人心慌，潮流湍急，你如果身在其中又没有明确的定位，必然会摇摇晃晃，乃至被冲垮毁灭。你如果逃避到岸边，又生怕被忽略被陌生化乃至被彻底遗弃，甚至与最亲密的儿子都无法沟通等等。
快，标志着先锋、前卫、时尚和突破。而慢，意味着回眸，挽留，守候，也意味着某种抵抗。
受小岛几十年慢节奏影响，我仍然维持着一种不慌不乱的脚步。平和、低调、戒急弃躁。自然，我的敲键盘工作，也与一挥而就无缘，宁可再慢一点，也要想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文学评论中，一直有事关国家民族的大题材，与家长里短的小题材之别，你曾在诗作里向国家民族发言，又在散文里对家长里短津津乐道，你怎么看这两种状态？
舒婷：在我写诗的那个年代，我最早被批为“小资”情调，后来，被“平反”升级为代国家民族发言。诗歌评价中反差之大，并不能对我产生影响。我不大关心外界的评价。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赞美或厌恶，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就算长大了去做整容，那胚子那基因仍然无法变更的。
也许，在诗歌中我的确张扬了理想主义；而在散文里，我更关注生活化？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愿也不能在我的新裁布衣下，露出旧装的锦袖。如果它们暗香相逸，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来自本能，并不认为仅仅是家长里短或者生活气息。关键是，你与你的同代人、你的父老乡亲，你的老读者和新读者能不能获得共鸣，并传达出你最个人最独到的感悟。
南方都市报：你阅读当下的诗歌作品吗，有什么感受？
舒婷：我很少阅读当下诗歌作品，主要是，我右眼高度近视1800度，左眼黄斑裂孔接近失明，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在缺少诗歌阅读和暂停诗歌写作的情况下，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保持对诗歌敬畏最简单的方式是：洁身自好。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位写过让人传诵的爱情诗篇的诗人，能否谈谈你现在对爱情的感悟和思索？
舒婷：爱情观念肯定会随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更发生变化。但爱情中那些基本品质，如真挚、深沉、无功利、内质、牺牲等等，是永远值得推举的。
爱情是“情感文库”中最美妙的一种，属于难得的高峰体验。爱情经过岁月的淘洗，可能慢慢转化为责任、义务，最后几乎成了骨肉之情。
现在年轻人主张爱情与性爱可以完全分离，我是老派人，虽不以为然，却不会强求下一代。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成为怎样一个母亲？孩子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舒婷：我曾经对儿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失恋、伤病、过失、吸毒、战争，我都将义无反顾保持精力和信心，为你的康复与你一起努力斗争。任何时候你感到孤单，渴求温暖，你都会看到身后有我，你从不远离永不失望的母亲。”
和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仅仅是我的期待。我和众多母亲一样，常感觉到失败，很是沮丧。但是我立刻又会振作起来，因为我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放弃。
孩子对于父母是果实，果实成熟了又回到土地，长出另一棵具有同等权利的独立大树。与之并肩，你应该骄傲，不要因他离开腋下而失落。
南方都市报：这两年，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话题一直很兴盛，有人评价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是现实主义，你怎么评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在你的生命和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舒婷：去年底以来，就“八十年代回顾”这个话题，不断有杂志和报纸的编辑来约稿。这个题目对我个人而言，引起思绪万端是真的，不能落笔也是真的。因为那些个发生离我们太近，近到我们都花了眼，很难客观地真实地评价它们，甚至叙述起来都感到不能冷静。
1981年，我在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写道：“理想使痛苦光辉”，用“理想使痛苦光辉”这句诗来概括彼时状态，我想是十分恰当的。责任，担待，为正义吁请、人性、爱、自由，统统都是因理想而萌动。这一诗句，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我诗歌创作的引领。
南方都市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你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舒婷：人慢慢老了，笔渐渐钝了，外面的世界越加精彩了。精彩得和你没有关系。
于是，继续安安静静孵自己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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