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本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先后就读于中兴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等。旅居美国，任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著名诗人，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曾获青年文艺奖、中山文艺奖、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等。
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见到郑愁予先生时，他刚到香港，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堆放着书刊杂物。我们的手上提满生活用品，出校门，打车来到郑愁予的住所，此地背山面海，环境清幽，名为“沙湾径”。
从耶鲁大学退休以后，郑愁予近年多在金门与香港两地任教。他说：“我喜欢旅行。”半个世纪以前，他以一首《错误》誉满诗坛：“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顿时被誉为“浪子诗人”。郑愁予则认为自己的诗作中蕴含“无常观”：“正因感悟人生无常，而衍生悲悯心和任侠情怀。”他淡淡地提起，从前谈诗，常常提气质，常常说气质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
郑愁予并没有把诗理说得太玄，更多的是讲故事，这些故事都可入诗。童年时接受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的故事里一以贯之。读书时代见到人间不平事，他化为诗篇，即使快离开大陆时看到外国的军舰，也是满脑子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初到台湾，依然看不惯政治上的恐怖，到了快离开台湾时，本来同行的陈映真被捕，让他义愤填膺。他铿锵地念起诗作《赠一位同年游美的旧友》。
早年一路“流浪”，中年以后在耶鲁大学的教书，生活才算安定，郑太太也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提起耶鲁大学的傅汉斯和张充和夫妇，他说：“我们非常接近，住在同一个城里。张充和唱昆曲，现在有她这种修养的人很少了。”而对曾在耶鲁大学教书的余英时，郑愁予认为：“余先生研究儒家的思想，其实他的性情是道家的性情，他对做官是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功利思想。他不是那种死板的人，喜欢文学，写旧体诗、书法，喝茶，唱戏，下围棋。”
闲谈中，郑愁予对两岸的情况相当了解，他说：“在许多场合我还是表达意见。”而谈起在美国的前辈们，不免感伤：“听说纪弦在旧金山中风了，赵如兰中风了，唐德刚也中风了，不知近况如何……”
“俄国小说对我的影响最大”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抗战期间，随母亲转徙于内地各地，在避难途中，由母亲教读古诗词。15岁开始创作新诗。
南方都市报：抗战对你的童年影响大吗？
郑愁予：我常说我是“抗战儿童”，4岁那一年在南京，家父是军人，在陆军大学当学员。那一年，他从学校毕业，就派到前线去了，所以我跟母亲就到山东去了，大概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两个多月。到了山东，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红叶，觉得很稀奇，可见那离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很接近。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你到了很多地方？所受的教育怎么样？
郑愁予：是，山东、河北和内地很多地方，我小学在数不清的地方读过，也在乡下私塾背古文。因为在读中学的时候总是跳级，有些数学就没读过，考学校的时候就吃亏。但是在文科方面毫无影响，反而是自己有机会多读书。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对古典诗词感兴趣吗？
郑愁予：我小时候就喜欢诗、词，我背诵得多的是词。姜白石的词我很有兴趣，后来我喜欢长调，辛弃疾我最喜欢。我性格中豪迈、婉约两方面都有。
南方都市报：当时了解新诗吗？
郑愁予：我伯父的儿子有很多手抄的新文学的东西，我如获至宝，全部都读过，但我比较欣赏诗，当中有冰心的作品。后来有机会找到新诗，就读新诗了。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怎么去了北平读书？
郑愁予：家父是军人，抗战期间有一段时间他在张自忠的部队，后来部队改编了，他就去陆军大学教书，教战术，这是他的专长。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部队里，我们那时候都到了北平。我真正开始练习写作是在北平。我到北平就跳级读中学，因为是军人的子弟，有一个特别的优待，可以挑学校，后来就挑到一个当时最好的市立第五中学。他们给我看国文教科书，我一看就觉得太浅了，当时我已经读了很多古典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所以国文的程度相当不错。那么，我就说我至少要读二年级，一跳就到初中二年级。
头一天上英文课，我完全没有见过英文字母，可是二年级英文课已经蛮复杂了，这个使我非常困难。后来我就苦恼，常常逃课。我就转到一个英国教会办的学校，老师都是英国人，上课很多都是用英文上课，而且是住读学校，目的是使我能够借机会练习练习英文。可是这个策略也有问题，因为那时候我的同学的英文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平常走在路上都是用英文交谈，有时候和别的学校的人也是用英文交往。所以我没法跟同学打成一片，尤其上课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读中文的诗集。那个学校虽然不大，学生很少，图书馆还不错，所以中文的新文学的作品，我都读过。我最有兴趣的是读翻译的作品，俄国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如果我写诗的话，用的是诗的意象，如果写散文，仍然受翻译的俄国小说的影响，常常写长长的句子，复杂的术语和描述混杂，像俄国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样子。诗的语言需要简洁、直接。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郑愁予：这时候，因为我在学校里读书，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我的英文不行，我的老师每天就说：你要求主帮你，开你的智慧。每天早上起床，六点半做祷告。后来我就很喜欢做早祷，唱诗，老师欣赏我唱诗的能力，让我做领唱。我慢慢就进入基督教的教义。我读基督教的历史，知道基督徒被迫害，能够在几次被杀戮的情况下茁壮起来。罗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是”的话，刀可能就砍下去了。我非常受感动。
南方都市报：1949年的时候，了解天下的大势吗？
郑愁予：我懂很多了。那时候北平学潮汹涌，北大、清华、燕京的学生参加活动。我在1948年暑假的时候去参加北大的青年文艺营，那时候学校管得比较严，一个礼拜学生不能离开一步，我们从学校里跳墙出去，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参加游行。
我们办一个壁报，名字叫“处女地”，取自屠格涅夫的诗句：要耕处女地，必须深深地犁。思想左倾，是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出发，充满了仁义心。我们去煤矿看矿工的生活，所以我在北大的暑期练习写作的第一首诗就是《矿工》，第一句就是：“你一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画了十字架。”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生活的经验，我得到人类历史思维方面的思想是十字架、牺牲。老师很喜欢，他说：你这诗很有意象，这个十字架就是工人挖地的十字镐。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到台湾？
郑愁予：我父亲那时候跟随傅作义将军，曾经做过代理参谋长的职务，共产党的部队打过来了，撤退来不及了。整个东北、华北全部撤退，到1948年的年底，战况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把我们送出来。
到武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外国的军舰，那时候满脑子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民族主义加上人道主义，是我年轻时写诗的最基本精神状态。后来我们全家到广州，最后从广州去了台北。那已经是1949年的夏天了，我16岁到的台湾。
作品里都是人道主义思想
1949年郑愁予至台湾后，先后毕业于新竹中学、中兴大学等学校。郑愁予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写作，其作品受到纪弦赏识，成为现代派诗社重要成员。郑愁予曾获青年文艺奖、中山文艺奖、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及“国家文艺奖”，多次当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在台湾读了好几个学校？
郑愁予：我的中学读了几家，大学读的也不是一个学校。我到台湾时有一个广西大学的转学证明书，我先到台大借读，但是他们说借读生在1949年3月就截止了，不收了，因为过去有很多大陆的学生转学过来，有很多被派来的地下党学生，左派学生，他们抓还来不及，就不接受了，所谓“白色恐怖”嘛。他们说你可以随班读书，没有学籍，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我最喜欢的是建筑学。这没关系，我到台大就参加土风舞社，我在北大暑期学了很多土风舞，参加了新读书会，老的读书会被认为是左派的，抓了很多学生。学校设了一个陷阱，你参加这几个学术团体就认为你思想左倾，你喜欢乡土民谣喜欢土风舞喜欢新诗，就认为思想有问题。我和别的同学有左倾思想、人道主义，那时感情是很真诚的，大家在一起，非常亲密。
后来我进了新竹中学的高中三年级，那时候考试很费事，我没有学过数学的三角学，考得不好，新竹中学特别注重数学，当时是台湾最好的中学。考大学时我先考了一个学校，叫行政专科学校，两年毕业。这个学校是台湾省立的，培育行政人才。后来行政专科学校变成法商学院，我是在行政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就去服兵役，回来以后，法商学院成立了，我才到法商学院读书。我白天工作，夜间读三年。但是读了两年之后，法商学院变成中兴大学，现在这个学校又改成国立台北大学了。最后读了五年，校名改了四次。
南方都市报：许倬云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都谈到，1949年之后在台湾受的教育还是相当不错。
郑愁予：我在新竹中学读书时，有个国文老师是国学家，他教国文时是很注重传统的，他觉得白话何必去教，有兴趣就去看好了。我在大陆读书时就踢足球，到了台湾我也踢，那个老师刚好是我在大陆时的老师。我一直对体育运动很有兴趣，我到现在还热爱运动。
南方都市报：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做什么工作？
郑愁予：我在大专毕业是19岁，服役军官出来是20岁，后来选了会计统计科，我想离文艺远一点的，因为我知道徐志摩就是学这个的。我觉得徐志摩学这个东西，后来居然可以成为诗人。徐志摩就说：我居然可以成为诗人，那是想也想不到的。因为他的祖先从明朝以后查起来，没有一句诗可以流传的，他在十几岁以前，无论什么旧诗、新诗，一概没有读过，他家里是搞钱庄的。他出国，在两个大学都是学财经。而郁达夫是学统计学的。这个大概跟写作最没有关系了。所以我学了会计统计，毕业以后，考及格了。
我的同学第一志愿都填台湾银行，我就选了基隆港务局，我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唯一的目的是要去海港。我写作完全是自发的，后来发现写诗的人都不是学文学出身的，学文学出身的人写出来的诗特点少。我在基隆港务局主动要求和码头工人一块干活，非常快活！我有时候带着本子对着海，写诗。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郑愁予：我到了台湾，政治上压力很大，我的诗集都被烧掉了。在行政专科学校的暑假，当时组织一个大专同学军中服务队，我喜欢旅行，就参加这个，有机会去澎湖。到了澎湖的军队里，简直让我难过得不得了，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有一批是从山东整个学校撤退出来的。整个中学说是要到台湾去读书的，结果全船送到澎湖，在这里入伍当兵了。澎湖也是前线，很苦恼，看到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在读大学，来给他们“服务”。“服务”什么呢？有的人唱歌跳舞。我跟他们聊天，很难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写东西，不能看了这种凄清的场面无动于衷。后来才开始写东西。
那时候在军队里受一个人的影响，就是孙立人，他是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我们的教育班长等于是老师一样，是孙立人训练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真是了不起，战绩第一流，纪律第一流。孙立人是第一流的将军，第一流的老师，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有一次他来了，召集我们每人带一个小板凳，坐在大操场上，他在台上演讲。我们以为他会讲什么训词，没想到他讲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孟子，孟子是讲仁义的，是主张和平的，讲起来很有道理。后来蒋介石把孙立人整掉了。蒋介石一生没有做太多害人的事情，他最糟糕的就是用自己的亲信。蒋介石的失败是整掉了孙立人，蒋经国的失败是起用了李登辉。
我受孙立人的影响，当时对自己的左派思想有所检点，那时候我非常清楚大陆的情况。首先是胡风被整了，绿原是胡风派的大将，这被整的一批名单我看了，很伤心。后来1957年，艾青受放逐到北大荒，我觉得这太没有道理了。我首先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感染，人道主义也是要有方法实现才行，而不是存在脑子里。于是我开始写作，我的作品里都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现在大家都说50年代是台湾新诗得以蓬勃发展的时代。当时覃子豪先生和纪弦先生两边关于新诗的论战，你了解吗？
郑愁予：我知道，双方都有我的朋友。1953年我写了第一首诗《老水手》，是投稿的，后来都是别人来要。
覃子豪先生写信给我，纪弦先生写信要跟我见面。我去见了纪先生，他们看了我的笔名“郑愁予”，看了我写的作品，以为我是哪一位前辈诗人。可是当他看到我在军队里剃一个光头，他说：“郑愁予，居然像个中学生！”（笑）纪弦先生对我的影响相当大，他在语言上比较开放，他跟艾青是同一代人，艾青的语言是自由开放的，其实里头很有张力，不是随随便便的白话文。许多人写的诗押了韵，依然松松的，没有张力。艾青的诗并不押韵，但是有张力。纪先生也是这样，本身是自由体，但是有张力，他主张不押韵，但是把张力掌握住。其实就是从楚辞的传统演变过来，开始有咏叹的调子，这大概是我的诗的来源。
在纪先生之前，我们都读过一本书，叫《现代诗论》，翻译过来的，我们都学这个理论。但我一直觉得诗是写出来看的，理论只能了解一下，所以我相信：气质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
基本的调子就是“无常”
1968年，郑愁予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后获爱荷华大学创作艺术硕士学位，继续入读新闻学院大众传播博士班。1985年获耶鲁大学无限期续聘，后任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1994年开始与孙康宜教授合教中国现代诗通论。近年来，郑愁予在金门和香港等地高校任教。
南方都市报：1968年怎么会去爱荷华大学？
郑愁予：本来应该1967年去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第一届成立，是请我去的，痖弦是1966年去的，后来延长了一年。正好1967年我儿子出生，我没有办法去，于是我1968年去了。1968年他们也约请陈映真去。
南方都市报：陈映真那时候能去吗？
郑愁予：那时候可以呀，就是他在办手续的时候被抓起来的。否则1968年我就跟他一起去了。
南方都市报：陈映真当时在台湾是不是以“左倾”闻名？
郑愁予：那当然，他是公开的，明言不晦。第一次是判他死刑啊！那时候说他有组织地散播反政府的言论。我有一首诗是写给陈映真的，叫《赠一位同年游美的旧友》。从年轻时受人道主义的影响，到后来受法国的“左派”、“右派”思想的影响，左左右右，但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永远不会改变。陈映真不会改变，他的政治立场也不会改变。有人的人道主义立场不改变，但是政治立场会改变。有的政权不实行人道主义的话，那就会受到反对。
南方都市报：你在爱荷华大学读什么？
郑愁予：我唯一读文学，就是在爱荷华大学英文系的创作班，那是安格尔很多年以前创办的。台湾的许多作家在那边拿到学位，首先余光中在那儿读书，他那时候一年就读完了。我们后来要读两年，48个学分。在那儿读了硕士学位的还有叶维廉、杨牧、戴天、王文兴、白先勇，后来都去教书，只有叶维廉、杨牧再去念文学的博士学位。我去爱荷华大学以后，台湾吊销了我的护照。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郑愁予：因为保卫钓鱼台运动，我是爱荷华大学的保钓会主席，连做两届。第二届的时候是主张台湾和大陆统一，保钓运动变成统一运动，其实我是主席，可是我主张保钓优先，统一以后再谈，如果先谈统一，那得谈多久啊？保钓是急务嘛。但是台湾照样吊销我的护照。
1979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打电话给痖弦说要回来奔丧。痖弦有一个部下的父亲是在“外交部”做事，就去商量了，后来打电报到纽约的“领事馆”，在我护照上盖个章：暂准回国。回来也很麻烦，还是和痖弦、他的部下去“外交部”，“外交部”的一个科长说：要不是你父亲死，还不许你回国呢。我站起来就走了。这是很奇怪的想法，连回来都不让我回来，我回来受刑不行吗？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从爱荷华大学去了耶鲁大学？
郑愁予：我在爱荷华待了五年多。在新闻班念博士，要做论文的时候我去耶鲁大学，从1973年开始在耶鲁大学教书，我就不愿意动了。耶鲁大学让我觉得好的就是图书馆，我非常喜欢图书馆。我在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有一个课是教博士班，教了三十年，是教研究中文方面的内容。我还教小说，教了十几年。我走了，可能现在苏炜在教这个。在这个环境里教书，我是一个负责的老师，如果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也不行。这样的话，我也觉得蛮舒服，而且我太太在图书馆工作。我们两人上班下班都是一起的。在耶鲁大学三十多年，我现在还保持一个办公室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教中国文学，学生多吗？
郑愁予：研究生不多，或者是华侨的学生，本来中文程度不错的。我也用英文教中国现代诗，因为用中文教，学生少，简直没有意思，用英文教古诗还好一点，现代诗用英文教，很难表达那种节奏感、细腻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教学，对你理解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郑愁予：在大学里看不出当前很快的变化。在美国，不教最近的新作家的作品。英文系也是这样，不教现代的、活着的人、流行的东西。只有在（上世纪）70年代反战以后，才把现代诗人的作品搬入课本，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在美国大学教学，你要花很大的精力，用心机去取得永久教学的位置，这是很困难的。至少你要不断地出书，写些个甚至自己都不见得喜欢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跟在大陆和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郑愁予：完全不一样。首先年龄不同，在大陆是少年时代，没有什么规划。在美国有家庭，有许多责任。这跟人生观有关系，我从年轻时写诗，就是“无常观”。以前人家说我的诗是浪子的诗、游侠的诗，其实基本的调子就是“无常”。这也是我自己遇到事件以后，把这些想法提炼出来的。有什么成就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呢？没有。如果有的话，更怕消失。这是佛家讲的“业”字，“业”有时候就是你成功的事业。一个人取得成功了，那很糟糕了，永远揪着心，不能够舒坦。
南方都市报：许倬云先生讲，他到50岁才体会最大的全人类、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
郑愁予：我现在想做一个自由的人，想找到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中国人，那我在哪里生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生活在中国，而不是一个自由人，还是没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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