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五十五年前写下的诗作《错误》，直到今天仍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十七日，郑愁予结束他的“八闽之旅”，踏上归途，而响彻了半世纪的“达达的马蹄”，越过了浅浅的海峡，继续在海峡两岸传诵。
二00九海峡诗会十一日到十六日在福建福州、厦门、漳州等地举行。继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洛夫、席慕蓉等曾应邀参加往年的海峡诗会后，郑愁予今年也来了。这位在海内外华文诗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七旬诗人，跨越海峡，来到福建参访交流，与大陆诗歌界、学术界同行及仰慕他的朋友谈作诗，谈文学，谈理想。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愁予曾多次被评为台湾“最受欢迎作家”，《郑愁予诗集》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
刚见到郑愁予时，这个满头银发、戴着副墨镜的老人，难掩旅途的疲惫。但他欣然接受记者的采访，一丝不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不时还会主动提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
海峡诗会上，谈论最多的还是郑愁予的那首诗作《错误》，郑愁予更多参与的还是“以诗会友”。“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段经典诗句在本次海峡诗会上不断被人诵读，就是他本人也曾登台倾情演绎。
作为一个诗人，郑愁予在福建师范大学发表了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汉语现代诗”的演讲，结合自己创作经历，谈了人道主义基本精神对自己的影响，同时说明古典诗词基型的传承。
郑成功第十一代孙，是郑愁予的另一重身份。因此，他与福建有着扯不断的渊源。他说，那是“没有办法抓出来、看得见的情感的联系”。之前，他已去过郑成功故乡南安石井，感觉到了来自祖先故土的“一种磁场力量”。
在海外漂泊四十年后，几年前他把户籍落在了与厦门隔水相望的金门。很喜欢金门的他说：“我写过一首诗叫《桥》，就是希望金门先成为一座桥梁。一九八八年我曾和一位摄影家朋友到过福建，去了很多海港，看到很多金门的渔民与福建的渔民早已在交往，这种往来就是民心民意，是挡不住的。”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刊于1980年4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它清新活泼，明朗而耐读，是老少咸宜的童歌，是郑愁予──也是新诗──的最佳作品之一。愁予诗风，一向轻美如轻音乐。从前的诗轻柔得有时带点消极，这首《雨说》则轻快而富积极意义，其气象已不限于轻音乐了。
全诗共有八节，第一和第七节各长八行，第六节长五行，其余每节四行。第一节说春天四月之际，大地等待雨的降临。第二节写雨轻轻地来。第三、四节说雨希望地上的人不要抗拒它，而要迎接它、亲近它。第五节写大地得到雨的滋润。第六节说雨在笑中长大，因此第七节中，雨希望大家也笑，勇敢地笑。第八节说雨降落在大地上，大地结出了果实。
这雨不是波勃狄伦（Bob Dylan）的《苦雨》（hard rain），而是甜甜地叫着孩子乳名的、使大地长出甜甜的苹果的甜雨；不是余光中春寒料峭的《冷雨》，而是充满“温声细语”、充满“爱心”的暖雨；不是范仲淹“连月不开”的霏霏“淫雨”，而是脚步轻快、其润如酥的喜雨。这雨滋润大地，使万物欣欣向荣。这雨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充满快乐的四月，而不是艾略特所抱怨的“残酷的”四月。这雨“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又亲近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歌声，这雨使天地人和谐交融在一起。这雨带来的春天，是纳斯鸟语花香的“甜蜜的春天”。傅莱那“典型春天”的美好事物和气氛，这里都有了。
郑愁予笔下这雨，为人带来了希望和幸福，最后为此捐躯，在土地里“快乐地安息”。此诗的主题，非常光明、积极，可以说是“健康”的。这种主题的作品，有益世道人心，当然值得提倡。不过，我欣赏这首诗，着眼点与其说在诗教，毋宁说在诗艺。《雨说》一诗，固然标志郑愁予在主题意识上的转变，更显示他在艺术技巧上的执著。满篇诗教，了无诗艺的东西太多了。《雨说》做到两者合一，而其成功的关键，显然在诗艺。
拟人法的运用，使此诗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田圃、牧场、鱼塘、小溪都有生命，因为都会等待。雨是诗的主角，当然更活泼了。我们看到雨走着、呼唤着，是多么可爱的春之使者!雨引领人“绕着池塘跟跳跃的鱼儿说声好/去听听溪水练习新编的洗衣谣”，他教万物“勇敢地笑”：“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这语句巧妙极了。在和风细雨中，柳条轻轻摆动，真像笑弯了腰。雨从石狮子的面部滴下来，真像笑出了泪。华兹华斯《初春走笔》（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一诗，写春天的景象，有以下两行：
初生的枝条伸出扇子
去捕捉微风
我认为这两行就不如“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那么新鲜有趣。愁予这一句，和贺知章的《咏柳》一样别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优秀的诗人，总有丰富的想像力，郑愁予自然没有例外。他把白云比喻为雨的襁褓，这是很好的想像，而这个说法又是合乎科学的：水气（云）遇冷凝结成雨，雨从云孕育而来，所以说云是雨的襁褓。“云”而云“白”，则为了说明雨童年生活的美好幸福。诗人又说雨“不再回去”天上，而安息在土地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雨一落下来，就消失了，就入土为安了。第二节第二行的“织”字用得好，这表现了诗人炼字的功夫，也表现了他的想像力。雨丝条条，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正是“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吗？
《雨说》的呼应也极佳。全诗以雨为中心意象，开阖发展，正如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自不待言。第一节的田圃、牧场、鱼塘和小溪四样东西（它们都需要雨，由此可见诗人的精心安排）出现后，第一节本身马上呼应了一次，至第五节又呼应了一次。这首诗的结构，紧密而井然。第一节以等待雨的降临开始；第二至七节写雨如何滋润大地，如何给万物带来欢笑；第八节以雨完成使命而安息终结。（植物得到滋润而开花结果，那苹果是甜甜的，当然没有黄春明笔下小说的那股涩味。）万物的欢笑，是圆舞曲般的春之声、春之舞，而雨的完成使命，则是春之祭了。整首诗，从展示（exposition，第一节）、到发展（development，第二至七节）、到概括（recapitulation，第八节），是一阕充满快乐气氛的“春雨交响乐”乐章。
《雨说》的副题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清新活泼，积极有生气，明朗而耐读，口语化的文字又精练流丽，应该编入教科书，让所有中国的儿童阅读和歌唱。
（选自《如何读新诗》，香港学津出版社1982年版）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原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郑愁予，抗战期间，随母亲转徙于内地各地，在避难途中，由母亲教读古诗词。15岁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郑愁予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我与鲁迅相埒；这种穿越中国新文学史的选择，说明了广大的文学读者，已超越了流行与时尚。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唯一被选入的诗集。今年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唯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原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