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羊山蜿蜒几十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我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
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武汉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冈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回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
身为著名的大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
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
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物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
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成“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
1979年，秦光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
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秦兆阳的心声。当初他被蒙冤受屈时，更使他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右派的帽子，而在于取消党籍。这令他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似乎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即使在“脱帽”后，他想到的仍是何时能重新入党。
秦兆阳曾自嘲是一个“板大先生”，说自己从小较直、认死理，参加革命后，共产党又培养了他认真的性格。其实秦兆阳的“呆气”，正体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这使他的人生因背负太多的历史责任感而显得格外沉重，却也成为他不折不绕、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在他的遗作《最后的歌》中，就作出了一段精彩的总结：“在魂梦中我独自旅行在祖国的大地上，询问追求想找到一个人生的答案：为什么我这一生极少哈哈大笑，而痛苦有时也是感动的眼泪却流了许多许多……在我苏醒的时候，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却涌现在我的心头：毕竟，你是笑在最后，虽然是带点苦涩的，当然也是庆幸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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