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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与《穿云山》
 
秦兆阳,汉族,1916年生,湖北黄冈人,笔名秦策,中共党员,大专毕业。1938年在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工作,曾为陕北公学分校及延安鲁艺学员,任过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教师,冀中区第十分区黎明社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社副社长,《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副主编,《华北文艺》编辑。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执行编委、广西文联专职创作员、《人民文学》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当代》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及第四届主席团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大地》、《在田野上,前进!》,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论文集《文学探路集》、《论概念化公式化》等。

1957年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及力主推出脱离概念化公式化的文章而于1958年7月下旬被划为“右派”。7月25日被开除党籍,下放广西柳州劳动改造。1961年11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调回南宁。1979年3月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1994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秦兆阳在“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直受到错误批判,自1958~1978年下放广西长达20年之久。期间,1972年9月至1976年9月到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指导文艺创作,具体指导和直接参与创作一部反映桂西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

当时,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战天斗地场面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县委对文艺创作也非常重视,县委书记田常喜亲自拍板定夺组建县文艺创作班子,设有小说组、诗歌组、报告文学组、美术组、摄影组等。根据自治区文化、出版部门和地区文化部门领导的意图,小说组主要任务是创作一部关于“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这是都安县乃至全广西组织写的第一部反映“农业学大寨”的长篇作品,务必完成创作任务。在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气氛下,各级和各部门都不敢怠慢,尽力为文艺创作提供素材和各种方便。

小说组于1972年6月组建,由自治区文化部门、出版社和河池地区、都安县抽人组成“三结合”(领导、作者、群众)创作组。小说创作组初为7人,大家都是初出茅庐,有的连短篇小说也没有写过,要创作长篇小说谈何容易!长篇小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直接抓。出版社派陆里和郑妙昌两位同志参与和担任责任编辑。经过自治区有关部门多方联系,1972年9月,刚从武鸣干校解放出来的秦兆阳,被派到都安加入创作组,参与和指导长篇创作。一个大作家到都安来,下面各级都以仰视的目光看稀奇,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和业余作者,心里的震动波不小:京城里来的“大右派”作家,肚里肯定都是墨水和才华!县委和县革委对秦兆阳也很敬重,主要领导召见了他,安排他住县委招待所一个大单间,管吃管住。

秦兆阳通过在北京和在河池都安受到的冷暖待遇对比,感觉到人间的暖流还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吹拂,复活了他重返文坛的希望和信心。尽管他身上还背着“脱帽右派”的“十字架”,但他还是执著地参与和热心地进行具体指导。在地、县领导的关怀下,长篇创作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从1972年冬开始补充生活素材,提炼主题、编写提纲,中间几经反复,于1973年底,拟出了长篇的具体章节提纲。虽说是“三结合”集体创作,但不可能由众人同时在纸上落笔,最后只好落实到秦兆阳和蓝汉东身上,由秦兆阳口授,蓝汉东代其执笔。这种安排主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秦兆阳不便走上前台,而蓝汉东是从都安保安公社农村抽来的青年作者,他高中毕业后回乡第二个月就在《广西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说《婚事》,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基础。秦兆阳和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对这个从大石山里出来的青年很感兴趣,提议和点名叫他代执笔。于是,秦兆阳、蓝汉东、卢勋(当生活顾问)三人到都安都阳公社邮电所闭门静心写作,于1974年底写出第一稿,30余万字。在出版社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975年春着手进行修改,同年9月底完成第二稿,47万字。第二稿写出来后,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先后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河池地区和南宁市多次召开工农兵,业余、专业文艺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1976年春再次进行修改,同年6月底定稿,书名为《穿云山》,1977年元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序曲、20章、尾声组成,共749页,印数10万册。署集体笔名:韦任敏(为人民的谐音)。

当时,由于政治气候回暖,书出版前,秦兆阳就已请假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并为个人的党籍问题上下奔波。

这部长篇小说,虽说是在秦兆阳的具体指导下创作,但实际上是“遵命文学”,是“三结合”集体创作的产物,这就难免留下了当时“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从秦兆阳个人来说,这也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

秦兆阳在都安期间,在公开场合很少讲话,特别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他常保持沉默,独自点着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明白人一眼就会看出,他那颗受伤了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因写作关系,他与蓝汉东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他最了解蓝汉东,蓝汉东也为有这样的忘年之交而感到欣慰。长篇动笔前,他和创作组的同志曾跑都安县内外很多地方深入生活和进行采访,每到一处,秦兆阳都把人民群众视同手足,把天地当做父母。有时饭后散步,他不走大路,常穿过田间地头小路,边走边想。思些什么,想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到都安三只羊公社采访四位“老愚公”时,他特地从四位老人造的梯地上带回一包土珍藏;到都安六也公社和城厢公社六里村采访,他用手反复摩挲引水渡槽的桥墩;他把写在渡槽边上的“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14个红漆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离开都安前夕,他写给蓝汉东的赠言是:“不要亏待大地和站在大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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