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 （1906年03月13日——1982年08月10日） 原名熙成，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1906年出生于莱芜吴花园村(今属莱芜市莱城区)一半耕半读富裕家庭。7岁从父读书。191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任学生会干事。五四运动期间，参加罢课，查日货，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活动。1924年夏师范毕业后，经同乡介绍，到孔府家馆任英文教师。1925年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文学创作。期间，参加群新学会，秘密阅读《共产主义ABC》 《夜未央》等书刊，在京报副刊发表《白天与黑夜》、《塾中杂记》等文，发表在《京报》、《晨报》上。后来又写了《羽书》、《马》等，收在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羽书》集子里。与曹未风、成启宇合办《烟囱》杂志，共出版10期。1931年夏毕业后，在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任事务员，结识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孟超等，常定期聚会交流。1935年，任济南乡村师范教务处主任兼国文教员。暑假期间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一二九运动”后，为使学生免遭军阀迫害，力主提前放假，组织学生回家乡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任莱阳乡村师范校长。抗日战争后参加革命，1938年4月，长途跋涉到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时，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努力奋斗”予以勉励。11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抗日文艺工作组组长，赴长治一带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参与编辑《文艺突击》，并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教师。194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进一步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45年11月，任华北联合大学（驻张家口）中文系副主任。不久任东北大学（驻佳木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被选为文协委员、秘书长。解放后，他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审的领导工作，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坚持散文创作。1951年，任东北教育学院（今沈阳师范大学）副院长。1954年春，调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参加编辑《文学》课本，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并负责《文艺学习》《语文学习》诸刊物编辑出版工作。 1956年10月，赴民主德国参加海涅学术会议。六○年代初，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应《人民日报》的要求，吴伯箫同志先后写了《北极星》、《记一辆纺车》、《歌声》等二十多篇散文，后收为集子《北极星》。在这些散文中，作者热情宣传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作风，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激励人民战胜困难，夺取新的胜利。这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浓郁的时代色彩，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写作》主编、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等职，并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领导工作。1981年10月，出访英国，不久，当选全国文联理事。1982年8月病逝。
吴伯箫毕生倾注于文学创作和教育事业。 舌耕笔耘， 成果丰硕，一生作品200多篇，主要收在《羽书》《烟尘集》《黑与红》《潞安风物》《北极星》《出发集》《忘年》等文集；译作有海涅的《波罗的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吴伯箫散文集》。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吴伯箫选集》。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云霞灿烂如堆锦，桃李兼红杏”，《春之花》那样一首并不高明的歌，带来一整套辛亥革命以后启蒙学堂的生活。“我们是开路先锋”，反映出一个暴风雨来临的时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描绘出抗日战争初期一幅动乱的景象。……
我以无限恋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声来了。
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的文章里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延安的歌。在延安，《国际歌》就是被最庄严最普遍地歌唱的。
回想从冼星海同志指挥的《生产大合唱》开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个晚上，在延安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煤气灯照得通亮。以煤气灯为中心，聚集了上万的人。印象中仿佛都是青年人。少数中年以上的人，也是青年人的心情，青年人的襟怀和气魄。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从前方回到延安，虽然只出去四五个月，也象久别回家那样，心里热呼呼的，见到每个人都感到亲热。不管认识不认识，见到谁都打招呼。会场上那些男的，女的，都一律穿着灰布军装，朴素整洁，打扮得都那样漂亮。大家说说笑笑，熙熙攘攘，象欢度快乐的节日一样。是的，正是欢乐的节日，是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听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那篇有名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
说的这时候，是报告完了，热烈的鼓掌、欢呼以后，大家正极兴奋的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是大家酣醉的幸福里，那里还想不出这样恰当的形容文字。每个人都咀嚼、回味报告里的深刻意义和警辟的语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咀嚼着，回味着这些语句，同时等候大合唱开始。
露天会场。西边是黑黝黝的群山，东边是流水汤汤的延河，隔河是青凉山。南边是隐隐约约的古城和城上的女墙。北边是一条路，沿了延河，蜿蜒过蓝家坪，狄青牢，直通去三边的阳关大道。合唱开始，大概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就在那样不平凡的时刻，在那个可纪念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唱：
二月里来，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洗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随着指挥棍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象谆谆的教诲，又象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翻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抗日战争的前线后方，有谁没有听过，没有唱过那种从延安唱出来的歌呢?
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列宁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工人歌咏团，说他们是“在法兰克福一家小酒馆的一间黑暗的、充满了油烟的里屋集会，房子里是用脂油做的蜡烛照明的”。在黑暗的时代里，唱唱歌该是多么困难啊。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的歌唱哩!
唱歌的时候，一队有一个指挥，指挥多半是多才多艺的，即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整齐有力，唱得精采，又有办法激励别的队伍唱了再唱，唱得尽兴。最喜欢千人、万人的大会上，一个指挥用伸出的右手向前一指，唱一首歌的头一个音节定定调，全场就可以用同一种声音唱起来。一首歌唱完，指挥用两臂有力地一收，歌声便嘎然停止。这样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一种号令。千人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听着统一号令战斗。
延安歌声，也有传统，那就是陕北民歌。
“信天游”唱起来高亢、悠远，“蓝花花”唱起来缠绵、哀怨。那多半是歌唱爱情，诉说别离，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的。过去陕北地广人稀，走路走很远才能碰到一个村子，村子也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峁沟畔。下地劳动，或者吆了牲口驮脚，两三个人一伙，同不会说话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着，够寂寞，诉说不得不诉说的心事，于是就唱民歌。歌声拖得很长很长，因此能听得很远很远。人还没看见，已经先听见歌声了；或者人已经转过山头望不见了，歌声还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时代变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调，换上了新的内容。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主要是歌唱革命，歌唱领袖，歌唱抗战，歌唱生产。延安唱的歌很快传到各抗日根据地，后来又传到一个接一个的解放了的地区。日本投降以后，哪里听到延安的歌声，哪里就快要解放了。延安的歌声直接变成了解放的先声，譬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首歌吧，从苏区唱起，一直就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哪个地方的人民最痛苦，哪个战场上的战斗最艰巨，这首歌就先到哪里。听见这首歌，连小孩子都知道人民的救星来了，毛主席的队伍来了。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人们含着笑又含着喜欢的眼泪听这首歌。我甚至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听别人唱这首歌，仿佛也是自己在唱。听见声音，仿佛同时看见了队伍，看见队伍两旁拥挤着欢迎队伍的人群。人群里，年长的是大娘，大爷，同年的是大哥，大嫂，兄弟，姊妹，都是亲人。又仿佛队伍同时是群众，群众又同时是队伍，根本分不清。这首歌，唱一千遍，听一万遍，我都喜欢。
这里就不说我喜欢那首唱遍世界的歌——《东方红》了。那是标志着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衷心爱戴的歌，又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歌。谁不喜欢呢?从心里，从灵魂的深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