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浙江湖州南浔人。曾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诗和散文，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建国后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文艺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1960年落户武汉，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深入生活，时有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影响颇大。1978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79年-1980年）。1993年，发表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上）。主要作品收录于《徐迟文集》四卷本。
飞机上遇见“粉丝”
1978年早春二月，万里晴空。我们正乘坐在一架由昆明飞往首都北京的三叉戟民航机上，机舱中，100多名乘客，有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有赴京出差的干部，还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他们有的在愉快地交谈，有的翻阅着报纸和画报，有的在玩扑克，还有位国际友人正俯首奋笔疾书，也许在向远方的亲人报告中国见闻吧！
我和作家徐迟同志并排坐着。当我们兴奋地倚窗观赏了一阵太空迷人景色之后，都陷入了沉思……是啊，春城昆明，美丽、神奇、丰富的西双版纳，以及在这些地方长期工作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科学家的感人事迹，给了我们多么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呵！
“云南，简直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徐迟同志兴奋地说。
我说：“也是美丽、神奇呀！”
这个美妙、确切的概括，也正是诗人徐迟在他1956年初次访问云南后所写的一本诗集的书名。我们说着，都哈哈笑了。
这时，徐迟同志又掏出他的笔记本，习惯地把一些感受和联想随手记下来，这已经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突然，热情的服务员走过来了，挨个给每个乘客一杯橙黄的桔子水。徐迟接过水杯时合上了笔记本，眼亮的服务员发现了笔记本上《人民文学》字样，便好奇地问：
“你们是《人民文学》的？”
“是呀。”徐迟回答。
“呀！这一期《哥德巴赫猜想》那篇报告文学写得真好！陈景润刻苦学习的精神特别感动人！我们都争着看、抢着看，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
“说说你们看了还有什么意见——批评意见。”徐迟诚恳地说。
“我们的意见就是刊物太少，买不到。”
由于她正在工作，我们没有交谈几句。过了一会儿，她又找来一个伙伴，说她现在有空儿专门和我们谈谈。她介绍说，她们俩都是机组服务员，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都很喜欢文学，是《人民文学》的忠实读者。她们热情地向我们倾谈了对一些作品的读后感，特别是《哥德巴赫猜想》。“什么是又红又专？”“究竟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等等，引起她们的深思。说着，那位上海姑娘突然问：“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是什么人？也是个科学家吗？”我说：“徐迟是个诗人、老作家，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她们吃惊地“啊！”了一声，说：“那他怎么那么熟悉陈景润？熟悉科学？真不简单呵！”
意外暴露“明星”身份
徐迟同志在一旁默默笑着，他示意我解答她们的问题，他仿佛没有发言权了。这时，那位机灵的上海姑娘，突然看见徐迟手里拿着一本笔记簿，便用征询的口气说：
“老同志，把侬的采访本借给阿拉看看，怎么记笔记，好吗？”
北京姑娘也说：“那里面一定记下了不少吸引人的事儿？”
姑娘刚刚翻开第一页，看到签名，惊喜地喊出声来：
“呀，您是徐迟同志？”“啊！徐迟！”
徐迟同志被意外的暴露弄得不知所措。两个姑娘都高兴极啦。顷刻间，把她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读后感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还提出蛮好的几条意见哩！
飞机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时速在万米高空飞翔着。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目的地——首都机场。当我们向机场主楼走去的时候，在夜色苍茫中，还隐隐看见站在机翼下的两位可爱的姑娘，她们在向我们热情地招手哩，春夜的微风，传来了她们的喃喃自语：
“啊，徐迟？咱们见到徐迟了……”
是的，这就是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诗人、作家徐迟。他，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由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大好形势的鼓舞，问津于自然科学了，向科学进军了。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领域里，跋山涉水好几个月，后来在数学，在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索、奔波一番。这次，又千里迢迢、穿山越岭到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中漫游一趟。仅仅几个月的短促学习、访问、旅行，他觉得收获很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结识了许多科学界的新朋友。科学领域呵，风光无限，神奇美丽，人才济济，事迹感人。他，决心要行进，要探索，要攀登，要到丰富多彩的科学领域里去经风雨、见世面，放声歌唱！
写陈景润选择徐迟
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宣传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科学工作者前进的步伐，《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继续邀请徐迟采写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为什么写陈景润选择徐迟？是因为徐迟在1964年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以敦煌学家常书鸿为背景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考虑到他熟悉知识分子题材，会有把握写好科学家陈景润。于是通过长途电话我再次邀请徐迟同志来京商议。北京——武汉的线路接通时，当我说明编辑部的意图后，徐迟略有犹豫，然后还是答应说：试试吧。为什么说试试呢？因为徐迟感到陈景润这个人在数学上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但传说他是个科学怪人，这使得他自然产生犹豫，所以说试试吧。到达北京后，有些老朋友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也好心地劝告他不要写这个题目，说：你写了李四光，很好，很得人心，这是一个有定评的科学家。但是陈景润呢，情况不同了，人家认为他是一个老“白专”道路的数学家，是个是非之人，弄不好会挨骂的……
是呀，究竟什么是“白专”道路？能不能写这个人？徐迟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又去请教了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即他的姐夫伍修权将军却很坚持！将军果断地说：“要写！陈氏定理了不起呵！”这坚定了徐迟的决心和信心，毅然踏进了科学院数学所的大门。我陪徐迟同志到数学所的第一天，陈景润工作所在五科室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简略地向我们讲述了小陈（这是老李对陈景润的亲昵称呼）的大体情况后说：你们先看看材料，我一会儿回来。不大工夫，突然李尚杰和一个个子不高，身着一套极为普通的旧蓝棉布制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这个年轻人一进门就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只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是陈景润同志。”啊，这就是外国报刊为之宣传的“陈教授”、“陈博士”？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了面，而且，竟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十分朴素的人！
老李向陈景润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特意向他介绍了徐迟同志，并说明我们约请徐迟来撰写关于他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他听了赶忙说：“哎呀，徐老，我知道，是诗人，我读过你的诗。徐老，可别写我，我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徐迟同志笑了，回答他说：“我不是来写你的，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他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因了解“爱上”陈景润
于是，我们随便交谈起来。徐迟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猜想”的问题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叶剑英副主席《攻关》诗的发表对他鼓舞很大。说着他随口朗读起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充满热情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最近，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信，并指名请他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参加这个会议的将有全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作学术报告的只有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个便是他。他说他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刻把这封信交给了党支部。支部呈报科学院党委，中国科学院领导方毅同志看到信后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方毅同志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来考虑，去还是不去，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
他说他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写出了回信。信的内容大致有这么三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数学会主席先生对我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参加。
回答得多么好呵！我们为之一惊。难道一个“白专”道路的人能够做出如此断言吗？难道一个“科学怪人”会有如此情形的政治头脑吗？！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不！是控诉了“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那阵儿，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吓他写文章“批邓”，他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忽而又变了一副腔调，甜言蜜语地对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吗？好啦，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他依然拒绝了。
这就是我们和陈景润第一次见面的谈话。说真的，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徐迟立刻激动地然而是悄悄地微笑着对我说：“多可爱。周明，我爱上他了！”
写作前遭遇反对
当晚，徐迟就住进了科学院招待所，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他的采访活动。在去招待所的途中，他还不断地说，“这个人（指陈景润）我们好像见过面。他有那么多传说、那么多争议，其中一定有奥妙！”的确，这是一位可爱的科学家啊。
也许，事物总是曲折的。包括对一个人的看法的评价，常常不那么完全一致。有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个女同志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人民文学》的。那位女同志一听便说：“那你一定是来写文章的，写谁呢？”他说：“写陈景润。”对方立即劝告他：“不要写他，写杨乐、张广厚多好！我们这儿有的是又红有专的科学家，干嘛不写写他们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采访，徐迟愈来愈坚定了信念。为什么呢？
“你看，他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徐迟说，“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事业。他是好样的。不是吗？瞧他每天钻研12小时之久，除了研究数论，还自修了两门外语（原来就已掌握两门外语）。他的经历够悲惨了，身体够坏了，但他却始终坚持攻关，刻苦钻研。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钻研科学哪！这样的人多点该多好！国家需要，四个现代化需要呀！”徐迟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真的动感情了。
是的，做出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上述某些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了这点。但是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我只能在这儿简单告诉读者，也许不被认为是多余的吧！
1977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微风吹来，略有几分寒意。我陪同徐迟和陈景润作了一次长谈。在座的还有支部书记老李。这一夜，陈景润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身世、经历，倾吐了他对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深厚的感情。谈话的气氛是热烈、亲切的。他的感情、态度也是真挚、诚恳的。谈着，谈着，他忽然激动起来，把一件久久埋藏在心底的事倾吐了出来……
那是1974年，陈景润住院治疗肺结核。有一天，忽然有个解放军战士也住进同一病房。他只住了一个星期，出院时，他对小陈说：“陈景润同志，这几天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你挺好，没有一点架子，还主动为病友服务。”陈景润也热情地问他是哪儿来的？战士说：“我是从江青那儿来的。首长派我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陈景润立刻警觉地问：“了解我什么情况？”
“哎呀，一封信的事儿！”战士显得着急地说：“江青一直让我们找一封信，就是你的信。她说：‘有个叫陈景润的，一定给我写信了！找出来我要批示，我要提他当副所长！’可我们找苦了，也没发现。她说怕我们漏了，还让找到你。你到底写了没有？”
“信？”陈景润愣了，说：“我没有写过呀。”
“那你现在给首长写一封吧！”战士恳求地说，“我马上就带回去。”
“不！不！”陈景润急了，推辞说：“我不写啦。首长工作那么忙，怎么能有时间看我的信呢？”就这样，他坚持没有写这种可耻的“效忠信”。由此可见，陈景润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的是非观点明确得很哪！
为写作苦攻数学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陈景润的身上，在他前进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也同样会有曲折和不足，但20多年坚持攻关，进行科学研究，对国家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的主流。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和一番调查研究后，更加坚定了写陈景润的信心，更加欣赏陈景润了。他下决心写他，而且给自己制定了高标准：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要砸碎“四人帮”为文艺创作制定的各种荒谬的条条框框，饱蘸浓墨，用热烈的感情去谱写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他动笔了。但是一落笔却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毕竟所写对象是位深奥的数学家。而徐迟的数学水平呢？他自己说蹩脚得很，只对加减乘除有点把握，一到数论就要干瞪眼了。怎么办？他想科学是不懂，也不易懂，但是科学家这个人是可以懂的，可以建立感情的。有了感情就好了。当然必要的科学常识还是要学懂的。
因此，他首先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这是讲微积分的。他开始不懂，硬是读下去，结果读出兴味了。他觉得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同其他数学手稿不一样，马克思写了许多文字说明，而且大多是运用了社会科学语言，非常生动有趣，有助于理解问题。他还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教授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书，当然这些都是专门著作，不大容易懂。但徐迟抱的态度是：不懂就向专家虚心请教。
为了全面了解陈景润的情况，他还特意访问了几位前辈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王元及杨乐、张广厚和《数学学报》的负责人等。他把他们的学术论文也都找来读了，他们也耐心地向他讲授，向他介绍情况。
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边思考，一边翻阅一些有关资料，有时写出一段，不满意，就扔掉，重新来。他创作态度极为严谨，对自己作品质量的要求是严格的。此刻，他激动地写呀写呀，满怀感情地书写着对陈景润爱的感情。渐渐地，一个“畸形人”成为正常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后突然站立起来的一个鲜活的陈景润的形象跃然纸上。
完成《哥德巴赫猜想》
然而，写着写着，不料文章中断，“卡壳”了。问题出在如何描写——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曾使徐迟很费思索。究竟怎样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呢？老实说，他在写《地质之光》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后来有个读者写信批评他说：“难道‘文化大革命’是个禁区吗？”看来这一次是不能回避了。这当儿，他反复学习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评价是十九世纪欧洲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被一批流氓篡夺了领导权。马克思的分析是精确无误的，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很有启发，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看待“文化大革命”。于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第六节中尖锐、大胆地然而却是真实、精确地概括和描写了“文化大革命”。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时，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尚未做出呢。读者和老百姓几乎众口一辞地说写得很好！认为文章虽然尖锐泼辣，却实事求是。当时也有人不赞成，觉得太集中暴露了“文革”的黑暗面。由此可见，作者歌颂什么，抨击什么，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思想观点。这一点，徐迟深有体会，他认为作家深入生活，就是参与生活。深入就是介入。介入错误的一方，就是错误的；介入正确的一方，就是正确的。因此他说：“我写了陈景润，就是与他共命运。我是充满信心，非常乐观的，我们的远景使我神往，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科学家们的攻关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就像《国际歌》里唱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我要写，不停顿地写下去！我要歌唱，歌唱我们祖国的春天！”
的确，诗人徐迟同广大作家一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鼓舞下，真的像歌曲里所唱的那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在他刚刚完成《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我们就又飞到祖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去了。在那儿，我陪他在昆明昆华医院里采访了重病卧床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他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飞回北京后，又采访写作了关于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报告文学《在湍流的涡漩中》。随后，1978年3月，他又被邀请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期间，他又采访了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女植物学家吴素萱等人。4月，他又飞往云南，登上3000多米的高山宇宙线基地，进了基地参观访问。7月，他又和作家曹禺飞到了祖国西北新疆，访问了天山南北的好地方，写出了优美的游记和诗。后来，他又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学习慰问团访问了大庆、鞍钢。看，仅就这么一个并不完全的行程表，以及他连续不断发表的作品目录，就足以看出诗人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沸腾的火热生活，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呵！他马不停蹄地东奔西颠，走南闯北，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为那些为了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奋发有为的科学家谱写美好的赞歌！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放声歌唱！
徐迟，一个勤奋的歌者，一个热情的歌者！一个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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