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结束后，徐迟重返文坛。这时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对生活的激情和创作的欲望，却像沉默已久的火山一样，渴望着爆发。果然，在7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疆域里跋涉了好几个月，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地质之光》；又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探隐索微，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妇孺皆知的《哥德巴赫猜想》；接着又去流体力学的世界上下寻访，写出了《在湍流的涡漩中》；在漫游了热带、亚热带的沟谷雨林和古植物学的大林莽之后，写下了《生命之树常绿》；逡巡于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之间，手辟草莱，筚路蓝缕，写出了《结晶》。他以诗人的心灵和目光，与这个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乃至于大多数人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相触相通了。在一个个新奇的领域里，思接千载而神游八极，几乎是在一刹那间看到了这个世界另一面瑰丽的风光，领略到了一般人所无法领略到也无法想像的美丽、丰富与神奇。
徐迟在50年代里写过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脉》：“我所攀登的山脉，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近它，像磁场导引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现在，他正如一位为开发宝山而探寻着矿苗的勘探队员，孤身一人，深入深山老林，不停地向着一座座人迹罕至的高峰攀登，不断地有所发现。这些以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一经问世，便立即引起举国轰动，大小报刊竞相转载，电台广播反复播送，教科书中纷纷选用，其家喻户晓的盛况，至今人们记忆犹新。这些作品是即将到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文化的春天的报春花，也是抒写全国人民渴望四个现代化的辉煌诗篇。这些作品不仅大胆地闯入了“禁区”，把长期以来被文学忽略和冷落了知识分子形象理直气壮地置入了新中国文学画廊之中。
然而，就在他完成了上述这些人物峥嵘、气象万千的宏文之后，他也随之发出慨叹：许多足以改写世界和人类历史进程的自然科学上的重大研究成果，其实并没有被世人领会多少。譬如说，能够写原子和粒子的文学作品，迄今还没有出现；又譬如，他自己虽已写了从事地质力学、纯数学、湍流力学和植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人物，但当他试图再写一写高能物理时，稍一接触，便顿感无限的艰难，简直拿不下来。也因此，他才横下心要求自己，在写科学家的同时，也写一点科学本身的内容，给不习惯的读者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例如写地质力学时，他有意写到了那个“新华夏构造体系”，三条隆起带，三条沉降带，还有一连串的地名和专有名词，虽然他知道，大多数文学读者对此将仍然是不得要领的；写数学家陈景润时，他也有意罗列了三大段除了部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纯数学家外，没有谁可以看懂的近乎“天书”般的数学公式。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让他的文学读者“见识见识”而已；还有《结晶》里“肽链”的叙述；《刑天舞干戚》里长江葛洲坝工程中处理大坝基岩的泥化夹层的技术，以及解决所谓的“河势”问题的描述；还有那篇森罗万象、令人叹为奇观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到最后，别说读者，连徐迟自己也承认，写起它们来“实在是太吃力了”，简直无法形诸文字。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到了写《结晶》，特别是写《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时，他的观念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把它修改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表现在作品上，他由写“人”而变为主要写“科学”了。
也因此，他晚年所读之书，多是高能粒子、《相对论》等自然和科技方面的著作。记得有一次，他颇为认真地对我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的，而唯有科技，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的是，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他几乎是在“孤身走我路”，而鲜有同行者。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却也发行了百万册之多。然而到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这多少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浮躁的和相当功利性的阅读心态。他为此也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拥抱信息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报道了它却又如空谷足音？40年代在上海，他翻译《巴马修道院》时，译过司汤达写在书末的这样一行文字：“Tothehappyfew”(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像《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这样的书，不也是“献给少数幸福的人”的吗？它需要每一位读者拿起它时，都要耐心点，再耐心点。只要读下去了，你才会觉得，你是进入了一个奇异和瑰丽的世界了！那里的路，通往新世纪；那里，是徐迟热诚地赞美过的“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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