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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迟 (1914.10.15——1996.12.13),现代散文学家。浙江南浔人。原名商寿,1914年10月15日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开始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诗拔萃》等﹐后结集为《二十岁人》。1936年起陆续发表散文《歌剧院及其它》﹑《贝多芬之恋》﹑《理想树》等﹐后收入《美文集》﹑《狂欢之夜》。徐迟早期创作受欧美现代派影响。特别是他的诗作﹐追求意象的蕴蓄﹐节奏的跳跃﹐有些作品较为难懂。散文创作则因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稍趋明朗﹐叙写细腻﹐富于诗情。正如作者所说:“已经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写入散文中的诗味比我的诗中的更加浓郁。”(《自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迟创作勤奋。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写成《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的《祁连山下》﹐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以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刑天舞干戚》﹐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著作有《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选)﹑《枯叶蝴蝶》 《徐迟散文选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化》等。1996年底因患抑郁症而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跳楼自杀,震动全国。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浙江日报 周明 更新时间:2008-03-14
  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30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而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两位先生长垂史册。
   当时,我正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还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内展开了讨论。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宿舍里,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
  果然,他抵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老李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我们随意交谈起来。我们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
  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就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采访中,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啊!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等之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直到生命止息。

  寻找徐迟
  
  张抗抗
  今年早春时在哈尔滨,去看望一位一直关心着我的文联老领导、诗人方行老师。方老祖籍浙江湖州,虽然已在东北住了几十年,一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依然。方老年过八旬,虽然腿脚有些不便,精气神儿却好,头脑也极清爽。聊过一会,忽然问我可曾读过徐迟先生写的长篇小说《江南小镇》。我说知道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见过,方老有些黯然。告辞时,出于礼貌,我问他可有什么事情需要在北京办,我会尽力。方老迟疑片刻,说你要有空,帮我找一本《江南小镇》寄来,听人说写得好,我想看看,但哈尔滨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
  心想不就是一本书嘛,别的事情办不了,弄一本书还是绰绰有余吧,当即满口应承下来。回到北京,凡去书店书城,便不忘去找《江南小镇》,记得几年前看过介绍,封面是江南小镇的水墨画,很是淡雅宁静。但想不到几次出入书店,这本《江南小镇》竟是遍寻无着。一段时间耽搁下来,方知这种几年前出版的“旧书”,在新书如潮的书店,早已“退位”,一时十分失望。然而受人之托,总得尽心竭力才是,何况对方是位一生爱书嗜书的老者。
  正发愁,那日忽地灵机一动,心想既然书店里买不到,为什么不去找出版社直接购买呢。别的人不认识,出版社的编辑总还认识几个吧。刚刚一阵轻松,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无论是我,还是方老本人,都不知道《江南小镇》究竟出于哪一家出版社。
  横下心给京城文友们一通乱打电话,热心人说知道知道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又有人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有人说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社都成为与《江南小镇》有涉的嫌疑者,但没有一种说法切实可信。于是只好一个一个长途电话打过去,一个出版社一个出版社地细细询问,大有协助警方跟踪破案的架势。结果是在长途电话中与编辑朋友拐弯抹角海聊神侃一番,到最后说出打电话的缘由,才发现那些外地的出版社,竟没有一家出版过《江南小镇》。心有不甘,再三追问说真的没有?朋友说难道出版过的书都会不知道么?悻悻放下电话,这才算明白,寻找一本“过时”的好书,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惹上麻烦了。
  情急无奈中,想起京城名编周明先生,此人神通广大,以前与徐迟先生又有过交往,请他帮忙去查找一下《江南小镇》的出版社,应该是举手之劳了。周明兄果然侠义,几日后即回电话,告知此案已有线索——《江南小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确凿无疑。但他自己却没有这本书,查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库,《徐迟文集》中也没有收入这部长篇小说。周明安慰我说,既是京城的出版社,找起来就方便了。我心中大喜,连日来踏破铁鞋,却原来近在眼前,这下子,岂不是手到擒来,看你这神秘小镇还往哪里躲。当即给作家出版社副社长蒋翠琳女士打电话,又重复一遍那位哈尔滨的老诗人是如何如何想看这本书。请求她无论如何帮我“弄”一本,哪怕是高价购买也成。蒋大姐笑说有人喜欢我们出版的书,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没问题没问题。但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问题马上就来了:派人去作家出版社书库里寻找《江南小镇》,那偌大的书库里,竟然已经连一本都没有了。蒋大姐抱歉说出版社的书库里都没有的话,那是真的没有了。也许以后什么时候会再次印刷,但眼下,恐怕暂时是没有办法了。
  一位诗人死后,有人想找他的书却如此之难,诗人若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心里就有些难过,一种说不上的哀伤在心里拂之不去,为那本失踪或是绝迹的书,为身前孤傲身后冷清的徐迟老,也为了写书的人。就在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这本书,它一旦出世,就有了生命。它是由许多活的文字组成的,那些年代久远的小镇人物和故事、那些诗一般美丽的语言,是那个生命的细胞、肌肤和血液;诗人生前独立于世的品格与思想,是那个生命坚硬的骨骼。那是诗人生前最后的倾诉——魂牵梦萦的故乡南浔小镇,托付着他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我不相信它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人会死去,但好书,应该比人活得长久。
  我开始同这本书较上了劲,执拗的天性在那些日子里死灰复燃。我近于疯狂地寻找那本书,不仅仅是为了方老,也不仅仅是为了徐迟,甚至也不是为了那本书。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何以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苦苦地搜寻着一切有可能同这本书、或是同徐迟老有关的人。问遍北京的朋友,不是由于人家搬家什么书都找不出来,就是根本没见过这本书,一次次扫兴而罢。又想,徐迟老生前在武汉工作,想必应当先从他生前熟识的人着手——我给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是我在文学讲习所时的老同学刘富道、给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老朋友俞汝捷先生打电话,重复着我已经对许多人说过的那一套老话,拜托他们找一找徐迟先生生前的老朋友,或是同事、邻居,还有他作品的研究者,心里希望着总会有一个人,或许侥幸保存着他生前曾赠送给别人的这本《江南小镇》。
  但是没有。答复是找不到一个人拥有这本书。徐迟的女儿在国外,而一位徐迟作品的研究者,前几天刚刚出国探亲去了,而且要去较长的一段时间。
  所有返回的信息都令人心寒齿冷,也证明了我心里的推断,徐迟老生前是一个不擅交往的人,他甚至很少赠书予人。他蜗居于陋室,隐没于人群,埋头于纸堆,探究着心底关于人和宇宙的奥秘。他写书只是因为他需要写,书一旦出版就已完成了他的心愿,他并不特别在意那书后来的去向和命运。他把漂泊的灵魂交给了那些无翅无腿的作品,任由它们在世上行走悠荡,从不问它们的行踪和接收者的评价。在这个他既热爱又恐惧的科技时代,他把所有的孤独与疑惑,都交给了医院6层楼高窗外的天空……
  我知道自己寻找的已经不是《江南小镇》那本书,而是名叫徐迟的那个诗人。
  好像是,《江南小镇》已绝版,但徐迟却活着。
  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冯亦代和黄宗英两个名字。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泄下一道亮光,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冲到了电话机旁。
  宗英老师轻柔的声音,像翻动的书页,一页页传过来,我听出那声音是微笑着的。
  她说你怎么早不想到我,我当然有徐迟的书。每一种都有。不过你晓得我家的书架,堆成那个样子,我知道《江南小镇》放在哪里,不是找,不用找的,它就在那里。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办法把它拿出来。
  是的,不用找。我再也不必翻江倒海般地寻找徐迟,他,就在那里。在一个知他识他想他读他的老朋友,那一间拥挤而温暖的书房兼卧室里。
  几天以后,宗英老师告诉我,她已经请人将那本书全书复印好,直接挂号寄给哈尔滨市的方行先生了(想想吧,那么厚的一本书,一页页复印再邮寄,真是难为了她这样70多岁的人了)。她再三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怕把原书寄丢。你知道冯老,他是爱书如命的人,何况,这是徐迟先生生前留下的书。
  那个流浪独行的灵魂,终也是有一处栖身之地的,在老朋友的心里。
  后来方行的老伴王士媛老师打来电话,说《江南小镇》已经收到了,真不知道怎样感谢黄宗英和冯亦代先生。方老的眼神不济,却每天都捧着这部复印的书稿,一段段一页页地细读。方老非常喜欢这部书,他说这其实是徐迟先生的心灵自传。
  那个时刻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为所有的写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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