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火中步入文坛
李束为原名束学礼，笔名束为，1918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朱管村一个农民家中。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勉强读完小学后，辍学到一家酱油作坊当学徒，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偷闲的时候，寻找上古典文学作品阅读，开始迷恋文学。1935年，李束为由于生活所迫，适逢阎锡山部队在山东招兵，即入伍，离开老家到山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束为满怀救国热情，从阎锡山队伍投奔到山西抗日少年先锋队，后转到抗日绝死二纵队，转战在太行山、吕梁山一带，做过战士、班长、排长。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任命为“吕梁剧社”的分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领导剧社的宣传工作，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文艺生涯。1940年秋，李束为随剧社奉命到了延安集中学习。他考入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深造，用比较充裕的时间集中阅读了大量中外文艺名著，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文艺理论和戏剧创作知识，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尤其喜欢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严峻深沉地剖析人生，题材广泛地反映社会，精巧细致地描写对象和乐观向上的情调等契诃夫特色、莫泊桑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李束为一生的创作，他的小说都是中篇和短篇，与此有很大关系。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鲁艺学习，1942年冬天，李束为回到晋绥边区文联，参加了文艺工作团，被派往河曲县第三区农会搞减租减息工作。火热的农村斗争生活，激发了李束为的创作欲望，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他投寄到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很快，1943年8月3日和4日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这篇近万字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与债主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语言朴实，初步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1956年，前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中，就把《租佃之间》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之一而选入。
1944年，束为被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当编辑。这份报纸是一张四开五日刊，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束为是山东人，为了办好报纸，他下功夫学当地语言，学当地民歌。他搞减租减息工作的河曲是山西有名的民歌之乡，当编辑后也经常去河曲下乡采访。他惊喜地发现，河曲民歌经过洗练的语言，既保持了形象生动和地方韵味，又精练明快和带有节奏感。他的笔记本上记了许多民歌，许多方言土语，并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尝试使用，这就大大缩短了他在语言上与农民的距离。
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民间艺术的熏陶，极大地焕发了束为的创作热情，他写作特别顺手，在完成报纸的编辑、采访工作以及许多社会活动之余，四、五年的时间里，写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及秧歌剧，主要有《土地和它的主人》、《拦羊娃》、《苦海余生》、《老婆嘴退租》、《财主请客》、《红契》、《第一次收获》、《卖鸡》、《十年前后》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束为创作逐渐趋于成熟，是他的第一个丰收期，有些则成为他的代表作，如《红契》和《卖鸡》等。
2、工作与创作双丰收
1949年，解放战争迅速扩大战果，根据地的干部大批南下，接管政权。同李束为在一起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先后去了北京、东北、四川等地，只留下他在山西做文艺领导工作。参加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返回山西，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并兼任党组书记，主持工作达十多年，直到“文革”开始。
李束为主持山西省文联工作期间，正是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兴旺的时候。他为了让其他作家有充分的时间深入生活从事创作，自己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诸如解决办公住房，安排家属宿舍，要编制，要经费，办刊物，办辅导青年读者的读书班，领导一次次政治运动，指导各地、市文联工作，召开各种会议，等等，都由他挑头承担。有时，他也因杂务工作过多，无法集中时间创作而感到苦恼；但看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老战友的创作获得很大成就，看到一批青年作家迅速成长，看到他领导下的《火花》杂志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国一流文艺刊物，看到山西的文艺工作蓬勃发展，他就非常欣慰。五、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创作在全国是一直走在前列，这与李束为的辛勤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承担大量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李束为仍然坚持下乡体验生活，写出了三十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其中小说《春秋图》、《好人田木瓜》、《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迟收的庄禾》、《大事业》，报告文学《南柳春光》、《更上一层楼》等，都产生过较大反响，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形成，贡献了很大力量。
束为进城以后，生活和工作环境变了，但他仍然对农村情有独钟，关注农村的变革，关注农民生活的状况。看到农村的新变化他高兴，看到农村存在的问题他焦急。他总把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是农村社会进程的艺术记载。从1950年的《春秋图》，经1954年的《初升的太阳》，1958年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和《崞县新八景》，1959年的《大事业》和《于得水的饭碗》到1962年的《迟收的庄禾》，以及1964年的《南柳春光》，都是各个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体现，是各个时期农民思想和情绪的真实展示。
《于得水的饭碗》在束为的创作中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篇小说曾经发表过两次，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小说反映的是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发表时，束为“歌颂”食堂化的同时，更多地透露出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农民群众在吃食堂时，深感不大如意、不大称心，连温饱也难以保证，致使农民于得水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却被支部书记发现予以没收。到春节时，全家八口人依靠别人送的一点粮食和山药蛋才不致断顿。结尾时，束为还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发表以后，却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势”的帽子，一份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专门组织了批判文章。迫于压力，身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束为，不得不重新写了一遍，删去了不少真实的情节，把群众的合理呼声当成坏人的言论；把描写农村贫困状态的文字一笔勾销。第二次发表的《于得水的饭碗》，虽然还是原来的人和事，但立脚点却大不一样，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
《于得水的饭碗》给束为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将近三年没有写小说，他认为，与其写那些违背自己愿望、违背农村真实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写，由此看出束为在创作上的真诚态度。直到1962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后，心情才顺畅起来，重新写小说，这就是《迟收的庄禾》。
随着“大连会议”遭否定，束为写小说的热情再次冷却，他不愿意总是既矛盾又痛苦地表现双重性格，所以，写完《迟收的庄禾》后，又写了《玉成老汉》等两三篇小说后，重点就放在了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创作上，影响较大的有《南柳春光》、《革命家训》、《更上一层楼》等。其中的《南柳春光》是当时全国文坛上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部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山西绛县南柳大队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家园的事迹，告诉人们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道理。《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曾发表了好几篇专门评论《南柳春光》的文章。
3、老树新花
“文革”十年浩劫，李束为由于是山西文艺界的当家人，首当其冲，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作家”进行残酷批斗、迫害，住过“学习班”，蹲过“牛棚”，还被关进监狱达好几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束为才得到“解放”，政治上彻底平反。1984年，他服从组织安排，重新担起了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领导责任，为新时期山西文艺事业的繁荣继续辛勤工作，受到山西文艺界的拥护。1992年2月离休后，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余热，为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竭尽全力，直至去世。
“文革”以后的束为，重新拿起笔从事创作，写得较多的是散文和报告文学。散文主要是对自己当年转战吕梁山时的战斗生活的回忆，两三年时间发表了十多篇，如《吕梁小夜曲》、《露水闪》、《清风习习》、《第一仗》、《到吕梁山去》、《无声的战斗》、《在阳光雨露下》、《月光下的狂欢》、《平地风浪》等。这些散文把读者带到了四十多年前的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但他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庞大的战争场面作详尽的描述，而是把笔触伸向普通战士的心灵，通过第一人称“我”的眼睛、行动和感受，对战斗生活予以别有新意的渲染，是几段奏鸣于战斗间隙的小夜曲，伴随着厮杀、战火和疲惫；迷雾、晓月、落日、露水、清风，增添着兴味。作品那新颖的角度、独特的感受、充满诗意的句章和清新明丽的笔调，把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令人陶醉的境界。束为对于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写起来特别顺利，读者从这些散文中，找不到夸夸其谈的说教和枯燥平板的战争叙述，却犹如在聆听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深情地回忆和追述着一个个娓娓动人的故事，格外亲切自然。
六十年代束为曾写过好几篇有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1983年起，他又先后写出五、六篇报告文学，有《高山上的园丁》、《我是共青团员》、《捞河炭》、《吕兆九小传》等。其中，《吕兆九小传》是最有代表性的。主人公吕兆九是个能干的农民，一生走南闯北，像个流浪的吉卜赛人，当过盲流、挖过煤、搞过运输。他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责，说他是坏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吕兆九的聪明才智才得到充分施展，由偷偷摸摸地开荒到大张旗鼓地治理小流域，成为增产粮食的模范。束为通过叙写吕兆九坎坷挣扎的大半生，写出了一部农民的奋斗史。在语言上，则使用简短精练的语词，简笔与工笔相结合，干脆利索，读来很有特色。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束为“人民作家”称号。1994年3月4日，李束为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了。他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在生前曾对笔者说：“过去我以战士的感受写下了一些东西，今后我还要以战士的感受继续写，……”综观他的人生与创作，他有战士的性格，战士的胸怀，战士的意志，同时，他也有作家的品德，作家的抱负，作家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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