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我请刘绍棠叔叔为我的第二本诗集写了一个序，他在序中说：“劲鹰即将出版诗集《微笑着生活》，我为她高兴。她请我作序，我为自己高兴”，“劲鹰的父亲张响涛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1988年8月我中风偏瘫，他带着劲鹰来看望我。那时，劲鹰还是个中学生、小姑娘。现在她已是中学教师，女诗人，长大成才了。”绍棠叔叔是在病中为我写序的，他的热情关怀与鼓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创作之路，引领我前行。
后来，我读了著名记者、作家郑恩波老师撰写的《刘绍棠传》，使我对绍棠叔叔的人品和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在为我写的序中提到，和我的父亲是老同事和老朋友，是指50年代初期，河北省文联为加强编辑创作力量，从省内和京津两市招收和选调了一批刚露头角的青少年写作者，一边工作，一边学艺，在实践中进行培养。我父亲和刘绍棠是在此期间先后被选调到省文联的，那时他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刘绍棠最小，年仅15岁。从此，他和我父亲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他在序中还提到，1988年父亲带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记得当时，他的左臂已经不能动了，可是他的精神状态依旧那么好，一点也不像一个病人。他挥舞着另一只胳膊，谈笑风生。我按下快门，为他抓拍了一张照片。当我把照片寄给他时，他很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说，这是他住院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非常珍贵，他要留作永久的纪念。当时我在他的眼里还是个“小姑娘”，这是长辈对晚辈的呢称，我很高兴。这次见面成为他对我的第一印象。
其实，我第一次见绍棠叔叔应提早8年，那是1980年夏天，他的“右派问题”改正后，专程从北京来保定看望苑纪久伯伯、韩映山叔叔和我父亲。晚上到我家做客，因他们久别重逢，白天说话过多，绍棠叔叔的嗓子沙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为了给他润润嗓子，妈妈把提前准备好的大西瓜抱来，可切开一看竟是一个生西瓜!这怎么能招待贵客!正当妈妈望着西瓜不知如何是好时，绍棠叔叔率先拿起一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并连声说：“生西瓜更解渴!生西瓜更解渴!”他很兴奋、很激动，谈兴不减，仍是高喉咙大嗓门地谈笑着。半夜还让我父亲陪他寻访他们共同工作生活过的省文联旧址，当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因为年龄小可能没给绍棠叔叔留下什么印象，可绍棠叔叔却深深地刻进我童年的记忆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健谈、乐观、热情、豪爽。
绍棠叔叔虽然在保定生活了仅半年，但他对保定的感情非常深厚，把保定视为他踏上文学之路的一块重要基石。他在1983年4月写的《保定与莲池》一文中说：“我进入文学创作行列，是在保定坐科”，“我在保定度过的半年，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光。我读了很多书，也写了一些作品”，“在我离开保定的时候，我的写作能力得到充实和提高，从此，我才有了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在这半年里，他写出了《红飘带》、《过贴》、《雁翎队长》等9篇小说，其中《七月里高梁红》是他“坐科”期间的力作，在1951年6月间的《光明月报》文艺副刊上连载一周。从此，刘绍棠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之被广大读者所熟识，因而享有“神童作家”的美誉。
绍棠叔叔“坐科”保定期间，还爱上了孙犁的作品，对孙犁的小说精心研读。他在《乡土与创作》一文中追忆说“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是深深地热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孙犁作品的熏陶。我在接受孙犁同志的作品影响之前，虽然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但是对于文学创作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我从孙犁同志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从此他便师承孙犁，学习孙犁的白描手法，学习孙犁简洁而又缠绵的叙述方式，学习孙犁笔下的清新优美的韵味。在孙犁的熏陶和影响下，绍棠叔叔于1952年下半年写出了《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三篇小说，相继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中国青年报》发表。《摆渡口》和《大青骡子》被邵荃麟主编的《人民文学》转载；《青枝绿叶》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日报》文艺版转载后，得到大教育家叶圣陶的赞赏，所以，这位读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刘绍棠的作品竟被选入高中二年级的语文教科书。这件事不仅在文艺界有所震动，更主要的是在全国大中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刘绍棠这个名字尽人皆知。
刘绍棠在创作上之所以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与孙犁的精心诱掖和指导是有直接关系的。从1951年至1957年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他就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10万多字的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孙犁对他的器重，对他的作品所倾注的心血。
刘绍棠也确实不负师望，他的创作非常勤奋，1953年至1954年相继出版了《青枝绿叶》和《山楂树的歌声》两本短篇小说集。这都是他高中时代的作品。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又相继出版了《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两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都是以京东北运河为背景，以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人新事为内容，篇篇都洋溢着对农村新生事物的激情，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故乡泥土的芳香。因为他师承孙犁，受孙犁的熏陶很深，尽管他的作品和孙犁的作品所反映的地域背景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风格却非常相近，开始被人们称为“孙派”，刘绍棠便成为“荷派”作家中的骨干作家之一。
刘绍棠把来保定“坐科”之前的创作称为蒙昧状态，在保定“坐科”之后才算是正是“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行列”。他从保定这块基石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式步入文坛，是孙犁的作品开启了他的美学思想，找到了适宜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保定，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1956年，是绍棠叔叔最光辉的一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创会”。因他年龄最小，创作成就最突出，所以成为会议期间的头号新闻人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他摄制了专题片，在全国各影院播映，他成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喻户晓的青年作家。会议之后，年仅20岁的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全国600多名会员中最年轻的一名会员。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风华正茂的绍棠叔叔初展才华之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遣返原籍通县劳动改造。他回乡之后，和乡亲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靠俩手。20年的坎坷经历，使他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从言谈举止到为人处世，都发生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纯朴农民形象，这也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变化，使得他的艺术情趣也随之转变，为他以后所倡导和践行的“乡土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刘绍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理论主张。这个主张的提出，是根据他几十年的文学实践活动，经过长久的深思熟虑，逐渐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他这个理论主张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系统到系统、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经过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活动，这个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在1996年7月为《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说：“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人，我不过是乡土文学的后来者。”他把乡土文学的宗旨概括为16个字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对乡土文学的特点电概括为16个字：“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他的乡土文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丰富，其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
从此，刘绍棠在创作实践中努力践行自己的理论主张，写出了《蒲柳人家》、《烟村四五家》、《瓜棚柳巷》、《花街》、《春草与狼烟》、《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豆棚瓜架雨如丝》和《村妇》等一大批中、长篇小说。他由一个“荷派”作家转变为一个“乡土”作家。如果说《春草与狼烟》是他由“荷派”向“乡土”的过渡，那么《蒲柳人家》就是“乡土文学”代表作。
《蒲柳人家》出版之后，绍棠叔叔就赠给了我的父亲，那时我虽刚上初中，但已有了一些阅读能力，村童何满子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我一直认为何满子的形象就是绍棠叔叔童年的真实化身。因那时我年龄尚小，只是被小说的故事所吸引，被何满子的童稚天真和望日莲的美丽善良所感染，对小说的真正含意并没有读懂，也不可能读懂，最近我又重读了一遍，才读出一点味道。这篇小说是以何满子为中心，借助他童稚无邪的眼睛观察各类人物的表演和灵魂的美丑，准确地反映出抗日战争初期的时代特征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成功塑造了何满子、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等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作者故乡的纯朴民风，让读者嗅到了北运河浓郁的泥土气息的香醇。
众所周知，刘绍棠原是“荷花淀”文学流派的骨干作家之一，八十年代却成了乡土文学的执旗人，“荷派”与“乡土”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刘绍棠提倡“乡土文学”，其作品，已失掉了原先作品中那馨香的泥士气息，其风格与荷派艺术，变异颇大矣!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切实际的。他的作品不但没有失掉原先的“泥土气息”。而是泥土气息更浓了；他的作品风格不能说是变异，而是在荷派艺术基础上的升华。
刘绍棠不止一次说过：“每个作家，最难突破的框框，是自己的作茧。”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采取扬长避短，才踩出了适于自己的创作道路，那就是对前人既有继承，更有发展，既有师法，更有革新。他在少年时期师承孙犁，学习孙犁，从孙犁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使他终生受益，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他到成年以后，尤其是经过20余年的坎坷经历之后，他的阅历丰富了，思想成熟了，逐渐发现自己的阅历和气质与孙犁有所不同，所以他要避免齐白石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警示，而采取了“学而不象，志在提高”的方针。从此，开始走自己的路，在以“荷派”艺术为母体的基础上，派生出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学”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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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棠叔叔对我们河北，尤其是对保定有至深的感情。他在《论文讲书》中说：“我生在河北，长在河北；我从事文学创作生涯，起自河北；我的主要作品，也写的是河北农村生活。我本来是河北人，只是由于1958年行政区划调整，我的家乡通县，划归北京市领导，我才被改为北京人。但是，我和河北大地，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母子连心的感情……我始终不想放弃河北省籍。”
1980年，在我们保定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莲池》上，发表了绍棠叔叔写的《想保定忆华年》的文章。文章开头便说：“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常常想念留下我少年足迹的古城保定。二十八年过去了，但是回忆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仍如带露折花”，这是多么激荡人心和真挚的感情啊!这篇文章使我百读不厌，每读这篇文章，在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绍棠叔叔那高喉咙大嗓门和热情洋溢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珍藏着载有这篇文章的《莲池》杂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保定地市合并，原由保定地区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荷花淀》改由合并后的市文联主办，我由《小说创作》的编辑改任为《荷花淀》的编辑。从此，我和绍棠叔叔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他是我们《荷花淀》的名誉主编，为取得他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经常去北京向他汇报编务工作。当时他已是病残之躯，但他那待人爽快热情的精气神儿仍很旺盛，认真听汇报，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其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把《荷花淀》办出特色，办出自己的风格，在发扬“荷派”的同时，要兼容并包罗各个艺术流派，不要一花独放，而要坚持“百花齐放”。除谈工作之外，他对我这个晚辈尤为关心。他不止一次问到我的创作情况。因为我是写诗的，他说，写诗和写小说一样，都需要有生活，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出访西欧的故事，出访之前有人劝他把自己包装一下，不要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土气”，他没有听劝，是穿中山装和布鞋出访的。到国外之后，—个国外作家很欣赏他的家做布鞋，提出要用自己的皮鞋换他的布鞋。当时他不肯换，他认为人家皮鞋的价钱要高出布鞋的多少倍，不想占人家的便宜。这位作家执意要换，才不得不换了。他这个故事是为他的“乡土文学”理论加了一个注脚，他说：“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他对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后来越琢磨越觉得有深邃的哲理。在中国人眼里是“土”的，在外国人的眼里就是“洋”的，反之也是如此，这就是“土”和“洋”的辩证关系。他这个理论，不但适用于搞创作的人，更适用于我们搞编辑工作的人。尤其是地方刊物的编辑，要把刊物办好，办出特色，首先要着眼于“土”，“土”就是地方特色。
作为一个晚辈，我要永远铭记绍棠叔叔的教诲，力争在创作上不断进取，写出自己的风格来，作为一名编辑，努力把刊办好，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荷味”，办出“土味”，才不辜负绍棠叔叔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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