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艺术上在继承了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创造的新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一方面借鉴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如他在写情和写景上接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艺术影响，但并未把萧洛霍夫的卡萨克情调和俄国的生活搬到自己的小说中，而是刻意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另一方面他又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族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奋斗精神，道德情操，伦理观念，运用健康优美的民族语言，描写和展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运河滩人民的美好理想和风俗习惯。
形散意聚的艺术结构。有认认为刘绍棠的小说“结构稍松，总体无力”，我以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我们分析一下《蒲柳人家》这个中篇，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乡野顽童何满子、老农民何大学问、一丈青、望日莲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整个作品所展示的画面中，无不透露出中华民族崇高的社会风尚——京东运河滩上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质朴、勇敢的生活态度；无不洋溢着抗日烽火雄雄燃烧的时代气氛。而表现这一切，刘绍棠巧妙的运用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无主角的大胆尝试，笔墨放纵，不事用功，客观描述，好似随意写来，但仔细品味，似乎又兼有工笔画之妙，因为人物刻画虽着墨不多，却能达到如工笔画那样毫发毕现，栩栩如生，风韵而见神采之效果。所以整部作品粗看似随意涂抹，结构松散，没有主从之分，但这正是刘绍棠艺术上的一个大胆尝试——创造一种散中见整，形散意聚的艺术结构。结构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决不能作为他的奴隶，削足适履的作法只能破坏艺术的美感。刘绍棠认为……主角戏往往把其他人物写成主角的佐料，把生活剪裁的失真，结构上也显得造作（《刘绍棠中篇小说集》后记）。为追求自然淳朴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极力按照生活的“主线”结构作品，不受结构形式的束缚，使艺术结构尽可能接近生活的自然，更据有生活的真实感。如在江苏《钟山》文学丛刊八零年第四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鹧鸪天》，在这部作品里他描写了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柳岸在彻底改正了五七年问题后，顾不得解决房子和婚姻等个人问题，而一头扎进工作、学习的激流中去的故事。这篇作品也如《蒲柳人家》一样，无波澜起伏的情节，只是通过描写几个人物的活动和命运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柳岸的活动虽是作品的主线，但却不是主角，县委书记应天长、房管局长袁有光、旅店管理处主任催秀君、待业女知青梦蓝、双突干部唐三彩、命苦心甜的农妇关青梅等人物虽都沿着柳岸活动的主线而陆续出现，但是各有其独立的却又互相制约的地位。他按照生活这样自然写来可避免脱离生活的弊病，循着生活这条主线去构造作品的支架，显示其自然形态之美，另辟自己独特的艺术溪径，这正是刘绍棠难能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其作品虽人物众多，但各具特性，各有其面孔，结构形似松散，实则神韵尽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八四年第五期上的《京门脸子》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作者仍然是按照生活的自然“主线”去搭作品的架子，通篇文章几个重要人物所占篇幅的比重相差无几，大有平分秋色之势，乍看好似没有什么重点可突出，但仔细品读，其奥妙的艺术效果便会萦绕于读者的脑际。刘绍棠从初创这种艺术手法的《蒲柳人家》开始，经过《芳年》、《渔火》、《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到八四年发表《京门脸子》，可以说这种结构作品的独特艺术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故事，便是一部性格发展史，而他们之间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一个总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剪影，使读者时时都能触摸到跳动着的时代脉搏。
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部文学作品其首要任务就是塑造人物，假若其结构不够紧奏，语言稍显粗造，但却写好、写活了一个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仍不失为艺术品的上乘之作，反之若果什么都好，而缺乏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艺术上将显得苍白无力。刘绍棠说：“衡量小说的优劣，作家的高低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这部作品或这位作家塑造了多少个性鲜明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又说：“什么是小说？我认为叙事 加对话，刻画了人物，就是小说。”
人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一部好的小说作品就是通过其中塑造的人物去反映一定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关系和生活的，刘绍棠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他虽不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鸿篇巨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么多，但他笔下的那些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却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里有乡野顽童何满、秋虎（《蒲柳人家》）、“我”（《京门脸子》）、青莲（《邵拂晓》），有三十年代运河滩上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何大学问、柳罐斗、吉老称、郑端午（《蒲柳人家》）、谷老茬子大伯（《京门脸子》），有运河滩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典型望日莲、何妞、一丈青大娘（《蒲柳人家》）、艾窝窝儿（《京门脸子》）、黄莲（《芳年》），有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如邵拂晓（《芳年》）、石在（《二度梅》），有运河滩上新一代劳动妇女的形象如青凤、关青梅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一个个小小的细节描写，向读者展现出了每个人物活动的社会大背景，这是刘绍棠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艺术特色。如《蒲柳人家》中的童养媳望日莲，她就活动在三十年代旧中国封建统治非常残酷的背景之下，但这时正是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之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望日莲虽然遭受封建家长的各种非人折磨，但在如火如荼的抗战时期，他又受青年学生周擒的影响，她身上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性格逐渐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纯真热烈的爱情思想敢于大胆表露，经过一系列周折，以及干爹干娘邻里乡亲同望日莲父母的斗争，还有那顽皮可爱的何满子的穿针引线，日莲终于跳出火坑，和青年学生周擒结婚。又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则活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实行责任制出现了翻天覆地大变动的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富民政策给广大农村带来了生机，运河滩的农民也过上了好日子，但他们并不满足经济上的翻身，特别是青年人，还要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花碧莲正是如此，她追求大学生俞文芊，父母竭力反对，他们嫌俞文芊“三间鸽子笼，巴掌大小院，憋闷死你，即使是大学毕业，拿上五、六十块钱工资，还比女儿少十几块”。但碧莲的标准却和父亲完全不同，他自有其爱情的标准，她追求的不再是院大房高，讲吃讲穿，一味追求金钱的物质生活，“我一不缺吃，二不缺穿，三不缺钱，缺少的是……”，花碧莲抬起头“一个给我脸上争光的人”。碧莲正是活动在三中全会之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的，倘使没有三中全会这样的历史转折，广大农村没有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她也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但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做基础，而今不愁吃，不愁穿，要一个给自己脸上争光的人，则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刘绍棠在揭示人物活动大背景的同时，又特别注意人物活动小背景的描写，也就是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他笔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基本都是京东的运河沙滩上，如《蒲柳人家》中的何满子，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就在运河滩上，“何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刘绍棠在《蒲柳人家》中描写出了许多人物与何满子的关系，有他的爷爷何大学问，奶奶一丈青大娘，姑姑望日莲，叔叔周擒，干爹干娘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何满子的爱。但在对何瞒子施爱的方式上却有各种特色，爷爷是冷中透热的爱，表面冷若冰霜，甚至还把他捆起来，实际则是菩萨心肠。爱在骨子里，奶奶的爱既溢于表面，又深埋藏在心中，把他捧为“小祖宗”，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飞了，丢下不管怕苦了，遇着事儿怕惊了。叔叔周擒的爱，则是给他教书识字，甚至宣传革命思想，。还有姑姑、干爹干娘等人对他的爱都各有其独特的方式，何满子就是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享受着长辈们的百般爱妩。
鲁迅曾经讲过，“画一个人物最重要的是画好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文学作品同绘画一样，也要求作家在艺术上要精心描绘，善于勾画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刘绍棠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在艺术上他不以离奇的故事赚取读者大量的眼泪，不想为了吸引读者而编造火呀、血呀、泪呀的“动人故事”，而是从写人物出发表现生活的。当然写小说要编故事，但必须在情理之中的可能性内，即其情节和细节必须经得起生活的检验。所以刘绍棠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惊险的情节，而象村边潺潺流动的清流，朴实无华，清澈见底。如《芳年》这个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孤儿邵拂晓的成长故事，他被一个穷苦人家收养，又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解放后由乡下进入城市，得到革命前辈作家和编辑的指教发表了处女作，而思想感情上也引起了春水微澜。邵拂晓的形象作者并未给其安排什么离奇古怪的情节，也未编造什么曲折的故事，而是以人物的亲身经历表现其性格特征。如作品中通过邵拂晓追火车和在天安门游行的洪流中寻找黄连这两个细节就把他和黄莲的深厚情意刻画的微妙维肖，还有《两草一心》中的石在通过他对华侨妻子的忠贞爱情和不原连累村邻姑娘春雪的细节描写，深刻揭示了石在的高尚品质和人民对他的一往深情。又如《蒲柳人家》对何大学问的描写，通过孙子与莲姑开玩笑“你和我爷爷一样爱吹牛打鼓，小心大风刮跑了你的舌头”，何大学问那种爱买弄玄虚的性格就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自吹站在通洲东门外的北运河头，抽一个响脆的鞭花借着余音，天津海河边都震耳朵，其鞭花的脆响犹如在读者耳畔啪啪炸响。还有象《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碧莲娘巧云，能说会道的两张巧嘴，只两句话，就让问题明了，他“从十六岁就爱保个媒，一张巧嘴能把死人哨得翻个身，三十年喝过的喜酒，足够开一个烧锅”。
语言的运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断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对于文学创作有其重要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作家用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把一幅幅生活画面和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示出来，离开了语言这个媒介是不行的，离开了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所以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矛盾也认为：“文学的民族形式的主要因素是文学语言”，刘绍棠自己也说过，不熟悉文学的性格语言，就是不熟悉人物，也就是不熟悉生活。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的那么众多的风姿绰约的人物形象，并使这些人物形象获得成功，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作者运用语言的功力。老作家孙犁说刘绍棠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由此可见刘少棠在人物刻画上善于采用个性语言，人物身份、性格、心理，全靠精当传神的个性化语言加以表现，他说“我个人偏见，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首先看语言。文学是人学，写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而不是一座矿，矿可挖空，泉源无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舍近求远。”如他的《蒲柳人家》写的是三十年代运河滩的人和事,作品中那个穿针引线的乡野顽童何满子的性格和业绩，大部分是取自他自己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在运河滩上打鸟、摸鱼、掏螃蟹、偷瓜、过家家、认字……，在他心灵深深埋下一棵种子，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回忆往事，如同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之中，村前村后，田野河滩，渡头路口，都如在眼前。如作品中望日莲的原形，是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掉的孤女的化身。和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是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为原形。何满子的奶奶一仗青大娘，是以他的曾祖母和一位姓扬的老太太为原形的。船老板柳罐斗、钉掌匠谷老称、老木匠郑端午、还有云遮月、何妞儿、郑整儿……，都是以他的众里乡邻为原形。作者熟悉这些人物，熟悉他们的个性、神态、相貌身世，尤其熟悉他们的性格语言，因而笔下的人物生动形象，轻松愉快。由此可见，作家的创作欲望必须来自生活中对具体人物形象的很好把握。要想在自己的作品中传神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则要真正掌握和准确、熟练运用所描写人物的性格语言。如《京门脸子》中描写小刘学士与干妹妹玉桃这两个少男少女真挚的兄妹之情，通过小刘学士上学，玉桃三次沿途阻挡，而一次和一次方法不同的描写，淋漓尽致的刻画出了乡村少年们那天真纯洁的心灵和深厚的兄妹之情。第一次玉桃在路旁草丛中等小刘学士是这样描写的：“我每天头顶着星星上学，最怕迟到受罚，一路飞跑，她早在村外池塘里洗了脸，一手提筐，一手拿镰，站在撒满露珠的草丛中，‘上学去呀？’她笑着问道，‘割草哪’？我也顺口答言，点了点头，没有停住脚，她跳到大路上，张开胳臂拦道‘念了好几年还没念够吗’？‘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只得站一站，‘念完了高小我还想上高中’。‘念书有吃饺子香吗’？‘比吃炖肉都香’。‘有吃糖葫芦甜吗’？‘比喝蜜还甜’。‘歇两天吧’！她的眼睛闪闪亮，‘你考第一名，等一等跟得上趟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从他的胳臂下钻了过去，一溜烟跑了。”第二次他（她）们相会是在小刘学士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一回小刘学士在学校挨了老师的打，头顶着藤秆子敲出的鸡蛋大的青包，满怀委屈，谷玉桃身背一大捆草迎候在半路途中。“约”！她拖了个长腔惊叫一声，“是马踢了你，还是狗咬了你” ？ “老师……找茬子打人”，我摸着眼睛呜呜哭道，“我背书……滚瓜烂熟，他硬说我……象吃热汤面咬字不真，吐字不正，打了我三藤杆子” 。 “你不会骂他吗”？她气岔岔地喊道。“天地君亲师，我怎么敢骂他呢” ？“你不会咬他吗”？她又恶狠地喊道。“师徒乃父子，我怎么能咬他呢”？“不上他的学啦！”谷玉桃扳过我的脑壳，掌心轻揉我头上的青包，嘬着嘴唇吹凉气，“都不念他的书，学堂关了张，老东西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筐，叫他张着大嘴喝西北风去吧”？“我敢不上学，家里把我打的贼死”！“你逃学呀！”她给我出主意，“你背上书包，假装上学，出了村就跟我搭伴，到河湾子打鱼、捞虾、摸螃蟹”，“好吧，我也受够了。”这是第二次他（她）们两人相逢的对话，第三次相逢是在小刘学士产生逃学念头，但睡了一觉脑壳上的青包消失之后又准备上学的路上。谷雨桃正在村外池塘洗脸梳头，见“我”背书包出了村，连连招手叫道：“快过来，到河弯子去”！“念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头也不回，飞跑而过，谷雨桃追不上，啐着我的背影骂我是贱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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