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自己缺乏为官的细胞和脾气秉性的刘绍棠，早已有了不能从政的自知之明，因此便断然辞官不就，决心终生在野从文，专心致志地写大运河。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神贯注耕耘着他那乡土文学的一亩三分地，终于获得好年景，那丰硕的果实堆成了一座金山。
“什么员我都敢当，什么长我也当不了”
每当枝青叶绿时节，我就倍加思念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特别是近来，在
纪念刘绍棠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思念之情变得尤为炽烈。
绍棠是个把心挂在胸膛外边的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们俩交谈大多时候都是我听他讲，我觉得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活电脑。每次谈话，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好的一课，无论是谈文艺，还是论人生说世情，都给予我莫大的启迪，而几次关于他辞官不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也不可当官儿的话题，更是使我的心弦受到强烈的震颤。
记得是198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绍棠应邀到新侨饭店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欢迎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招待会。我们是乘坐103路无轨电车从府右街去新侨饭店的。路上，绍棠的心情不像平时那样平静，小声地对我说：“可能要给我个官儿当，这事你看行吗?”我知道这是只对知心朋友才能讲的话，因此颇为兴奋，十分认真地回答：“那好嘛!这是件好事，至少能说明有关领导对你有公道的看法，我看可以考虑。”绍棠轻轻地扬眉笑着说：“一当官儿，写小说可就要泡汤了。”我接过他的话说：“未必是那样，别人能干只挂名不出力的事，你为什么不可以也试一试?”绍棠仿佛很有感触地说：“当官儿也能当出官儿瘾，一个作家一旦染上官儿瘾，创作就很难说了……”停片刻，他又转过身来，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补充说：“不行，还是不能干……”那次在103路无轨电车上关于他是否当官儿的话，说到那儿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绍棠给老首长(即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辞官不就的信，坦诚地阐释了他不肯当官儿，一心想在野从文的志向：“您(指胡耀邦同志)打算用我，不过是因为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使唤起来顺手。如果我在工作中跟您发生分歧，连几十年的交情都耽搁了。”“从政不如从文，在朝不如在野”；“什么员我都敢当，什么长我也当不了。哪怕是只管两个人的小组长，我也当不好。”
因为绍棠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中外闻名的神童、才子，具有同辈作家不可相比的广泛影响，所以，上级总是时不时地想给他安排个官儿当，直到他中风偏瘫前3个月，即1988年5月，北京市的几位领导还邀请他出任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对此绍棠依然是毫不动心，对他们的好意依然婉谢不就。婉谢不成，便代之以戏言，说：“你们叫我当官儿，那就叫我当主管房子的副市长，我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绍棠确确实实是不愿当官儿，而把写小说视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治穷，或曰脱贫，才是万事最当先的任务”
在与绍棠长期的交往中，我发现，不要因为从政而耽搁写小说固然是他辞官不就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文人当官儿弊多益少有深刻的了解。他曾大动感情地掏心窝子：“释迦牟尼在后宫见识的女人太多了，才跑出去当了与女人绝缘的‘和尚’。我16岁就接触官场，官场情态见识得多了，也就产生了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
基于这种认识，绍棠给犯了官瘾的官迷们勾画出一幅丑态百出、面目可悲又可笑的漫画：“官瘾大于财迷，甚于色欲，烈于吸毒，也严重污染了知识分子。”(《何日可见三秋树》)而对某些只尊崇大官，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新潮人士的嘲讽，又是多么尖刻辛辣、发人深省：“令我大惑不解的对官位、官职、官衔、官称最为尊崇叩拜的却是新潮人士。有位以新潮著称的记者，采访一位女部长，竟然问人家：‘您当上了部长，但您的丈夫才是个院士，难道您不觉得心理不平衡吗?’女部长咯咯笑起来，说：‘我这个官儿，他还瞧不上(看不起)哩!’女部长还说她平日一直给丈夫做饭，退休之后还要兼当打字员。这位女部长年近60,50年代中专毕业，思想多么‘陈旧’，竟然认为部长诚可贵，院士价更高，‘妻以夫荣’而甘愿‘夫唱妇随’。在我们那位新潮记者心目中，部长了不起，院士算老几?女部长嫁男院士，跌份又栽面儿。恕我嘴损，我怎么从新潮中嗅出了泔水味?也许是环境污染所致，恐怕要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转化一下。”(见《四类手记》第538页)
绍棠与朋友交往，从不以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厚薄，而是以人的品德、情操、志向作准则。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中指名道姓地批评北京市领导忽视运河污水治理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也能与素不相识的街头理发员侃侃而谈，结为朋友，并进而为低收入群众著文代言，大声发出“我们不否认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穷国，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穷国里面穷人多。治穷，或曰脱贫，才是万事最当先的任务”的呼喊。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我想起1996年年底在第五次作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异常平静的心态。作协副主席并不是有实权的真正的官儿。不过，它至少可以标志作家的文学成就和读者对其认同、拥戴的程度。按照我的想象，这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作为绍棠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和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他事后总会对我透露一点信息吧?可他没有这样做。这一消息最早我还是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得知的。我带着这一喜讯，兴冲冲地到绍棠家为他祝贺并不无戏谑地“指责”他为什么对我封锁消息。他谦和地微微一笑，依然像18年前我们初次相会时长兄对幼弟讲话那样真诚地说：“这算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写出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风雨考验的作品，至于挂个什么头衔，那都是很虚的东西，不必看得很重。通县人民政府授予我的‘人民作家光耀乡土’荣誉牌，才是最重要的。”
绍棠毫无官欲，当然就不会与别人争官儿当，比如他对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小名旦之一浩然(绍棠称孙犁、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为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大名旦，笔者称刘绍棠、马烽、李凖、浩然为四小名旦)理解、关心、尊重的友善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浩然走背字时，尚未得到正式平反的绍棠，就亲自登门拜访他，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未来写作。浩然写出新的力作《苍生》，绍棠亲临作品讨论会，为浩然创作的新收获击节喝彩，作了长篇热情洋溢的发言。浩然在河北省三河县筑起“泥土巢”，办起“泥土文学工程”，绍棠予以大力支持，让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倪勤拿着成功的中篇小说到浩然的泥土文学队伍里加盟。浩然中风后，绍棠多次在笔者面前表示对文友的关心，并两次委托我到三河看望、慰问浩然这位老实巴交的“咱们农民的一支笔”。对浩然的文学成就，绍棠由衷地佩服，写下了《我说浩然》一篇见解精辟、深邃的美文，称浩然“在生活阅历上比自己丰富深刻得多”。绍棠还说：“李凖和浩然，对农民在整体上比我了解得透彻。”绍棠一生写了一千多篇杂感、随笔，这篇《我说浩然》被绍棠选入几个集子里。最后，在精选的总数只有200篇文章的《刘绍棠文集》杂感、随笔卷中，又依然选了这一篇，可见绍棠对浩然是多么尊重!
绍棠对浩然情深，浩然对绍棠自然也就义重。1992年5月27日，通县档案馆“刘绍棠文库”揭幕，浩然高兴地从三河赶到通州为绍棠祝贺。1997年3月12日，绍棠驾鹤西行，浩然当天就写了题为《刘绍棠走了》的悼文，亲自送到《北京晚报》发表，对绍棠过早地逝世，表达了“悲痛万分”的深情，还说绍棠和其他同志对他的关爱之情“对他鼓起生活和写作的勇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5月，“纪念刘绍棠逝世3周年暨乡土文学讨论会”在通州运河苑度假村隆重举行，浩然身患重病，但依然应邀抵通州参加盛会以表贺意和对绍棠的思念之情。
面对绍棠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的精湛评说和他采取的明智做法，以及60多种总计近700万字风格独具、脍炙人口的作品，我常常暗暗思忖：绍棠虽幼年成名，人称卓异，但真正用于创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反右之前不足6年，不久便丧失了创作权利，白白耽搁了21年的宝贵时光。平反昭雪后，着实风风火火地大干了一阵子，可是，总共也未超过10年，紧接着就中风偏瘫，成了半倒体，一张稿纸写不满都要累得大汗淋漓。那么，最终他为什么能拿出那么多深受读者青睐的精品佳作，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多产、优产、稳产的文学大家呢?我想，除生活积累深厚，天资聪颖又勤奋努力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不管多么顺利、走红，也不头脑发晕飘飘然，更不被高官的桂冠所诱惑，而是始终在文学这条崎岖而艰险的小径上毫不动摇地向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地跋涉。看透了官场情态又深知自己缺乏为官的细胞和脾气秉性的绍棠，早已有了不能从政、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因此便断然辞官不就，做了个天下头号“大傻人”，决心终生在野从文，专心致志地写大运河。绍棠犹如一个梗着脖子的村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神贯注耕耘着他那乡土文学的一亩三分地，终于获得好年景，那丰硕的果实堆成了一座金山。可见，一个作家只有真正以文学创作为最崇高的天职，才是正道。大多数作家如果真的都是这样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才会大有希望。这就是终生不走仕途的完整职业文人刘绍棠身后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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