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之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自己稿费版税生活。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人，不过大都不能成功。这些人，一部分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一部分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版税收入当专业作家的，至少还有一位，他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参加了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又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二个月，由于刘绍棠申请，团中央批准他从事专业创作。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不易之事，可刘绍棠当时才仅20岁，他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呢？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就按他自己较为严格地说法：“我从13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蔡桂枝》发表之时，刘绍棠也不过15岁。当年（1951年）他又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可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简单进行一点推测。
另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从维熙，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写出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参加了由《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征文。发表获奖后，报社付给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当时是以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这就是说，这些稿费可以买90斤小米了。另据一资料记载，在当时实行供给制情况下，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发的生活津贴是相当于45斤小米价费。那么，从维熙的小小说稿费就相当于一般人两个月的生活津贴。再一则资料来自刘绍棠。他在1951年8月时，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去，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
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引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比较特别。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量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第一本书出版作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第一版收有《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库》一篇。全部作品发表于1952年，其中两篇写于1951年，作者当时15岁）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总和。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由千字15元涨了三倍，成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树的歌声》。此书计六万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万多册，达到两个定额，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算下来，该书出版收入又在两千元左右。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计十万四千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便有了提高，每千字达到18元。此书共印了六万八千册，达到三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便翻了三倍，成了54元。仅此一本书，收入便达到五千六百多元。是一个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是略低收入者十年的收入。
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八千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总和。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有些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当时获得调整的一级工资，大抵也就几元，高一点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来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说相当丰厚也不是夸张。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这是当时一般干部20多年的工资总和（当时除去工资，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其他收入）。除去这样一笔巨款，刘绍棠还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保证数十年衣食无虞。因为刘绍棠当时还有这样一种算法：
这笔钱存入银行，（当时年利率11%）每年利息为两千元左右，平均下来，每月收入160元，这是当时一位高级干部（行政12级）的收入。用这笔钱，已足够一个家庭正常开支。在刘绍棠，就可以完全不考虑经济情况地从事专业写作了。
每当枝青叶绿、草长莺飞时节，我就要想起刘绍棠少年时代的成名作《青枝绿叶》，想起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同成千上万的业余作者、读者、同学、乡亲、同事等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深情厚谊。
刘绍棠是新中国文坛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传奇人物。他13岁就开始发表小说；16岁时写的《青枝绿叶》竟被大教育家、作家叶圣陶看中，发表的当年就作为教材被选入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刘绍棠20岁就出版了7本书（其中有《运河的桨声》、《夏天》两部小长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他21岁被打成“右派”，成为文艺界“十大右派”之一；他被放逐乡野也毫不气馁，在荒屋寒舍土炕上写下了《地火》、《春草》、《狼烟》3部长篇小说；他52岁中风偏瘫后，在近9年的时间里，拼死拼活地劳神鏖战，在硬床和轮椅上，创作出《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3部长篇小说和数百篇随笔，创造了一个重残人的辉煌，并且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编选、校订了共计400余万字的10卷本《刘绍棠文集》。
凡是与绍棠有过接触、交往的人，都被他爽朗豪放的性格、把心挂在胸膛外边的火热情感所感动。其实，这不是他感情世界的全部，他的感情世界中还有温慈柔媚的一面，对人有求必应的平民气质和侠义精神就是最好的体现。举例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经历坎坷。1979年初，绍棠重新站起来之后，他请求绍棠帮忙找个工作。绍棠与他并不认识，但他亲自出面找了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为其解决了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后来，这位先生临终前还反反复复地嘱告孩子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刘绍棠伯伯。
《平凡的世界》作者、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是刘绍棠很重视的文学新人。路遥英年早逝，扔下一个需要好好养育的女儿。绍棠人缘儿好，交际广，路子多，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热心肠儿。作协领导找他商议，提出要找一个教育质量高，又有住宿条件的中学，以保证孩子的学习和安全。多情重义的绍棠马上想到了自己的母校通州潞河中学。绍棠是潞河中学校友基金会副主席，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校领导根据绍棠的推荐，于1993年春收留了路遥的女儿，给了她许多特殊的照顾与关心。
1990年初，绍棠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到自己的“瘫足已有三个脚趾能蠕动”。一位读者看了这几个字非常高兴，因为她丈夫也患了同病，医治一年，未见明显疗效。于是她便给《北京晚报》写信，请转信给刘绍棠。绍棠见信后立刻提笔给她回了信，告知该疗法疗效不大，肉体极其痛苦，自己已中止不用。后绍棠接到该读者的感谢信，觉得几天前给她的复信太简单，未能对向自己求助的病友尽到责任，于是又给其丈夫回了一封信，细说自己病情，并说，你比我年轻，恢复得会更好。但要面对病情的现实，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做坏的准备，争取好的效果，紧紧地握手！显然，绍棠是在结合自己的病情给一个不认识的病人做思想工作。话语句句情真意切，口气平等。一个著名作家如此平易、善良，在重病中连续两次不厌其烦地给素不相识的病人写信，以坚毅乐观的人生态度唤起他人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多么难能可贵！仅凭以上几件事，就可以理解刘绍棠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受人尊敬的作家之一，通州人民为什么连续10多年一直拥戴他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并且一连3届荣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他病逝以后，竟有成百上千的人自发到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
在绍棠70诞辰到来之际，写下以上文字以表达对他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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