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新闻采写，或副刊编辑方面；无论是文学创作，或为人处世方面，几十年来，萧乾先生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从来不让我这样称呼他，但由于他在上述方面，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指导、鼓励和帮助，我一直在内心里尊他为师。——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还是我当年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的介绍人。
难忘的第一次会面
我很早就知道萧乾这个名字。因为我在读初中时就读过他的《篱下集》，对书内贫苦人家的悲惨生活十分同情；对他文笔的简练、生动，十分钦佩。在许多作家包括萧乾的影响下，我在读高中时，很喜欢文学写作，而且喜欢到处投稿。寄出的稿件，有发表的，也有退的。当时最高兴的一次，是有一天忽然看到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登有我写的一篇散文：《魔术家》。为何特别高兴？因为该刊经常登的是我所敬仰的大作家的作品，没想到我那十分稚嫩的稿件也能登在它们旁边。可能是受到这一鼓励，我写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其结果，我写出的、一篇又一篇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习作涌向上海《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出乎我的意料，那些稿件居然大多被刊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者还在一篇《编后谈》中，赞扬了我的一些作品。但乐极生悲，不知我哪篇习作触动了某些人的痛处，我所就读的学校竟勒令我立即退学，我被迫到上海过早地走向社会。
在我最困难的时刻，许多好心人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其中，《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尤使我终身难忘。这位编者是谁？您一定会马上猜出，他就是——萧乾。
去上海前，我从未和萧乾见过面。除给他投过一些稿件外，也未通过信。只是在快要动身时，才给他发去一信，将我遇到的不幸，具体地说了说，请求他帮助。
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当时，我不到18岁，身材又特别矮，又是一口河南话，穿得又特别土，会面前，我非常自卑，生怕遭受白眼。不料，他见到我，竟满面堆笑，十分热情。他对我说，已把我急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报社的胡政之总经理，请胡尽快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他说，找工作，不能着急，得多方面想办法。谈话当中，他就把我介绍给与他同屋办公的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先生，请李帮我找工作。另外，他十分恳切地要我多给《文艺》写稿，说是可预开稿费。“如果静不下心创作，可写些书评。”他说，“不要评翻译的。评译作，得懂外文。要评最新出版的创作。你看到可评的新书，先买下。书钱，报社给你报销。”他这样细心地嘱咐，以后我每一想起，都不禁热泪盈眶。——我，不过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充其量，也不过是他所编副刊的一个积极作者，怎当得起他这样的细心照应！
得到多方面指导
在萧乾的推荐下，1946年10月，上海《大公报》扩充篇幅后不久，我就成为该报的一名员工了，当刘北汜（他是接替萧乾主编文艺副刊、兼为《读者之页》主编的散文作家）的助手，而且还荣幸地和萧乾坐在同一个房间内办公。
那时，萧乾早已不编《文艺》了，但比编《文艺》时更忙。原来他早已是《大公报》的社评委员，还兼着复旦大学的教授，那些方面的任务不断增加。他每周只来报社一两次，大部分时间在复旦。就这样，他还多次向北汜兄询问我编报的工作学得怎样了，何时能单独操作。一次，我正为《读者之页》选稿，他走过来对我说：“不管你编什么副刊，都要注意这么两点：一、对所有来稿一视同仁，既不要埋没好稿，也不能迁就名人；二、不要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一阶段，他还抽出一些时间关心我的写作。“你不要一有个工作就满足，”他说，“你应该有大的志向。要不断学习，不断写作。”当我又重新燃起写作热情，大写特写我爱写的东西，并且又到处投稿时，他又及时警告我：“千万不要以写稿自娱，以多产为荣。千万不要满足于东也发表一篇、西也发表一篇，到处有你的豆腐干的稿件。你应该做到，人家一看到作者是你，急着要看你的文章。”因为当时我正试着写小说，他对我说：“你不妨把小说分成两大类，诗味浓的和戏剧性强的，你可都学学，看哪一种写着顺手，就写哪种。“当然，”他具体地指导我，“关键还得看你写的题材是什么，塑造什么人物，写什么情节，再考虑是诗味重些好，还是戏剧性强些好。”
这一阶段，他指出我的文字翻译味太重，过分欧化，让我多看些我国作家的创作。他多次从家里带来他所喜爱的我国作家的作品，要我精心钻研。其中，有厚厚的、精装本的《沈从文习作选》（里边还有萧乾的注解），有芦焚的、得过《大公报》文艺奖的小说集《谷》，和同一作家的散文集《江湖集》《看人集》……他告诉我：他当年进《大公报》是沈从文的推荐，对沈的作品特别有感情。他幼年时寄人篱下的坎坷遭遇，和沈年轻时独闯江湖的艰苦经历，有不少共同之处。他说：“艰难困苦并不可怕。人贵在有志气。有志气，就会有成就；无志气，就会被困难吓倒。”他说，他刚进《大公报》时，处境很不好，有人嫉妒他，时常坐在他旁边，把两只脚伸到他的办公桌上。他要我好好珍惜我进报社后人人对我友好的好环境，多工作，少说话；多写作，少逛街……他向我推荐芦焚的作品，也有他的用意：“你们都是河南人，语言文字比较接近。”他这样解释。
“要服从组织安排”
1948年4月，我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工作。不久，萧乾也来到香港。翌年春，我突患重病，又是他在我特别困难之际，给予最大的帮助。当时，香港与九龙间，深夜无轮渡往来，交通基本断绝。而我正是住在九龙，发病又正是深夜，又必须到香港就医。怎么办？总务科的同事可难为坏了。那时，我已神志不清，完全不能自主，是萧乾亲自和九龙的警署联系，特许报社找一条船，把我渡到香港就医。我进医院后，来医院看望我次数最多的，也是萧乾。他每次看到我，总是说我的病不要紧，他在英国时也患过类似的病，很快就好了。他同那个医院的院长好像在英国时很熟，每次来，院长都陪着他，而且几次答应我，一定尽早让我出院。
解放后，他脱离《大公报》，先后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译文》编委、《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我呢，改行搞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先后在沪、津、京等地的《大公报》、《经济日报》当记者、编辑。但不管我们是否在同一个城市上班，我们未断过联系：我时常给他写信，提出一些问题，请他指点；他从来都是每信必复，耐心回答我的问题。1953年秋，我们在京城会面了。当时我对搞经济报道十分厌烦，托他给找个感兴趣的工作；或对他的老友、时任我报副社长的李纯青先生说说，给换个工作，他婉转地对我说：“如果我是你，一定服从组织安排，不迁就个人兴趣。我觉得，组织上对一个人的工作安排，总是比个人考虑得全面。把你安排在你现在的岗位上，一定有它的道理，你最好还是服从。”我让他请李给换个工作的事，他也办了，但他对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纯青啊，韦芜现在正闹情绪呢，你知道吗？”他要李多做我的思想工作，扭转我不切实际、兴趣第一的想法。没过几天，李纯青就显得十分得意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你看，你有牢骚不给我说，给萧乾说，结果呢，你给他说的，他全告诉我了。”
受到更大教育
以后，他那种处逆境而不惊，依然勤奋工作的乐观精神，给予我更大的教育。
1957年，他第一次遭受不公平待遇后，就无法从事他所喜爱的文艺创作和编辑工作了。他把全部精力投到了翻译方面，翻译了外国许多名人的回忆录，还翻译了一本十分好看的《里柯克讽刺小品选》。我去看他时，他绝口不谈政治方面的事，只谈些家庭琐事。我因为坚信他一直是个好作家、好记者、好编辑，所以谈话中也从不涉及报刊对他的所谓“批判”。我们谈了些家常后，往往是他想起我是一个经济报纸的记者，便很快地转换话题，向我推荐起《子夜》一类的书。他处境那么糟糕，依然关心我的写作：“你要多积累生活经验，业余勿忘练笔。”他告诉我：“本报讯”写得特别出色，也不容易。怎么算出色？永无止境！
到了“文革”时期，他的家被抄，房子被没收，全家五口被赶到“干校”。等他们回来时，只有一间屋、另加半个门洞住。萧乾住在门洞里。唯一的一把待客的椅子，门洞里放不下，平时要吊在梁上。我每次去，他需把椅子从梁上放下，我才能有个座位。但就是这样的处境，他竟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与人合译了一本长篇名著《战争风云》，还译出一本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
1979年，他被彻底“平反”后，创作、翻译的作品，简直像喷泉那样不间断地涌出，如《一本褪了色的像册》《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负笈剑桥》《在洋山洋水面前》、《搬家史》《红毛长谈》《这十年》，等等，等等。特别让我敬佩的，他居然能在八十开外的高龄，与其夫人文洁若译出一本特别难懂、难译的百万字名著《尤利西斯》。当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时，他还认真地说，这只是他应尽的一份责任。
1999年2月，萧乾病逝于北京。他虽然告别这个世界已有6年多，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各方面的指导、鼓励和帮助，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他给我的印象，他给我的影响，是诉说不尽的。他不仅过去一直是我的老师，并将永远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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