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萧军建议举行的。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麽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
萧军所说“应当有个政策”，是指党对文艺事业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说要党定一套政策让艺术家个人服从。但萧军哪里预料得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后果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压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书中回忆这一段说：萧军虽然积极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却不打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若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和一些人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考察。但毛泽东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写信给他，留他晚一点参加了会议再动身。
1942年5月2日，文艺座谈会开幕，中共高层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萧燕说：“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我父亲第一个发言，父亲提出：第一，党不能够完全领导文艺，鲁迅先生就不受共产党领导；第二，政治、军事、文艺三家是各自独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后他又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这样很多人就不满意了：党要培养齿轮螺丝钉，你要成‘第一’哪行？！”
萧军讲了40分钟。许多人也都发言，开了大会开小会。萧军果然与一些人又争执起来，他担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静，不愿继续参加会了，以致毛泽东5月5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覆。”
妻子王德芬写道：“很明显毛泽东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她也苦劝丈夫不要太不通情达理，“怎麽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
萧军耐着性子开完了会。
做不做得到“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
关於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迄今，集体人格扭曲、畸变的过程，现在成为热门课题。不少人说，这一过程其实滥觞於延安时期整风运动。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那一天，萧军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国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萧军对中共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汉”，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
但是萧军和其他知识分子又不同。钱理群讲得很精辟：萧军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於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在彼岸。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萧军爱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边唱个痛快。他甚至亲自设计、定制了一件俄国式衬衣，绣上白色花边，胸前还紥上绿树枝的图案……这一切都使萧军在边区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让人侧目，孕育着危险，他却浑然不觉。
可以想象，一个具有他这样特立独行个性的文人，与革命队伍讲求党性、铁的纪律、步调一致，其间注定要发生水火不相容的冲突。萧军与周扬之间就起了摩擦：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艾青等人不满，他们讨论后要萧军执笔，写成“商榷”文章。萧军本来对此兴趣不大，但寄给《解放日报》被退了回来，使他愤愤：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就将周扬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一起送给毛泽东。毛提示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於是就在《文艺月报》第8期上登了出来，其中尖刻挖苦的句子，周扬看后必不好受。
整风期间，批斗作家王实味，最后以莫须有罪名处决，是跃跃欲试要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压服思想不驯、不“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萧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卷入到这一事件之中。
王实味於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近200万字马列经典。但他有一支杂文利笔，还办了份壁报《矢与的》，对延安的不良现象尖锐抨击，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讽喻抗日前方炮火连天，而延安却上演京剧《玉堂春》、周末跳交际舞的辛辣名句：“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这些文章，被重庆、西安那些与共产党明争暗斗的国民党势力拿去做攻击边区的“炮弹”，边区这边当然恼火，便批判、审查王实味，王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
萧军并不认识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看到王运交华盖，他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反映。萧军真的去找毛泽东。想不到毛一听谈王实味，马上封门：“这件事你别管”。萧军解释：我并不想管，是有位朋友叫我来问问。毛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在当时，“托派”是跟“日本特务”一样杀头没商量的罪名。萧军听毛泽东这麽说，就不便再提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文抗”派一些作家当代表去旁听，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动员去了。王德芬写道：几百个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后边根本听不清前面的人说些什麽。萧军忍不住大声说：“让他（指王实味）把话说完再批判也不晚啊！”会场上人们的目光一时集中到萧军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会后萧军跟人议论说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记忆中他说的是“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陈学昭听到，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灿然等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断然拒绝其要求，将四名代表轰出门去。他馀怒未息，即刻写了一份题为“备忘录”的材料，交给毛泽东。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风小组会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他是主席团成员，又是鲁迅研究会总干事，轮到他发言，萧军当着两千多人，出人意料地掏出《备忘录》公开宣读一遍。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团成员——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与他辩论。萧军不信邪，不怯阵，以寡敌衆，从晚上8点一直辩到凌晨2点，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最后站起来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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