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天津。离天津不远的胜芳镇，集合着一批解放区文学、新闻工作者，筹备进城后创办天津日报，其中有孙犁。孙犁正为报纸的第一期副刊备稿。他提供的不是小说、散文、诗，而是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专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天津日报诞生。《谈工厂文艺》成了孙犁向这座新生的大城市和它的市报致敬的第一份献礼。当时36岁的孙犁并不知道，他将从此在天津，在天津日报生活、工作、创造、奉献53年。那时他并不知道，这篇不显眼的文章，贮存着、释放着他的文学生涯将从此转折，文学道路将从此转轨的信息。他更不可能意识到，在文学史研究意义上，这篇文章作为新中国成立前获解放的这座大城市新文学建设的第一声，贮存着、释放着解放区文学向新中国文学转变的信息。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更久远，孙犁循着他的文学转轨之想躬行。不知为何，孙犁研究者们和文学史家，忽略了国初孙犁的意义。如今孙犁周年忌日将临，回顾往事前尘，由不得触发了我的反思。
新天津的热情歌者
孙犁珍视他在革命战争烽火岁月留下的文字，日后他说那是他战斗的青春的遗响。孙犁也珍视他在国初为新生的天津写下的文字，其时他已逾而立之年，但我们仍可认为，那是他又一种青春、建设的青春的遗响。
在《谈工厂文艺》中，孙犁以作家的敏悟和论家的史识，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
他为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1949年1月，攻城枪炮的硝烟未散，孙犁就走笔《新生的天津》，记下了天津解放日全城劳动人民既兴奋又严肃的感觉：“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2月，孙犁又在《人民的狂欢》中，留下了天津元宵节之夜——解放之夜以及第二天庆祝解放大游行的历史画面：“光彩夺目，漫长的红旗，在天津迎风招展。壮大的工人的行列，并举着高大的红旗，红旗举在他们手中，特别显得有力，旗在召唤。”“天津的工人同志，多少年来在心里向往着红色的旗帜。今天，他们从心里把红旗扯出来，招展在他们的厂里。”
人进了城的孙犁，心亦进城，他迫不及待要立即走到工人中去。1949年4月他给老友康濯写信：“最近我要求抽一定时间去工厂写些速写和报告。写关于工人的小说，一时不易做到，但速写是可以的。”孙犁实际下厂到1950年7月才被批准。人进厂，笔也进厂，一批文学速写几乎与他眼前飞转的纱锭同步产生：7月6日写《学习》；次日写《节约》；9日写《小刘庄》；7月26日这一天写了两篇：《团结》和《宿舍》；8月1日写《挂甲寺渡口》；21日写《慰问》；转天写《保育》；9月15日写《厂景》；11月8日写《保卫》……这段时间孙犁给康濯写信，兴奋和欣快之情溢于言表：“我近来的工作情形是每天去工厂跑跑，回来就客里空一篇速写，已速六次……”“我的工作法是写短东西，有收获就写……”
孙犁从进城后任天津日报副刊科副科长，编务既烦且累，但一股融入新天津、歌赞新天津的激情鼓荡着他。下厂之外，经争取，1955年与1956年之交，他获得采写东郊白塘口乡的机会，于是新作如冬春之雪飞上报纸版面：《妇女的路》（1955年12月10日）、《刘桂兰》（12月12日）、《青春的热力》（12月13日）、《一天日记》（12月21日）、《津沽路上有感》及《积肥和择菜》（1956年1月）。
他这些写天津棉纺工人区和津郊农村的作品，辑为《津门小集》出版。孙犁在后记中说这些作品是“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同时他在写给冉淮舟的信中，更坦露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珍惜”：“写作它们的时候，是富于激情的，对待生活里的新的、美的之点，是精心雕刻，全力歌唱的”，“这些短文，它的写作的目的只在于：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作及时的一唱！”
这就是国初孙犁。他以年轻人般的青春的心怀，拥抱青春的城市。
时代曙色里跳荡赤子之心
激情岁月燃烧着人的激情。孙犁日常行状，慎独守静，好学深思，才智内敛，话语无多，端严沉稳，不好交游，不涉官场、文场、节场。然而国初孙犁的活跃姿态却出人意想。下面我们摘录几则当年孙犁致康濯信，以窥一斑：
1950年2月9日信：“近来……被选为天津青联委员，因此时有讲演之类。……在一千多人场合讲三小时，真是声嘶力竭……”如果不是亲笔书信，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孙犁还有这般大堂之上、千人之前、宏论滔滔、声情并茂的演说家鼓动家风采。
1949年11月9日信就更有意思了，记得是孙犁受邀在天津人民电台发表广播讲话的情形，他称之为试了一把“新玩意”，不无幽默地对现场绘形着色：“照稿宣读，半点钟四千五百字，一个劲念，一个劲看钟，以便调剂速度……静静地（的）大房子里，面对如花似玉一个女的，宣读你的大作，真是‘灵感’得很……”
1950年5月26日信也很有趣：“昨日此间中西女中校庆纪念，邀弟讲演……在大庭广众之下效说书人姿态，演了一遍，颇得女孩子们掌声不少，亦云奇矣！”
那掌声的余韵竟延续数月，8月4日信：“明天又要去中西女中参加她们的返校节”，“女孩子们很热情来邀，更不好意思驳回”。
同信他还告诉康濯：“另，下学期弟到此间师范学院担任一点点功课，17个人一班的创作实习。为什么又揽这个？是因为弟有时也苦于接触人太少之故……”
千人大会足讲三小时不辞累，电台录播兴致盎然，一而再给中学生们讲演热情不减，兼学院创作课自得自安……这可太不像平时孙犁啦！也并不奇怪，天津解放，全国解放，阳春召我以烟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孙犁更喜欢。天津的新地新天新人新景，让孙犁编报、写作之外，情不可抑，热心参与缔造蓬蓬勃勃新现实的诸多社会活动。江山已改，本性亦移者，国初孙犁也！
新天津文学的志愿组织者
孙犁向来以文学队伍中一名“散兵”自命，然而国初孙犁却表现出了充沛的文学组织热情与才能。
孙犁的《谈工厂文艺》，是他作为新天津文学志愿组织者的首次亮相，他提出：“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起工人自己的文艺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指一个目标：“歌唱出他们今天的主人翁感觉，建设的热情和生活的幸福！”在天津解放前夜，在历史行程转折关头，孙犁预见了文学发展的大态势，归纳出行动纲领性意见，非单纯作家身份者所能为。
1950年春孙犁接连发表了《略谈下厂》、《关于生活报告》二文，回顾1949年天津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指出这些作品第一工人喜欢看，第二质量还比较薄弱；展望1950年的创作，孙犁提倡和组织报告文学和纪实性文学写作，“如果我们能有十篇几十篇关于天津各个产业行业的深入的全面的带有思想性的报告，那不只是我们编辑工作的收获，而是整个工作的收获。”他的动议可说是建国时期党报副刊工作创意策划的范例，反映着国初孙犁积极参与建设新文学的自觉、热忱和服务全局的心胸。
1951年元旦刚过，孙犁发表《祝1951年的创作》一文。这是一篇年度文学述评：“去年一年，本刊在反映天津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劳绩上，尽了微薄的努力。”文中有两个统计数字：这一年天津日报副刊所刊稿件，“有百分之七十是反映天津工人阶级在各种产业上的努力和进展”；而作者，则“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工厂工人和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员”。这是两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报纸副刊的性质、导向、格调、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都涵盖其中。这篇文章又是对1951年的年度文学展望：希望今年的作品不止于表现天津解放两年以来工人生活的浮泛表面；希望我们的文学既表现青年工人，也表现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表现工厂组织领导人员，表现工人家属；希望对天津各个阶层包括妇女工作、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医务界组织赴朝志愿医疗队、工商界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都加强反映。总之，“文艺工作者应该用不愧于这个光荣行动的激情表现出来，垂照历史，教育人民。”
孙犁反复强调文学反映现实促进现实发展的功能，并不断形成组织创作的策划。1952年5月，他将自己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发言，整理成《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一文发表，中心内容仍然是倡导“多写一些形式活泼、生活充实的速写和报告，以求能迅速反映天津人民的爱国增产的热情和成就，和伟大的现实相称”。他还具体点题，如：“大规模建筑新房，为工人解决居住问题，是天津市目前重大的新鲜事物之一……我们还应该多写”。
文章合为时代而作，作家当为时代而歌，孙犁的主张和策划，兼顾重点与全面，兼容文学与社会，贴近解放初天津老百姓的生活与心思，追踪天津新变巨变的今天与明天，用以鼓动和导引作家的创作激情。他把解放区文艺的经验融进新中国新天津的新现实，同新的作家群新的读者群相结合，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探讨着解放区文学向新中国文学转轨、农村文学向城市文学转轨的新的路途。国初孙犁作为自觉融入并志愿推进新天津文学的一位作家和组织者，他的器识和才能，在当时发挥了切实的时效性，5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深蕴其中的启迪。
尽心尽力尽识尽才一园丁
国初孙犁集作家、报人、园丁于一身。在本位上他是创作家，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评论者、组织者、辅导者。在主位上他是记者、编辑，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宣传者、组织者、辅导者。在兼位上他是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深谙创作规律和作者甘苦，又具备大局意识、以组织和培育新天津文学队伍为己任的园丁。
“一个刊物的职责，主要是培养作者，发展创作”，1953年孙犁在《论培养》一文中如是说。他并不欣赏刊物只发“头牌”作家的作品，他更追求的是通过办报办刊“训练出一班新人来”。为此他要求自己和同事：①建立起刊物与作者亲人般的关系；②刊物和作者的联系应经常、广泛，不能只靠临时打个电话要稿；③编辑要关心一个时期里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全部情况；5编辑了解作者的生活和经历，才能看出其作品的优缺点；⑤选稿着重的不是作品技巧，而是生活与情感的真实，及作品的教育意义；⑥改稿要非常细心，不应大删大改或是替作者写文章；⑦帮助作者要具体、有针对性，不应提出过高的或千篇一律的要求；⑧欢迎题材和表现方法的多样性，尊重创作个性；⑨对新作者要热情还要耐心，编辑要懂得文学创作的规律；⑩作品发表后，编辑要向作者反馈读者意见；如果有不利于苗圃的风刮过，编辑要保护创作。上述这些，并非孙犁制订的编辑守则，而是他本人的认识和实践体会。可以想象，为体现这样的编辑职责水准，孙犁在副刊编辑岗位上，奉献过多少时间、精力、心智、才能。
艰辛的耕耘有丰硕的收获，50年代的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鲍昌、韩映山……都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个苗圃领受过浇灌培育，有的成了大树。七、八十年代，贾平凹、铁凝等，也都在这块园地留下过早期作品。更使人瞩目的是，从天津解放始，50年代、60年代，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走出了一茬又一茬当时全国知名的工人作者：滕洪涛、大吕、董相，还有影响更大的阿凤、万国儒。一时间，天津崛起的工人作家群成了新中国文学一道耀目风景。是孙犁把工人作者们吸引了来，为他们组织报社副刊写作小组，坚持数年。每次活动孙犁都有发言并整理成文发表。平时孙犁还亲自为他们改稿，有的稿件改写一遍又一遍，足见孙犁培养工人作者的热心与耐心。孙犁还为工人作品写评论，他评介几位工人作者的七千字长文《论切实》，宏观、具体，理切、词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当解放初城市文学、工人文学草创期，孙犁就提出了写工人政治生活、生产活动是“最重要的东西”，“再和工人的社会生活结合，和工人的家庭生活连接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工人生活的整体”这样的主张，突破“车间文学”和狭义的“工人文学”，使之提升为社会文学、人的文学。
从1949年1月进城伊始，孙犁就倡导工人文学，直到1979年，孙犁还为《阿凤散文集》作序，为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作小引，他对工人写作的扶持，30年不衰。这是何等的关怀、情义、责任感和使命感呵！拳拳之心，至今跃然纸上。孙犁实践了通过报纸副刊编辑工作“训练出一班新人来”的诺言。他为新天津文学和新中国文学育才，所付出的心血、气力、器识、才具，永远为后人缅怀。
首途于文学转轨的世纪之旅
当孙犁和他的同志们集结于胜芳，等待解放天津的礼炮响起之时，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了。为迎接这新的文学时代，他倾力组织、培训一支文学新军，他也在自策自励探寻自己的文学新路。1950年1月19日致康濯信中，他表示自己要在所熟悉的战争文学、乡村文学之外，“向别的生活和别的心灵伸一伸我的笔触，试探试探。愿这是我写作生活的一个划界，以后或是能写或是能写得更多更广宽有力，或是不能再有所施为……”他对友人说，这是“我的决绝之辞”。
《津门小集》留下了孙犁初踏文学新路的足迹履痕。他试图走近并进入城市工人生活，他是十分认真的，那热诚和努力叫人感动。他出身农村，已有的文学声名植根于农村。现在他面临着“写作生活的一个划界”。作为革命战士，他人进城，思想随之进城。作为作家，他的心、他的笔也要进城。第一步就是文学视点、文学视域转移，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民转向工人。国初他那么急于下厂，争取采写城市工人生活的机会，有文学路标转移和他创作心理转移的背景。他就是想尽快开辟和建构自己城市生活的文学观察面和点。由于他原有的农村视域视点根基深固，而新辟的城市视域视点暂时还很浅表单薄，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地，孙犁观察和感受城市生活，只能依托他驾轻就熟的农村生活平台，以熟悉的第一视点导引生疏的第二视点，借农村写作的灵感激发城市写作的灵感。他比照冀中的鱼苇之乡端村，来认识天津的工人区小刘庄（《小刘庄》）。他联想勤劳节俭的农村老大娘和日夜摇动纺车才能赚到一双袜子的农村女孩子，来表现天津棉纺厂工人爱护国家财富反对浪费棉花纱布的增产节约行动（《节约》）。他连接劳作间隙的农民、作战前后的战士躺在林荫山坡上休息的情景，来描绘城市工人下班后回宿舍休息的情景（《宿舍》）。写《挂甲寺渡口》风光，他着意点染海河里行驶着从冀中来的满载棉花的对艚大航船……劳动者的生活和心灵是容易相通的，孙犁写《津门小集》，使城与乡、工与农共守着审美情感的同一平台。
然而“生活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积累起来的”，孙犁深有所感地说。他更明白“把在农村积累的生活、感情，拿来写工人”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写罢《津门小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孙犁没能在狭义的城市文学和城市化文学的写作上继续前行。这条文学新路，本应是康庄大道，但对孙犁及与他相同出身背景的同辈作家而言，这又是一条过于生僻的新路。建国初期进城的解放区作家，包括文名已著的作家，真正走入工人区的没几人。孙犁毕竟认认真真走了第一遭。
孙犁探寻新路的同时，没有放弃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创作，并有《风云初记》、《山地回忆》、《铁木前传》等名作诞生。表面上看，这些作品的创作与孙犁身处的城市生活，与他要开拓的文学新路，相离相隔。但从深层看却不然。诚然，移家天津的孙犁，几十年间从未割断与农村血脉相连，内心时时抗拒着城市的躁动和喧嚣，1982年12月14日致铁凝信中他更声言：“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但孙犁又懂得另一条创作规律：“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了很久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答（文艺学习）编辑部问》，1954年11月）他曾以鲁迅为例，说鲁迅的生活根据地是他的故乡绍兴农村，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故乡人物为原型，但是鲁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身在北京，鲁迅写作的时候，着眼的不只是家乡的农民，鲁迅除了有自幼年开始的关于故乡生活的深厚积累，还有对时代各方面的生活、各种人物的丰厚知识和感情的积累，要是鲁迅走不出绍兴，不可能有他小说创作的成就。因此孙犁确信：“如果一个作家，困守乡村，足不出寨墙一步，不是有些作茧自缚吗？”（《鲁迅的小说》，1952年10月17日）孙犁也以自己为例：“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答（文艺学习）编辑部问》）《铁木前传》的创作更典型，这篇农村故事的写作缘起和创作动机，孙犁自己说“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可见，嘈杂纷扰的天津城市生活，并没有限制了孙犁的文学想象，相反，因了天津这座“码头城市”的繁嚣，倒引出了《铁木前传》里的诗与清纯，否则可能根本就没有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
文学创作劳动，作家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包括与城乡环境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道理很微妙很深。孙犁有《谈赵树理》一文，认为赵“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他在故乡山西，在抗战、土改、解放战争中，应大时代的需要“陡然兴起”，“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他离开了乡村，进了城市，从山西来到北京。“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孙犁原本和赵树理同一出身与成长背景，但他到头来没有与赵同一宿命。进城以后他也曾不适应，但他跨越了不适应，把它作为跨进新的文学时代、新的前进方向的契机。国初孙犁，不是失去了而是焕发了新的、青春泼辣的力量。新生的天津成就了孙犁文学的新生。孙犁重新走到新的时代文学的前列。他顺利地从解放区文学跨进新中国文学。他参与缔造和推进新的天津城市文学、工人文学。就个人创作言，他这枝在革命战争年代绽放的奇异的花，进城后不但颜色并未暗淡，反而更灿烂。他固然怀恋故乡泥土，但他更受到新的乡土的玉成。60年代他身罹病患，70年代他身陷劫难，但到底他迎来了历史新时期。八九十年代已入衰年的他，一丛丛晚华不似朝华更胜朝华。这是孙犁文学新路的深化和高扬。孙犁穿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天烽烟，跨过建国时期的红旗如海，进入夕照欲燃的晚年。他90年的人生成就了前后两座文学之峰，国初是两峰间连接的台阶。他70年的文学长旅有前期与后期，国初是两期间过渡之桥。台阶和渡桥就筑于海河之滨。双峰相聚，在祖国文学原野。双期交并，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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