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1946年的旧期刊中翻检到一封陈白尘致上海某编辑的信，该信未被已出版的任何有关陈白尘创作生平的书提及。而信中言及的《升官图》等几部剧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陈白尘的喜剧创作情况不无意义，联系几十年后陈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反思，不能不让人对中国政治讽刺剧的兴衰起伏大发一番感慨。
该信落款处的时间标明“廿一晨”，从内容及当时情况推测，大约是1946年2月21日所写。信中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弟现住□兄旧居之屋，但殊少写作时间。即使写些，也是耗子尾巴式，所以至今未曾向沪寄稿也。《升官图》已在《国民公报》连载，不日即将上演；《岁寒图》于月半前演出，成绩平平，但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结婚进行曲》于弟在蓉时即曾函蓬子要求收回版权，如今置之不理又行再版，不知是何道理？请于便中代为一洽为感。日前弟已与群益有约，将此书交该社作为全集之一种出版也。”
按信中所言《结婚进行曲》写于1942年妇女节前夕，约一个月后在重庆演出。它的前身是独幕剧《未婚夫妻》，约写于1940年春。因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结婚进行曲》在第二次重演时，曾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禁演。
《岁寒图》写于1944年春，据《岁寒集·后记》称，该剧“一直到1946年春天，才首次在重庆演出。而‘票房价值’又不高，除了《新华日报》以外，很少引起一般批判家的重视”。尽管如此，从上面的信中可知，在重庆上演期间，“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可见这部描写民众在那个时代穷困潦倒的剧作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陈白尘平生最得意之作还是《升官图》。他曾因屡次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和剧作，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忌恨，所以抗战胜利后，重庆就有陈白尘在成都被捕的传言。为避免真落入当局顽固派的魔掌，陈白尘不得不躲进《华西晚报》主持人田一平的住所，寄寓了二十多天。正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他写成了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并在1945年10月至11月间的《华西晚报》副刊《艺坛》上发表。由上面的信可知，该剧还在《国民公报》上连载过。1946年2月旧政协会议之后，《升官图》一剧公演，大受群众欢迎。“在渝轰动一时，弄得大小官儿啼笑皆非”。国民党当局不好公开禁演，便对它在各地的演出百般破坏，阴谋捣乱，甚至唆使众特务在剧场门口大小便以阻止观众。但这样做终究没能阻拦该剧在各地的迅猛演出势头。4月下旬开始，《升官图》又在上海连演，观众场场爆满，光华剧院的玻璃门竟因观众拥挤而破碎。当时的影剧评论说：“‘上艺’的《升官图》上演以来，连日客满。对于大官小官，陈白尘未免‘缺德’；而[黄]佐临的喜剧手法和丁聪的漫画装置服装，更加强调了这些人物的可鄙可笑。是本年度话剧的一部杰作。”
由于影响大，上海群益书店很快出版了《升官图》单行本。这部讽刺剧自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
国共内战爆发后，身在国统区的陈白尘继续拿起讽刺之笔，连续写了《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三部电影文学喜剧剧本，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顽固派。但这三部剧作均被当局的检查官“枪毙”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并不多，尽管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剧作针砭时弊，中国国民也需要这样的思想深刻而又通俗易懂的作品唤醒麻木的神经，但是，随着战争的动荡不安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解放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的冲击，陈白尘这位有才华的擅长写讽刺喜剧的作家，正值创作年龄的鼎盛期，本应写出更多更精彩的讽刺喜剧剧作，却在《升官图》风靡各地之后，渐渐停止了他手中的笔，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创作“冬眠期”！
1955年，他在编选自己的作品集《岁寒集》时，就禁不住感叹：“不图六七年来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新作！”懊丧之情溢于言表。1957年，他在中国剧协一次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解放后有几部能经常上演的剧本？不多！每个剧作家又写了几部作品？不多！”他还举例说吴祖光抗战八年写了十个剧本，郭沫若在1942年后的三年里写了六个剧本，而现在写了些什么？——陈白尘说的是别人，却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
60年代以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依然不断，到“文革”时达到极至。陈白尘后来能够活下来就属万幸，更勿论创作讽刺喜剧了。在那个文学家个个“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年代，哪能产生什么像样的讽刺文学作品？
待到春回大地、拨乱反正之后，陈白尘总算能够重操旧业了，然而人却老了，体也衰了，才情已大不如从前了，尽管有很多写作设想，却最终未能圆梦。他曾忧伤地说：“得承认自己是‘江郎才尽’。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写写散文之类，是因为写不出剧本来了，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的需要’。”话里话外，透出了多少无奈和遗憾！
陈白尘晚年还曾有过创作一部《鬼趣图》的冲动，想勾勒一幅“新官场图”，使之与昔日的《岁寒图》、《升官图》合成“三图”，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讽刺喜剧“三部曲”。但这一愿望终成了泡影，残酷的岁月，已把他喜剧创作上的智慧灵光消磨殆尽，梦想，永远停留在了梦想中。
《升官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的高峰，也是陈白尘创作生涯中的扛鼎之作；《升官图》以后再难以产生类似的作品，这是陈白尘个人的历史悲剧，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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