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
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间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
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
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
1956年，上海《文艺月报》小说编辑茹志鹃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她是根据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部队卫生队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写"我"和小通讯员的认识过程展开情节而成的。
《百合花》写好以后，先后投寄过两家文艺杂志，都被退稿了。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被转给了《延河》文学杂志。不久就发表了。该小说在《延河》刊出后，立即得到大文豪茅盾先生的关注，茅盾读了《百合花》，啧啧称赞，并写了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了这篇小说。这对当时"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的茹志鹃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也是一个扶持，更是这位女作家命运的转折。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也是她写小说的处女作。但开初，《百合花》的命运不佳，几乎被当时的"左视眼"当作"毒草"来批判。
茹志鹃正处在危难之时，茅盾先生在１９５８年６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该文一万多字，其中以二千多字的篇幅分析、欣赏并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茹志鹃的《百合花》。茅盾先生写道："《百合花》可以说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百合花》有它独特的风格……它的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作者善于用前呼后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这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在发表茅公评论的同时，全文转载了茹志鹃的《百合花》，这在《人民文学》也是破天荒的。
文学大师茅盾的关怀与肯定，使小说《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我国文坛的新星。她的创作也一发而不可收，佳作频出。接着，她连续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阿舒》和《第二步》，则是《百合花》中主人公的延续与发展。１９７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了茹志鹃的１８篇小说，出版了小说集《百合花》。后来茹志鹃又创作了《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两部作品，后者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个时期，她还出版了小说集《静静的产院》等。迎来新时代的茹志鹃摆脱了思想上的精神禁锢，她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思想更成熟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收入《草原上的小路》一书，文学大师茅盾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
序言说"……作者并不正面写十年浩劫，而是写十年浩劫后解放了的大小干部的心理状态。从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其所感受是各种各样的，我以为这样的写法，比诸正面写十年浩劫，更发人深思，更耐人咀嚼……"的确这样，广大读者读这本小说集中最"发人深思"、"耐人咀嚼"的要算《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两篇作品，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严峻的故事，又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证实中国革命过程中曾被极"左"思潮这个人祸造成了多少灾难？！她这两篇新作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无论揭示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尖锐性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还是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性格的刻画以及艺术表现手法、风格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与变化。这两篇小说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都触及到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同是描写当代人物思想感情，却在清新中增加了冷峻与深思，同是俊逸抒情的笔锋，但已令人感到含而不露的愤慨。更可喜的是这两篇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作家也为自己别开生面，意识流"流"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剪辑错了的故事》，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写得美仑美奂，曾被旅美作家聂华苓誉为"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是我所看到的国内小说用这种手法最成功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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