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人特别具有社会良知，我写过一个专访《70年代青年》，就是写这些沂蒙山人的品质，这都给我很大触动，我想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在中国不管哪个作家，他不了解人民想成为一个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不管写散文、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沂蒙山人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人多少要有良知。
李存葆，作家，1946年生，山东五莲人，1964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新时期以来，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多次获全国、全军级文学大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参加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与王光明合著）分获“中国潮”文学奖和全国报告文学奖。近几年致力于多种题材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有《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等散文集出版。《大河遗梦》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其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1989年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二十本世界文学丛书中，收有《高山下的花环》。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少将军衔。
说山东籍作家，不能不说李存葆。但凡接触过李存葆的媒体大概都有共识：这位直爽、朴实又热情的军旅作家，其实再低调不过，对外来媒体的采访，几乎一概拒绝。李存葆的同班同学朱向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其时（注：1985年，李存葆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李存葆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以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业。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有如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我和他的两位室友也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啊……”
不接受采访，但要他谈山东，谈沂蒙，李存葆还是很乐意的。“沂蒙文化是很庞杂的。沂蒙自古就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抗日英雄很多,我在《沂蒙九章》里也谈到像诸葛亮、刘勰等名人都是出自沂蒙地区。”谈起沂蒙文化，李存葆永远都是自豪的口气。沂蒙在旧社会是个很复杂的地方，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的原因,还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这里许多农民生活贫穷，贪官污吏耀武扬威，苛捐杂税太多，常发生暴乱。但是，沂蒙人比较善良。他在《沂蒙匪事》里也谈到了人性的另一面。《沂蒙匪事》是把民间流传的、地摊上见到的故事加以了整合并文学化了。
谈到沂蒙文化对写作的影响，李存葆解释说，自己不是沂蒙山的，是五莲县的，原来属于潍坊，属于崂山山脉，现在属于日照，因为写了《高山下的花环》，有人认为他是沂蒙山人。其实五莲从来不曾划到沂蒙，五莲是建国以后才组成的县，五莲和诸城都属于潍坊，李存葆所在的镇就是革命烈士王烬美的故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现代文学史上的臧克家、王愿坚都是诸城的。”李存葆说起家乡的历史，滔滔不绝：“沂蒙山那边我常去，对沂蒙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我觉得沂蒙山人特别具有社会良知，我写过一个专访《70年代青年》，就是写这些沂蒙山人的品质，这都给我很大触动，我想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在中国不管哪个作家，他不了解人民想成为一个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不管写散文、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沂蒙山人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人多少要有良知，在中国一个作家不了解农民是当不了作家的，在中国任何人向上查祖宗三代大多是农民，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在民间，文化传承主要还是通过民间。”
在《高山下的花环》之前，李存葆就有近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单是诗歌就有500余首。这位作家当初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实在是太偶然了。他说：“我刚当兵时学炮兵指挥专业，军里组织考核时，我得过计算兵第一名。一次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决定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去。开学那天他生病了，队长就让我去。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我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那时候发篇文章是很难的。从此团政治处便让我转行了。”
当时李存葆很喜欢炮兵指挥业务，并不特别偏爱文学。但是走上这条道路后却一发不可收拾。从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到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以及电影剧本《百年老屋》，有40余次获省级以上文学奖，9次获全国、全军级文学大奖。1995年，李存葆创作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全国第一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同时获全军“八一”奖。如果说当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徐怀中的《西线佚事》打破了军事文学长时期的沉默，标志着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集体登场，那么《我为捕虎者说》则标志着李存葆创作上的重大转折，他从此走向了大散文的创作。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万森、周志雄、李建英合著的《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中，对于李存葆从小说转向报告文学，再转向散文创作的“转向”问题进行过深入剖析。“除了年龄的原因，写作时间上的限制（近年来公务繁多，没有大块的集中时间），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轨迹中找到一些必然性。李存葆的早期创作就显示了他是个思辨强于想象的作家，他不习惯他的老乡莫言那样天马行空地去虚构故事，他的写作都是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当年写作《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深入老山前线做专访，然后在大量的生活材料面前虚构了故事。《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是一个建立在实证调查之上的小说。在凝思现实的同时，李存葆习惯考辨古今，沿波讨源。他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大王魂》、《沂蒙九章》，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文学性“报告”。这些报告文学的成功直接影响了李存葆近十年的散文创作。李存葆是个用写报告文学的方式写散文的作家，小说家的叙事和报告文学的实证思辨造就了李存葆散文的独特性。
李存葆本人则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我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我是喜欢编故事的，但现在我不大愿意编造了。有人说现在凡是人类能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人们想不到的也发生了。当今的社会太复杂了，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看生活往往看不透，我就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他说：“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而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是散文。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不论是记、传、书、礼、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烁今之作。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亲。”
综观李存葆的创作题材，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是敏感的社会大题材、大制作，李存葆几乎没有那种书写自己个人性情的文字。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认为，李存葆是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不论是他早期的小说，中期的报告文学还是近期的大散文都明显表现出这一点：《高山下的花环》取材于对越自卫还击战，《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写文革历史带来的悲剧，《沂蒙九章》表现沂蒙山人对战争的忠贞与付出，《大王魂》深入乡镇商业经济的崛起过程，《大河遗梦》、《最后的野象谷》、《鲸殇》、《绿色天书》等大散文反思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后的罂粟花》、《沂蒙匪事》追问人性破坏的历史与伤痛。即便是从“斗蛐蛐”、“打虎”、“儿歌”等小处入题，李存葆也会寻根问迹，思考关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他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闲适派散文重新风靡文坛，许多作家、学者都加入到记游怀旧、吟咏风月的性灵散文大军之中。李存葆独辟蹊径，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投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之中。他的散文观与众不同：“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写散文比写小说付出的精力更大。李存葆说：“将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汉字小方块，排列成稍大一点的方块，并鼓捣得活蹦乱跳，明智达理实在不易。假如后人选编今人的《古文观止》，如果当今哪位作家有一篇作品入选，那就很值得庆幸，如果能选上几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了。”写小说，每天能写六、七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2000字。李存葆说自己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他也很关注当代沂蒙作家，比如苗长水的作品《染坊之子》、《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犁越芳冢》等都写得不错，最好的还是《犁越芳冢》。他认为，苗得雨散文也写得比较多，他那代作家是倾向于乡土文学的，把写作当成一种生命方式，非常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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