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著名乐评人金兆钧日前在回应西安选手炮轰金钟大赛时说：这样的心态不是个好心态，我很不满意！
金兆钧说：“我听到某个职业的选手被非职业的PK掉的时候，很不高兴的说了一句‘我相信邪不压正’，我很不满意！似乎你是职业的你就是政府，别人就是“邪”，我想这样的心态不是个好心态。”金兆钧强调，作为竞赛，总有人入围有人被淘汰。但作为音乐来讲，没有好坏，只有高低之分，或者有层次之分。职业的歌手可能经验多一点，更成熟一点，但也可能这一成熟就变得比较僵化、比较定型，或者说唱油儿了，一上台就知道要去征服观众，然后不管你观众怎么欢呼，他都要镇得住台。年轻的歌手可能技术上有些欠缺，经验不够丰富，不会上台不会下台，不会“起范儿”，上来就唱，唱了就走，像这些他们今后可以学习改进。
而对于西安选手质疑本届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的赛制变化，金兆钧回应说：“这样在广场上直面大众的演唱最能表现出歌手的真实水平，我在比赛中听到了陕北民歌、秦歌等很有地域特色的歌声，这非常好。其实目前有很多歌手，包括一些小有名气的歌手都上不了广场，成了晚会歌手甚至假唱歌手，这对他们发展很不利。这次听说要到广场上去唱，有的选手就哆嗦了。但歌手就是要为大众服务，他们应该到广场上去，学会面对大众。不管是多大的腕，也需要大众的掌声和拥戴。”金兆钧肯定地说，在比赛中，一些自由音乐人或者非职业的歌手，他们的表现胜过了一些所谓的职业歌手，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看到更多惊喜。
青年周末：能否可以这样说，选出张靓颖这样的歌手就是你们的目的？
金兆钧：可以这么说。有一定唱功，又有市场，有星相，有人缘，做流行歌手这些是必要的，唱得再好老百姓不喜欢也不行。还有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要觉得不快乐了，得别人逼着唱那不行。
青年周末：从这个角度说，湖南卫视提出的“快乐女声”、“想唱就唱”，这些理念你认同吧？
金兆钧：我认同啊。歌如果唱得好，噱头可以有，如果唱得不好，所有的噱头都不必要。选秀节目没有什么错，给了那么多人快乐的空间，大众需要娱乐。只不过我们这个比赛有专业上的要求，不能像选秀那么娱乐罢了。
抵制“霸王契”，打通中国流行音乐产业链
中国音协，以民间组织形式存在的“国字头”协会，为何要将金钟奖办成流行音乐的“选秀”大赛？成名后的超女快男前仆后继地解约天娱，凸显的是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完整产业链的尴尬。“音协希望借金钟奖打通整个产业链，这是内地唱片业最大的需要，从教育到最终的营销都存在问题。”金兆钧说。
青年周末：您说过要借金钟奖打通华语音乐市场的产业链。
金兆钧：对，《美国偶像》和《英国达人》身后都有唱片公司接着，优秀选手一出来，马上有人给他制作自己的音乐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流行歌曲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发展进程获得了空前繁荣。每当人们回忆起那些闪光的年代，就不由得想起那些歌曲的诞生和创业的激情，《让世界充满爱》《乡恋》《我热恋的故乡》等一批作品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更迭而光环褪去。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形象、精辟地阐释了30年来流行乐坛的风雨历程。
金兆钧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之初，作为流行歌曲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当然是《乡恋》，这首歌在演唱上使用了探戈节奏和气声的唱法，因此引发社会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可视为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由于抒情歌曲的重新兴起，内地一些作曲家受到刚刚传入的港台歌曲，特别是邓丽君、刘文正演唱的歌曲的影响，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探索和尝试，一些年轻歌手在演唱方法上也有所模仿或学习。这些现象在当时都引起了一些争论，但这些争论并没有影响到流行歌曲在探索中的创作与发展。应该说1980年到1985年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启蒙期或发展期。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香港电视剧的引进，像《血疑》《霍元甲》等电视剧插曲也都伴随着流行音乐的形式传播开来。这中间还包括《搭错车》及台湾校园民谣的传入，内地歌手王洁实、谢莉斯就因演唱台湾校园民谣而红极一时，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歌手们学习了新的演唱方式，词曲作家们还通过扒带子、录音学习了新的创作手法和制作方法。过去，我们没有分轨录音的概念，一直都是一起唱一起奏，出了错就得从来。后来才知道录音是可以分录的，甚至一个一个地录，然后再进行合成。到了1986年，这一学习有了很好的结果。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的推出，使《让世界充满爱》《一无所有》成为经典之作。
这时候的流行音乐可分为两大类，即抒情流行歌曲和摇滚。在这一年中，他们同时显示出了自己的创作佳绩。当然这时期还有很多创作歌曲。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这一年设立了通俗唱法的比赛。自此便有了美声、民族、通俗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实际上，这种格局的出现，宣布经过几年的争论之后流行音乐开始融入主流文化，而且很多歌手通过这一平台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流行音乐也从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各种大型演唱会、比赛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全国。
“西北风”是1988年歌坛的集中表现，《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等一批典型作品。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优秀歌手，比如大家熟悉的刘欢、杭天琪、田震、那英等，他们都是从那时开始成名的。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前几年是“西北风”的全盛时期，到了后期则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个是俚俗歌曲的出现，像《悔恨的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些作品多以民谣体的形式关注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但这股风很短暂，到了1988年下半年内地有了唱片引进版制度，出现了港台歌曲全面进入的状况。这时间人们认识了张雨生、童安格、罗大佑，包括小虎队在内的港台歌手，从而使内地流行音乐有了自我调整的机会。
应该说，从1989年进入第二个改革开放的10年，有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的媒体开始进入市场化和都市化运营，报纸有了娱乐版面、电台有了娱乐性、生活性的直播节目，再就是卡拉OK的引进，这些都使得流行音乐有了更新的发展。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再次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使得流行音乐开始向现代化方向拓展，也就是以现代文化产业方式的运作，其中包括制作体系的建设。
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不能不提，那就是1991到1993年之间，成功推出了一些以包装方式进入市场的歌手，他们中有杨钰莹、毛宁等人。1994年里流行乐坛的这种努力再次收获成果，一大批歌手成功推出，比如林依轮、甘苹、黄格选等一批歌手。
随着社会的进步，包括科技、生活、经济的进步。流行音乐开始向多样化转变，不仅都市气息更加浓厚，都市人的怀旧情绪成为主流，比如《小芳》《九月九的酒》等作品，体现出了流行音乐更本质的特点。这一阶段，摇滚乐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1998年至今的这10年间，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前20年，生活节奏空前加快，流行音乐相应进入到一个更加多元、分散的时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来自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流行音乐从创作、制作到传播都进入了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空间。以2002年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为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作歌曲，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加之彩铃的相继介入，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应该说，娱乐业在生活的高度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之后，也引发了娱乐业的兴旺，新的文化现象随之产生，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以电视媒体覆盖的选秀节目。这些选秀节目常常以演唱为主，随之产生了一批非传统意义上的明星。他们唱歌未必有多好，也未见得经过专业训练，但他们的人气陡然超过以往奋斗多年的歌手，这些给歌坛带来的冲击并不算小。
但无论怎样，30年来确实留下了不少好作品和经受住考验的歌坛明星，包括刘欢、毛阿敏、韩红等一批颇具实力的歌手。用一句歌词来形容这30年来歌坛的情形再恰当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不过，这当中由于发展过快，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试图补上世界流行音乐将近100多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的流行音乐也有过徘徊，也走过不少弯路，也还有种种不足。
对于当下，金兆钧坦言，目前我们的流行音乐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未来的时间可能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因为现在具备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宽容，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往更好，这是值得乐观的。但同时有几个问题也值得注意，一个是我们的文化产业的政策环境，尤其是著作权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30年来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著作权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网络非法下载。应该说，如何维护创作者和投资人的权益，是对新的政策环境的一个挑战。
第二，流行音乐毕竟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而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起步很晚，因此缺乏机制、机构方面的建设，相关产业链还不够完整。再就是急需懂得现代经营的经纪人才，其中包括销售与推广方面的人才。
最后就是关于流行音乐的教育问题。近来我们发现，年轻一代创作力不足，尽管也设立了相关的专业或院校，但总的说来还缺乏成功的教育体系。如果这三个方面能得到更好的建设和发展，其前景应该比现在还要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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