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本书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可是世人知之甚少，叶永烈在历史的“角落”里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
戴厚英回忆说：“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说，她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破帽常戴，吃亏常在。”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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